元和三年的科舉案，牛僧孺在策論裏原本是爲民請命，是替老百姓說話的。
宰相李吉甫和唐憲宗實行的政策很激進，是以犧牲節度使的利益爲前提，把稅賦儘量的上交國庫，集中力量對付幾個不聽話的節度使，但是打仗，老百姓肯定受到的傷害最大。
糧草、兵源，都得從老百姓的頭上拿，無論仗有沒有打贏，有一點是確定的，那就是生活在底層的百姓的日子更加艱難了。
爲了活下去，有跑進深山、落草爲寇的，有賣兒賣女求得一餐溫飽的。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但牛僧孺沒有想到，這樣的一份討好的卷子竟然將自己捲進了漩渦，考場考生加上主考官吏總共三四十人受到牽連，流放、貶職，牛僧孺出名了，他甚至把宰相李吉甫都給拉下了馬。
科舉案之後，牛僧孺被打上了主和派的標籤，在洛陽的伊闕當了個小官，一干就是4年。
度過了頭兩年的惶恐之後，牛僧孺開始明白，他的職業生涯要麼和李逢吉、王守澄這樣的人物聯繫起來，要麼就那樣算是走到盡頭了。
牛僧孺是長安人，人很聰明、學習成績很好，詩寫的不錯，甚至開創性的寫過一本志怪歷史小說《玄怪錄》，魯迅先生對這本小說評價相當的高。
在牛僧孺的朋友圈裏都是當時的才俊名流，包括白居易和劉禹錫，但相比白劉二人，牛僧孺顯然更明白政治的真諦。
牛僧孺的父親叫牛幼簡，爺爺牛紹，都是朝廷裏的小官吏，家庭普普通通，沒有背景，想要仕途有一番起色，站隊是必須的。
公元814年元和九年，在出兵淮南的關鍵時刻，李吉甫突然死了，也就在這個時候，牛僧孺告別縣尉，當上了一名監察御史，此後官運亨通。
公元822年唐穆宗長慶二年，經過八年的努力，牛僧孺在李逢吉的推薦下擔任宰相。
牛僧孺是有治理能力的，在武昌軍做節度使的六年，整頓吏治裁員減負，造就了一個繁華的武漢城。
但是他所在的是愛好和平的黨派，以和爲貴，跟地方節度使的關係搞得不錯，一定程序上是他們阻礙了中央集權發展。
於是，在政績的對比上，牛李兩派中李派獲得的票數更多。
後來牛僧孺和李德裕仕途上的升遷，與其說是牛李黨爭的結果，倒不如說是皇帝與太監博弈導致的，宰相成了雙方奪權的工具。
穆宗、敬宗朝，王守澄控制下的李逢吉是政事堂的老大，上到皇帝下到百官，實行的都是和平政策，牛僧孺的仕途一帆風順;
到了文宗朝，皇帝開始覺醒，爲了奪回自己的權力，重用李仲言、鄭注等人，牛僧孺就成了政治的犧牲品。
宰相是文官的首領，他們也想過反抗，得到應有的地位，在太監和皇帝之間再建一個山頭，於是就有了835年的甘露事變。
甘露事變後，仇士良爲首的太監集團重新控制朝廷，皇帝成了擺設，牛僧孺的仕途又開始通暢，先後擔任東都留守、襄陽節度使。
但武宗的上臺，李德裕受到重用，也宣佈了牛僧孺政治生涯的結束，被貶到廣東做長史。
公元847年，唐武宗剛去世一年，牛僧孺也死在了回長安的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