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青史譽爲“世之偉人，國之重臣”;“千古人豪，百世衡鑑”的明朝成化年間兵部尚書王竑，是中華傑出的歷史文化名人，他在國家處於危急存亡之秋，置自身安危於度外，赤膽忠心，報國安民，做出一番驚天地、泣鬼神的事業，從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多領域繼承和弘揚了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
王竑，字公度，諡莊毅，號戇庵，晚又號休庵，甘肅河州(今臨夏市)人。明朝正統四年(1439)進士，名列二甲，觀政戶部。因連遭家喪，正統十一年始授戶科給事中。他從小樹立起很高的志向，常以西漢名臣汲黯和朱云爲榜樣以自勵。
此時的大明王朝中，由於宦官王振專權，文武官員多方攀附，結黨營私成風，朝政黑暗。正統十四年七月，王振逼駕親征蒙古瓦剌部落，因倉促應戰，致使五十萬大軍在土木堡(今河北懷來縣境內)全軍覆沒，英宗被俘，數十位重臣陣亡。土木堡兵敗的消息很快傳到北京，朝廷上下人心浮動。八月二十三日，郕王朱祁鈺於午門視朝。“竑率諸給事廷劾王振，歷數其蠱政誤國之罪”。讀彈文未起，王使出待命。衆皆伏地哭，請將王振滿門抄斬，以安天下民心。王振死黨、錦衣衛指揮馬順厲聲喝叱言官，令羣臣退朝。王竑想起王振及其死黨平日裏的所作所爲，怒從心頭起，揪住馬順的頭髮說：“你們平時助振作惡，今事已到此，竟然還敢這樣放肆!”邊罵邊咬他的面頰。“諸給事爭起助竑”。曹凱等大臣蜂涌而上，一頓拳腳將馬順當場打死。朝堂秩序頓時大亂，“文武諸大臣皆驚避”。郕王恐，遽起入宮。“竑率羣臣隨之”，又索振黨、內使毛貴和王長隨二人，“請置於法”。太監金英見事急，從門隙退出二人，頃刻間也被擊殺。曳三尸陳東安門，軍民猶爭擊不已。許臾，又捉來振侄王山跪於庭中。郕王怕將事情鬧大，又欲起身入宮，賴於謙出面穩定住一度混亂的局面。隨後縛王山至市凌遲處死，“振族屬無少長皆斬”。籍王振家，得金銀六十庫，玉盤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株，珍玩不計其數。
這時明朝建立已七十多年，承平日久，忽逢土木之變，上下惘然不知所措，聞王竑廷擊權奸，“捐其身以爲天下明大義”，皆振作其氣。“及事定人安，公之名由此以起”。“所至令行禁止，人望而畏之，曰‘此捶殺馬順者。’竑名自是滿天下”。於是，各地百姓才知道君王還存在，“朝綱始肅，法令始行”。郕王也因此特別看重王竑。“虜中聞之皆嘆息，曰‘中國有人，未可輕也’。”
不久，瓦剌部落太師也先以送英宗皇帝回京爲名，與其可汗脫脫不花攻破紫荊關，率軍進犯京師，朝臣薦竑“諳軍事”，“命偕太監興安督守九門”，並提升他爲右僉都御史。“給文廟所制旗牌軍法，提督各軍”。“凡軍前一應調度，悉令便宜處置，不用命者斬”。王竑着戎服，“鞭馬赴軍，號令區畫，鹹適機宜。部伍行政，應時整肅，將帥協謀，士卒思奮”。“部伍壁壘，精采冠九門”。“公出次宣武門外老營。是日，高梁橋兵潰，夜調王敬等三營軍。而虜移營至彰義門”。竑具疏以進，“隨用旨留三營在彰義門防禦。專用公提督毛福壽、高禮軍，策應孫鏜”。“虜突入菜市口，舉火燒廬舍，京城大震。公將二營餘軍迎戰、撲火”，民衆皆升屋呼號，爭投磚石擊敵。遂坐計籌策，“潛出奇兵擊之”。“敵遙見旗幟，不敢復前”，遂敗去。王竑擐甲冑入朝上疏，言“虜去，不大挫，必再至。宜急爲戰守計，勿遂爲無事。”“及虜宵遁，朝命孫鏜、範廣統兵五萬追之”，命王竑與侍郎江淵提督其軍，追至涿州，與虜戰於祁溝，虜敗退，京城轉危爲安。北京保衛戰後，“衆議虜恐復寇，推公守備居庸等關”。居庸關是京師之門戶，兩山巉絕，中若鐵峽，控扼南北。“時虜寇未退，邊兵訩訩”，人無固志。“公以大義諭之，正色率之，靜以鎮之”。劾將帥不職者，“軍政一新”。奏“巡關御史王璧數致軍妻與奸，命執鞠之獄具，充鐵冶衛軍”。“都指揮夏忠等獲運軍糧，中道聞炮聲，以爲寇至輒奔還。
竑劾奏之，一軍震懾”。“由是衆志帖然始定”。簡士馬，繕隘塞，修築關墩，高深城塹;增南轄口坌道小關及墩臺隘口多處，“壁壘一新”。“虜憚竑名，不敢近居庸”，“北門屹然”。
景泰元年八月，王竑以疾還朝。不久命同都督僉事徐恭督漕運，治通州至徐州運河。“督漕運而號令明肅”。“政先鋤奸墨，貪吏聞風多遁去，其逮問者，無所寬假，悉置諸法”。“閭閻豪右夙肆橫侵者必捕罪之。由是相戒，毋輒犯。一時吏民鹹畏其威如神明然”。“兩淮都轉運鹽使蘇肆假以朝靚爲名，受各場賄賂”。竑奏“宜令巡按御史執問，從之”。巡河御史王珉“數於濟寧等處姦淫，微服至所淫者之家，拜其父母，所索運糧軍官饋贈尤多”。竑奏劾。“珉亦以貪淫污竑，事下，巡按等官覆得實，法司特謫充開平衛軍”。竑又以官多擾民，上疏減少濟寧至徐州管河主事一員，奏請童善等四名僉事分督漕運，捕殺沿河盜賊，彈劾查辦各類違規的人和事。“霍山民趙玉山自稱宋裔，以妖術惑衆爲亂，竑捕獲之”。奸貪畏憚，軍民慕戴。王竑“督理漕運，大得江淮之心”，成爲明代文臣總督漕運的第一人。
民本思想在王竑文化中佔有重要地位。他在一份奏疏中曾提出“散財以收民心，愛民以植邦本”的觀點。景泰二年(1451)冬，“敕竑兼巡撫淮、揚、廬三府，滁、和二州，又命兼理兩淮鹽課”。時徐淮大飢，死者相枕籍。竑上疏奏，未等到批文下，即開倉賑之。山東、河南饑民聞訊蜂涌而至，糧米所剩無幾。只有徐州廣運倉尚有餘積，竑欲盡發之，但典守中官以“備京師”爲託詞不同意。王竑說：“民爲邦本，本固邦寧。百姓已窮困到這個地步，要是再不發糧米，眼前這麼多的災民隨時有可能因飢餓起來造反，‘且上擾朝廷，何論備京師’?如有不惻之事發生，我就要治你個招盜罪，先斬了你，然後向皇上請罪。”中官憚竑威名，不敢再加以阻攔。於是開倉。但用廣運倉的糧米救災也就支撐三個月時間，竑乃上疏自劾專擅罪，並建議釋放死囚之外的所有在押人犯，讓其納米贖罪;令沿淮上下商舟量大小出米;勸富戶出米二十五萬石;向鄰郡借米十萬石;以官價易麥四千餘石。“公盡所有救荒之術，凡可以救一時之急者，莫不畢舉，共用米一百六十餘萬石”，“近者日飼以粥，遠者量發以粟，流徙者給予口糧，疾病者委醫調理，死亡者與棺以葬，鬻賣者贖還其人”，“全活二百二十九萬餘人”。“人忘其飢，頌聲大作。”民謠曰：‘生我者父母，活我者巡撫，凶年不荒，黎民安堵。’”“有人頌公詩云：‘兩行憂國淚，一片活人心。’”“巡行無暇日，除夕到淮安;漫說經邦易，深嗟濟世難”;“有身當報國，無力可迴天”;“爲憐黎庶苦，夜夜不成眠”的詩句真實地反映出莊毅公巡行散賑時的憂國憂民情懷。遂“立生祠祀之”，或述公行事，爲《救災錄》《恩濟記》，世傳焉。上聞而嘉之，喜曰：“賢哉都御使，活我民矣。”於是，“尚書金濂、大學士陳循等皆稱竑功”，“特升左副都御史”，仍治淮安。“時濟寧亦飢，帝遣尚書沈翼齎帑金三萬兩往賑。翼散給僅五千兩，餘以歸京庫。竑劾翼奉使無狀，仍請易米備賑。從之”。
由於王竑賑災措施得當，大大減輕了廣大災民所受的損失。
王竑爲人剛正不阿，處理政事鐵面無私，奏疏直言，“多指斥權貴，權貴遂中傷之。”景泰八年正月，正在南宮幽閉賦閒的太上皇朱祁鎮趁景帝病重，在武清侯石亨、太監曹吉祥等人的支持下，發動奪門之變，逮捕主戰派和擁立景帝的諸臣下獄，兵部尚書于謙以莫須有的“謀逆罪”，被詔令棄市。接着，石亨因不滿武臣受文臣節制，言於帝，罷巡撫提督軍務。正在巡撫江北的王竑首當其衝，改爲浙江參政。江淮一代的百姓聞訊，趕來送行，“人心若失慈母”。不久，石亨等又追論擊殺馬順之事，將王竑除名，編管江夏。半年後，帝在宮中得竑疏，見“正倫理，篤恩義”語，感悟，“顧爲左右曰：‘竑所奏多爲朕也。’命還河州，敕有司善視之。”
天順五年，王竑復出。六月，蒙古韃靼部落“孛來寇河西、涼州(今武威)、莊浪(今甘肅永登附近)一帶，圍困城堡，日久不退”，“副總兵仇廉御之，敗績。敵渡河剽掠”，“入蘭州”。官軍莫敢與敵，關隴震動，河西羽書紛至。“以兵部尚書馬昂總督軍務，懷寧伯孫鏜爲總兵官，率京營兵萬七千、山東兵六萬西征”。兵未發，會曹欽謀反，京都空虛。在“西師未解而京師有變，大軍未可輕出”的情況下，遣都督馮宗充總兵官代之。用李賢薦，起竑故官，與兵部侍郎白圭參贊軍務，分兵巡邊。王竑感激思奮，誓以死報國，先後上《論邊事疏》和《陝西用兵事宜疏》，其中大部被朝廷採納。第二年正月，“竑與宗擊退孛來於紅崖子川”。羣寇遠遁，莫敢近塞，有功齎獎彩幣。“仍命提督蘭縣(今蘭州附近)以東一帶邊備”。
第二年春，王竑再次踏上總督漕運的征程。回京“入見，英廟慰勞至再。言者謂‘漕運自公去後政多廢馳，今西陲無事，請命公往起其廢’。從之。”“公奉命至徐淮，老稚迎拜道左如蟻，歡聲動野，數日不止”“人心若得慈母”。《明史》“王竑傳”所載當地百姓歡迎的場面更大：“淮人聞竑再至，歡呼迎拜，數百里不絕”。時逢大旱，“漕河涸，竑禱祀，輒大雨。即日江水漲溢，舟楫通行，人以爲忠誠所感。”此次上任，整頓吏制，奏請罷黜老疾庸懦官員七十八人;薦直隸淮安府通判沈和等四人爲知府;在江北沿海一帶，自山陽縣廟灣巡檢司至海州惠澤巡檢司之間，修築墩臺二十二座，每墩窩鋪撥守了人夫，以備抵禦倭寇。在總督漕運的過程中還多措救災。“適歲大飢，即先發漕米數萬石賑”。徐州亦飢，“竑乃開倉賑濟”。後上疏劾罪。明人盛讚“有汲黯之風”。
在總督漕運、巡撫江南時，王竑每到一地，重視倡導中華民族的孝文化並加以具體實施，以達到“教不肅而成，政不嚴而治”的目的，體現以孝治天下的理念。淮南有個楊孝子，名旻，“事親而能適”。“自幼事父母孝，事兄恭。父早世，哀毀特甚，母陸慰解之，即強顏以悅母心而哀不衰。事母之道備至。家無厚資，而甘脆無不如志”。“門戶有憂戚，不以告母，常愉色左右，以安其心”。“母嘗病，醫禱備至，晝夜未嘗寢食。母歿，哀號頓僕，水漿不入口者數日。及葬，廬於墓側，衰絰不解。晨奉櫛頮，夕奉浣濯，如生時不廢。哀號之聲，聞者感動”。王竑在督憲鎮淮期間，“聞孝子名，遂上奏，旌其門。自後以其子理貴封刑科給事中”。明進士、南安知府張弼評論說：“蒙莊有言，事親而能適，不問所養矣。然世之立異爲高，而未必能悅親者，非真孝也。”揚州有所“養濟院”，建於洪武十三年，座落“在清江浦河南岸，敖八十座，共八百間”。天順七年，王竑巡查時“首以‘養濟院’詢於有司”。見“其所舍宇歲久，寖用圮壞，且狹隘，弗可容衆”，乃設法修復，不勞於民。“輦石陶甓，鳩材僦工木斫而不加雕，牆污而不加飾。前此屋止十三間，今悉撤其舊而新之。凡增若干楹，廣儲布帛、粟米實其中。郡之鰥寡孤獨、疲癃殘疾、不能自全者兼收而並納之。復以大門外書‘養濟院’三字於坊，以示來者。告成之日，歡聲四徹，民用以康，道路之間無復餓殍。”時人贊曰：“夫古之聖君、賢相以天下爲心，則必均平天下以爲愛。皇上能體文王發政施仁之心，君能體皇上愛民之心。且斯舉也，舉於明詔未下之前，可謂不待啓之激之，而仁政自行矣。噫!安得今內而任事公卿、外而郡邑小臣，皆以仁民爲心如君者也。”“至以忠義自許，以蒼生爲念，侃侃焉，特立不阿，不待啓之而仁以行，不俟激之而仁以著，陝右王君公度一人而已。”
對於有擔當精神的人，往往有更大的重任正在等待着他。天順八年正月，憲宗即位。八月，朝廷“收用名賢”，都給事中張寧、給事中簫斌、御史呂洪等“共薦竑及宣府巡撫李秉堪大用”。下廷議，十三道御史也附言。“尚書王翱、大學士李賢請從其言”。“上曰：‘古之人君夢卜求賢，今獨不能因輿論所與者而用之乎?王竑、李秉廷議，皆以爲可大用，朕因而用之，何必夢卜耶?’”當即命李秉任左都御史，兵部尚書馬昂調戶部，召王竑爲兵部尚書。“命下，朝野歡傳，天下想望其風采”“公亦矢心思報，條疏時政，令天下邊將，各陳戰守方略。簡京兵、復武學，一且庶務，以次修舉。時兩廣峒瑤大肆劫掠;北虜在黃河套，時出侵寧夏延綏境，民不聊生。四川德陽人趙鐸又作亂。邊報日至。竑居中調度，允合機宜，而兩廣功尤偉。”
“瑤酋侯大狗自景泰以來作亂，嘯聚至萬人，墮城殺吏，而修仁、荔浦、平樂、力山諸瑤應之，其勢益張。天順中，詔能捕大狗者予千金、爵一級，卒莫能得。鬱林、博白、新會、信宜、興安、馬平、來賓亦煽動，所至丘墟”。天順末，“廣西瑤峒流剽廣東”，“諸將怯不敢戰，殺平民冒功，民相率從賊”，“兩廣蠻寇復大起”，“雷、廉、高、肇、韶州諸府地方皆被殘破”，“又越湖廣江右，日益蔓延”。爲穩定邊疆局勢，他抓住年底萬壽聖節時各地官員到京朝賀的機會，問計於兩廣三司官員，從當地道路地貌到民情風俗再到軍旅等諸項事務，都作了詳細的瞭解，一個解決問題的總思路逐漸形成。
成化元年正月，朝議大發兵。“拜都督趙輔爲總兵官，以太監盧永、陳瑄監其軍”。王竑薦前侍郎韓雍有文武才，“宜令帥師討蠻”。而此時，韓雍因朝中人事任免方面有關敏感流言的影響，由兵部侍郎貶爲浙江參政。因此“衆難之”。王竑“排羣議，斥衆沮”，說“峽賊稱亂久矣。其始皆由守臣以招撫爲功，譬之驕子愈惜愈啼，非流血撻之不止也。”“韓雍才氣無雙，盜事非雍莫可”。“若以討賊之計屬之，可逭南顧之憂”。“天子方棄瑕錄用，雍有罪不當用，竑非罪廢者也?”“雍舊有過，請置無計”。“議始定”。於是朝廷乃召韓雍爲僉都御史，贊理軍務;命趙輔爲徵夷將軍，和勇爲遊擊將軍，率師討之。凡軍中一切事宜，竑皆預爲經略，諸將奉之而行。接着，竑上《兩廣剿賊安民疏》，主張採用剿撫結合、武文並用、軍事和非軍事手段兼施的思路，平息這場民變。“會趙輔亦知雍才，軍事一聽雍。”於是，率十六萬大兵分道進擊，直抵大藤峽，“生擒大狗及其黨七百八十人，斬首三千二百有奇”，“墜溺死者不可勝計”。又“分兵擊餘黨，鬱林、陽江、洛容、博白次第皆定”。捷上，“封趙輔武靖伯，子孫世襲;擢韓雍左副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李贄推崇王竑的治邊策略，稱“公剛勇，練於邊政”。
憲宗皇帝和明朝諸帝一樣寵信宦官，任命他們擔任各項重要職務，以期達到某種平衡。“時有言密雲‘古北之邊事者’”，說軍事重鎮古北口的軍隊指揮權被宦官掌握，提出須改變這種局面。“命下兵部議之。竑以其言有理，遂如其言以聞。有忤上意。越兩日，猶未報，竑具疏以待。上不加罪。或有爲竑慮者，私爲竑曰：‘自今凡事宜慎重，事有大利害，何苦而不計耶?’竑曰：‘自今不遇此等事則已，脫遇此等事，吾亦如此處之，使利害有大於此者，吾亦不之計也。”“既而，上疏‘覆在京團營軍士舊額，革除諸將私役宿弊’”，不報。“兵部清理帖黃缺官，竑諧諸大臣舉薦修撰嶽正、都給事中張寧，爲李賢所沮”。吏部尚書王翱附和。明代貼黃是文武官員得以任用、升遷的依據，因此在填寫時，常有弄虛作假、營私舞弊之事發生。因此，一心致力於清理積弊的王竑刻意推薦素有清名，且敢於任事的兩位大臣主持兵部所轄帖黃事宜。“朝廷覺其朋比，怒，不允”。“內批：會官推舉多徇私情，不從公道，止。今侍郎王復不妨部事，同都御史林聰清黃，自今內外確官，不必會保”。“於是，賢乃假歷練之說條旨，竟出二人以外，並罷會舉例。時論譁然，爲之不平。公憤然曰：‘吾尚可居此耶?’”“所爲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吾可以行矣”。遂於成化元年六月上疏，引疾求退。“上不允，命醫療之”。接着，王竑又連章懇乞休致，“且曰：‘臣自誓守正不阿，盡心報國’”，“未效涓埃，苦嬰舊疾，心遂圖報，力已衰疲”。憲宗不許，“命醫日往視之”。九月，“三上章，乞放免。上曰：“竑既久病不痊屢陳請，懇準其還家調攝，病癒復起用。”於是，回到河州。兩年後“上章請得休致”。這年，他才53歲。國亂思良將，朝昏念賢臣。政聲人去後，民意閒談中。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丘濬不無惋惜地說：“計公平生爲朝廷所用者，首尾僅十有四年。公之用雖不久，而公之功在國家，澤在生民，名在天下。”進士、四川按察使馬應龍說：“其在位也，海內想見其風采，縉紳傾仰其朝著，而惟恐非竟其用。其去位也，士林慕之，蒼生望之，如麟鳳止郊藪，而翹首其復起。《明史》“王竑傳”載，竑“既去，中外薦章百十上，並報寢”。“竑去名益重，然帝頗不悅。”
儘管朝臣薦章一次次“並報寢”，但人們思念王竑的功績，舉薦其復出者一批接一批，而且人數越來越多。據目前所見到的史料，王竑休致後有20多位朝臣先後上疏，請求其復出，爲國效力。其中有名有姓的十八人。成化二年五月，監察御史楊琅第一個舉薦。弘治元年，夏崇文最後一次舉薦。這在明朝歷史上特別是成化年間到弘治初的政壇上是罕見的。然而大部分朝臣因薦王竑復起而受到責罰、廷杖、論罪下獄、貶謫，甚至有些朝臣如進士李文祥、庶吉士鄒智等受到傷害，英年早逝。清代史學家趙翼在《廿二史札記》卷三十五中評論明朝政風時，用“御史姜洪、曹(湯)鼐等劾大學士萬安、劉吉，而薦王恕、王竑、李秉等可大用”爲例證，說“自洪武以至成化、弘治間，朝廷風氣淳實，建言者多出好惡之公，辨是非之正，不盡以矯激相尚也”。“故其言雖有當否，而其心則公，上者愛國，次亦愛民”。該書卷三十三中評論洪、宣以來“大臣薦舉”之風時又說：“其時薦賢者，皆採人望，核才品而後上。”
弘治元年王竑去世，年七十五。正德間，贈太子少保。“淮人立祠祀之”。王竑在中國歷史上的影響是巨大的，他不僅活着時被很多大臣視爲楷模，在去世後的很長一段時期內仍然是一面旗幟，影響着一大批朝臣的思維模式。嘉靖初年，圍繞帝父興獻王的封號而發生“大禮儀”之爭，修撰楊慎、編修王元正、給事中張翀、吏部侍郎何孟春等衆臣在上疏無果的情況下“遮留羣臣”，率領二百二十多位大臣跪伏左順門不起，進行哭諫，以勸帝收回成命，效法對象就是當年的王竑。此時，王竑去世已近四十年。《明史》卷一百九十一“何孟春傳”載，“修撰楊慎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謂今日有不力爭者，必共擊之”。《明史》卷一百九十六“桂萼傳”載，“萼、璁(即違背古禮，上疏尊封興獻王爲皇考的朝臣桂萼和張璁)赴召，廷臣欲效先朝馬順故事，於左順門捶殺之”，被其發覺，“走武定侯郭勳家以免”。“大禮儀”之爭，引發朝中一場曠日持久的黨爭，改變了明朝後期的歷史發展軌跡。這充分說明，王竑在朝臣和各地民衆及史學家心目中有着巨大的影響力和感召力。後來，其事績不僅載入《明實錄》《名臣錄》《皇明通紀》《皇明經史文編》《國朝典匯》《楊升庵詩話》《漕運通志》《古今圖書集成》《明史》《四庫全書》《續修四庫全書》《御批歷代通鑑輯覽》《明通鑑》《續藏書》等諸多明、清史書和一系列傳記文學及大量的民間野史中，成爲河州籍歷史人物單獨進入《二十四史·列傳》的唯一一個人，而且以圖文形式收進《三才圖繪》和《古聖賢像傳略》，乃至成爲陝西秦腔戲劇《二進宮》中主角人物楊侍郎的創作原型。近年來，又入編范文瀾和蔡美彪合著的《中國通史》、“當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兒》、中國檔案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名人志》、北京紅旗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監察人物誌》、中國方正出版社出版的《清官鑑——中國曆代清官》等書籍，廣爲傳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