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爲大家帶來解讀晚唐名相牛僧孺，只要肯努力爲之，就可人定勝天，希望對你們能有所幫助。
牛僧孺是晚唐時期的名相，一生大半時光都奉獻在朝政當中。今天就來看看牛僧孺爲人處事的思想還有主張吧!一般認爲，牛僧孺是一個堅定的儒家信徒，他本人也時常以儒家自居，史料更是記載他“不喜釋老(即釋迦牟尼和老子，在此代指佛教和道教)，唯宗儒教”。在此基礎上，牛僧孺也受到了當時的革新派思潮影響，因而在他的政治主張中還有改革圖新的成分。牛僧孺認爲，命運是應該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因而無論是天子治國，還是人臣爲政，都應該積極面對，全力以赴，不應該消極懈怠，猶豫觀望。唯有如此，國家才能長治久安，天子和大臣才能各行其道。簡單來說，牛僧孺相信人定勝天，只要肯努力爲之，並且順應基本的規律，即使是國家命運和歷史趨勢同樣可以改變。
細細究來，牛僧孺的思想基本繼承了荀子“制天命而用之”的理論，屬於唯物天道觀的哲學範疇。不過，牛僧孺並沒有將“人道”和天道”純粹地對立起來，而是將二者有機地結合爲一個整體。他指出，“天道”具有一定的發展規律，人一旦弄清並利用這種規律，就能夠無往而不利。因此，牛僧孺雖然提出了人定勝天，但是又說明人必須遵循萬事萬物的發展規律，也就是所謂的“人道”。當時的著名學者柳宗元非常推崇牛僧孺的學說，並且號召大家進行學習，足以證明牛僧孺在當時的哲學界亦佔有一席之地。
唐中期之後，各類宗教開始盛行，“因果報應”學說被民衆普遍接受。而牛僧孺作爲當時社會最傑出的思想家之一，對這種學說予以了辯證的解讀，在當時的思想領域也可謂一個重要的創舉。他據孔子“以直報怨，以德報德”學說爲依據，表明人不能不辨是非地濫用善心，更不能對什麼人都心存善念。比如面對一個十足的惡人，最好的方法是讓他得到懲罰和限制，甚至是將其處死。如果對他一味仁惹，非但無濟於他的向善，還會助長他的邪惡，同時也會爲自己招致更大的災禍，所謂“對敵仁慈就是對己殘酷”。牛僧孺的這一學說，在愚民政策風行的古代社會，無疑是一股逆流，同時也是一溼清泉，爲當時社會的人們學會獨立思考提供了堅實的理論依據。
與此同時，牛僧孺還是一個無神論者，這同樣繼承自儒學大家荀子的學說。由於古代社會科學相對落後，很多自然現象都無法被人類理解，因而一些別有用心者便將這些現象僞造成天意神蹟，從而達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對此，牛僧孺在《象化化》一文中指出，人類的活動受自然的影響和限制，而並非受神的影響和限制。比如古代社會的人們相信龍能化雨，因而一且遇到大早年頭，就會殺牛宰羊祭祀龍王，希望上天能夠降下雨露。牛僧孺據基本的農學知識表明，每年之中降水都是有其固定規律的，什麼時候降雨，降下多少雨，總歸不會相差太多。與此同時，這種相差的時間和雨量也有規律可循，即每甲子年內，其變化規律是基本不變的。
接下來是關於人性的論述，牛僧孺的觀點更加具有先進意義。衆所周知，人性是人類社會活動之根本，因而自古就是哲學家研究的核心內容，而孟子的“性善論”和荀子的“性惡論”基本各佔了人性理論的半壁江山。牛僧孺結合二者的理論認爲，入性根本無所謂善與惡而是與利益存在着必然聯繫。簡單來說，如果不涉及自身利益，每個人都可以保持善良之心，而一旦牽扯到自己的利益，則多半會被邪惡之心矇蔽。比如弟弟遭到外人欺負，哥哥當然會挺身而出，但是一旦哥哥與弟弟之間發生利益衝突，自相殘殺的激烈程度往往會超過與外人相鬥。牛僧孺據此提出，凡事都要遵循趨利避害的人性本質，尤其是統治者推行各類政策。
再者就是牛僧孺的歷史觀，簡單來說可以總結爲六個字，即“重人事，輕天道”。牛僧孺認爲，無論是朝代的興衰，還是政權的更選，最主要的因素都取決於人，因而他在《訟忠》一文中寫道：“支壞非天也，興衰由人也。”如果主明臣賢，天下之人都會親近朝廷，那麼國家的興盛繁榮就指日可待了;而如果主昏臣庸，天下之人就會疏遠朝廷，那麼國家一定會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因此，如果君主想要國家昌盛，必須遵循“親親賢臣，遠小人”的基本規律，以便取得最廣泛的民意支持。爲了幫助統治者辨別良莠，牛僧孺還引經據典，列舉了諸多賢臣與小人的特點，其用心之良苦可見一斑。
在此基礎上，牛僧孺還總結了“禮法法兼用”的政治策略。所謂“禮”，簡單來說就是道德與論，牛僧孺主張首先在全社會範圍內樹立道德模範，同時加強道德教化，讓每個人都能夠生出榮辱觀。應該說，道德對民衆的約束在古代社會是重中之重，很多無良之徒根本不懼國家法律，卻在道德面前規規矩矩。然而，正因爲如此，才讓那些無視道德之徒鑽了空子，既然道德對他們失去了約束力，法律對他們便根本構不成震懾。對此，牛僧孺在加強道德教化的同時，又進一步加強法律要求，如此就讓那些無視道德之徒心生忌憚，從而在最大限度上保障了社會的繁榮安定。
牛僧孺認爲，使國家走上繁榮安定只有一條道路，那就是讓民衆儘可能地富足起來。道理很簡單，國家政權到底要依靠收取稅賦的方法保持生存，國家能夠收到的賦稅越多，經濟實力就會越強大，政治影響也就越廣泛。而多收賦稅的方法大致有兩種，一種就是增加徵收的比重，比如之前每入收取十分之一，現在每人收取十分之十;還有一種增收方法是提高民衆收入，比如之前每人手中有十塊錢，按照十分之一的比重收稅可以得到一塊錢。此時民衆手中有了一百塊錢，那麼再按照十分之一的比例收稅，就可以得到十塊錢。相比之下，前者的做法雖然省時省力，卻是殺雞取卵和竭澤而漁的做法，註定無法長久。而後者的做法雖然費時費力，卻是高屋建瓴，藏富於民，有利於維護國家的長治久安。
在外交方面，牛僧孺主張以盟約的方式避免戰端，因而強調以誠信待人，並且提出了“以信求誠”的總方略。牛僧僧孺指出，自古以來的所有戰亂爆發，最根本原因都是彼此不能建立互信關係，尤其是中原王朝和邊疆少數民族之間的爭端。通常來講，邊疆少數民族雖然荒蠻未化，在誠信方面卻普遍比號稱禮儀之邦的中原王朝做得好，因而中原王朝只要加強誠信建設，同時保持強大的軍事存在，自然能夠避免邊禍。應該說，牛僧孺的這種外交理論擁有強大的儒家理論的支持，同時也有利於緩解當時唐王朝的外交困境。但是說到徹底解決邊患問題，在唐王朝已經屢次失信於人的情況下是否合理，恐怕要打上一個不小的問號。
最後是軍事方面，牛僧孺提出了“重義輕戰”的主張，即凡事都應儘量尋求政治層面的解決，而不是過分倚重戰爭手段。在政治學領域，有這樣一條世人皆知的名言一一戰爭是政治的延續。也就是說，只有到了政治無法解決問題的時候，才能考慮使用戰爭手段，當然準備戰爭的弓弦要時刻緊繃。要要知道，但凡發生戰事，國家經濟和民衆生活必然受到嚴重影響，且最終的勝負無人能夠預料。可惜的是，牛僧孺的軍事主張應對外族有餘，處理內務卻顯得不足。原因很筒單，當時唐王朝最大的問題是藩鎮割據據，而藩鎮割據的現象之所以出現，就說明藩鎮已經失信於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基本無法使用政治解決問題，牛僧孺的軍事主張也就顯得不合時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