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十日(5月4日)，道光帝六子恭親王奕訢去世，也就是說，119年前的今天是這位歷史名人的祭日。有史料記載稱：道光帝非常喜愛奕訢，欲立其爲皇太子。但是奕詝之所以能夠在立儲問題上脫穎勝出，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們摸準了道光帝的心理脈搏，有的放矢，投其所好地打出了“仁孝”之牌。
人們常說，各種遊戲有各種遊戲的不同規則。軍事戰爭有軍事戰爭的規律、謀略與規則，國家政治有國家政治的規律與規則。不懂相關的規律與規則，隨心所欲地胡亂行動，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是要失敗的。一個卓越的軍事家或政治家，必須熟知深悉相關的規律與規則，並熟練地加以運用，纔有可能獲得成功。但是，如果你面對的是一位優秀的軍事或政治高手，則又往往不能按照常規去思維，去行動，而必須反常規地出“奇招”，即不按常理出牌，才能出奇而制勝。此次杜受田與奕詝之所以能夠在立儲問題上脫穎勝出，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們摸準了道光帝的心理脈搏，有的放矢，投其所好地打出了“仁孝”之牌。
在中國長達數千年的封建社會中，“以禮治天下”“以德治天下”“以孝治天下”，是歷代封建統治者極力宣傳的政治倫理道德和治國理念。清朝統治者也是這樣。道光帝不但同樣如此，並且身體力行，躬行實踐。尤其應該引起我們注意的是，道光帝似乎較其他人更具有對父母的依戀之情，仁孝之意，至其晚年尤篤尤甚。從以下兩件事情，可見其一斑。
第一件事情是道光帝陵寢的選擇。
清朝十二位皇帝的陵寢並未集中於一地一處，而是分爲關外陵(即山海關外，瀋陽附近的清帝陵寢，天命大汗努爾哈赤和崇德帝皇太極等皆葬於此)、東陵與西陵三處。
清軍入關，定都北京以後，順治帝赴遵化縣馬蘭峪一帶遊獵之時，看到這裏的昌瑞山層巒疊嶂，山勢巍峨，爲王氣所鍾，遂選定此處爲其萬年吉地，爲自己修建了孝陵。後來，其子康熙帝也在附近尋得滿意的萬年吉地，修建了景陵。本來，按照中國傳統的家族倫理道德與習慣，清王朝入關後的第三位皇帝雍正帝也應在此建陵，如明王朝一樣，十三座皇帝陵寢皆建於北京以北的昌平地區。但是，雍正帝卻不在遵化的昌瑞山附近，而是到北京西南的易州樑各莊一帶另行擇地，在泰寧山爲自己修建了泰陵。
雍正帝的這一反常的做法，頗爲令人費解。於是，民間普遍傳說這是因爲雍正帝曾篡改先皇遺詔，謀奪皇位，殘殺衆多兄弟，所以他死後沒有臉面，更不敢再去面見父皇康熙帝，因此纔在遠離遵化200公里外的易州另建陵寢。無論雍正帝另行擇地建陵的原因是什麼，他給歷史留下的卻是清朝各位皇帝分別埋葬的事實。由於遵化和易州分別處於北京以東、以西，故分別稱之爲東陵和西陵。
雍正帝之子乾隆帝的萬年壽宮沒有選在西陵，而是選在了東陵界內，並於嘉慶元年(1796年)提出了清皇族後世子孫選吉建陵的兩個規定。其一，遵化和易州兩處地方，山川靈秀寬廣，蜿蜒逶迤，虎踞龍盤，王氣鬱蔥，正是“萬年龍虎抱，每夜鬼神朝”的上吉佳地。今後我大清子孫，務須恪遵前訓，永垂法守，只能在這兩處地方內爲自己選擇吉地吉壤，不可另擇他處修建陵寢，否則將會有礙民人百姓的土地、財產、墳塋等。其二，以後清朝皇帝崩逝以後，必須按昭穆相建之法，分別在東陵與西陵建陵。
所謂昭穆之法，本爲中國古代的宗法制度，規定的是宗廟中的長幼尊卑次序。在古代的宗廟之中，例將本家族最早的始祖牌位安放於正中間，以下的父父子子遞爲昭穆。左爲昭，右爲穆。《周禮·春官·小宗伯》有“辨廟祧之昭穆”之語，鄭玄的註釋說：“父曰昭，子曰穆。”但乾隆帝在此所說的是遵仿古制的建陵次序。即《周禮·春官·冢人》所說：“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也就是說以後清王朝各帝選擇陵寢吉地之時，必須按東陵、西陵相互交替的順序，即兒子的陵寢應與爺爺的陵寢相依相守，而不是“子隨父葬”建在父親的陵寢旁邊。
最初，道光帝按照祖訓祖制的規定，在遵化的清東陵界內選擇寶華峪爲自己的萬年吉地。該陵寢的修建工程質量粗劣，地宮滲水較爲嚴重，旋遭廢棄。當然，承修此陵的官員自然也少不了治罪處分和銀兩包賠。
此後，道光帝違背遞爲昭穆的祖制，在清西陵選中了龍泉峪爲自己的萬年吉地，在其父母的昌陵之西八里處。道光帝的御製詩中有“東望珠阜瞻依近，罔極恩慈戀慕縈”，“鬱郁山川通王氣，哀哀考妣近靈區”之句。從這些詩句之中可以看出，道光帝之所以選擇在西陵爲自己修建陵寢，主要是希望能時時陪伴死去的父母，以盡孝心。既然道光帝具有如此濃重強烈的依戀父母的情結和孝心，如此看重爲人子的“孝道”，那麼，他在考慮皇儲的人選之時，皇四子奕詝的種種“仁孝”表現，當然會使其頗爲滿意。
第二件事情是道光帝對孝和皇太后的孝順之舉。
孝和皇太后雖並非道光帝的生身之母，但道光帝在其生前，仍十分尊重且盡孝道，經常循例向孝和皇太后請安問候。1850年1月23日，孝和皇太后病逝，當時正值三九嚴冬，年近七旬的道光帝竟悲慟萬分，“哀慟號呼，擗踊無數”，“哀慟深至，哭無停聲，水漿不御”。道光帝不但按照當時的喪儀禮數規定，每日早、午、晚三次至孝和皇太后梓宮前供奠行禮，而且每一餐僅以素菜素粥果腹，夜間則居住於簡陋的“倚廬”，這決不是裝模作樣的虛應故事，而是發乎於真情的追思懷念，因此每次哭奠之時都是哭必盡哀。結果，因哀痛過度而傷神，喪事過勞而害身，更兼之年事已高，僅一個多月的時間，道光帝亦因之病倒，旋即追隨孝和皇太后而去，駕鶴仙遊。由此可見，《清代野史大觀》中所謂“帝大悅，謂皇四子仁孝，儲位遂定”，實是有所本，有所據的，決非文人無中生有、虛言臆斷的揣測之詞。
在奕詝與奕訢明爭暗奪皇儲的矛盾中，甚至奕詝的生身母親也參與其中，併爲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有史料記載稱：道光帝非常喜愛奕訢，欲立其爲皇太子。奕詝的生母孝全皇后，爲使自己的兒子能被立爲皇太子，曾設宴約請各位皇子前來飲酒，在魚中放置毒藥，“欲鴆殺諸子”。孝全皇后曾偷偷告訴奕詝，魚中有毒，千萬不可食用。俗話說，“三歲看小，七歲看大”，奕詝到底是心地善良、忠厚仁愛，他偷偷地告訴各位小弟，“勿食此魚，諸弟得不死”。後來此事敗露，“宣宗母太后大怒，立命賜死”。這一說法雖未見之正史，多爲野史之傳聞，但卻有蛛絲馬跡之可尋。有《清宮詞》記孝全皇后之崩曰：“如意多因少小憐，蟻杯鴆毒兆當筵，溫成貴寵傷盤水，天語親褒有孝全。”該詞原注云：“孝全皇后由皇貴妃攝六宮事，旋正中宮，數年暴崩，事多隱祕。”
在此我們還要多說幾句。道光帝之所以最後選中了皇四子奕詝，除了上述的種種原因之外，還因爲奕詝的確是頗有些文才、文采的。
我們姑且不去談論他在戲劇方面的愛好與造詣，僅就書畫而言，奕詝亦的確達到了較高的水準。軍機大臣彭蘊彰曾賦詩稱讚咸豐帝所畫之馬：“揮毫尺幅英姿壯，屹立閶闔依天仗。”
筆者認爲咸豐帝所畫的《駿馬圖》，水平較爲一般，只有其形而無其神;其所繪的《設色人物圖》，遠坡近水，略具意境，峻石嶙峋，所繪人物寬衣大袖，線條流暢，雖並非十分生動傳神，倒也蠻說得過去。而咸豐帝所畫的《柏枝圖》，的確已達較高的水準。儘管咸豐帝的上述繪畫作品還遠遠不夠老到成熟，但其繪畫的才能與天賦卻是較高的。需知，咸豐帝繪畫《柏枝圖》等作品之時，年僅十六週歲。如果咸豐帝生活於國泰民安、年豐人壽的太平盛世，說不定中國又多了一位文才皇帝、文采天子。
1846年8月7日（道光二十六年六月十六日）道光帝終於下定決心，立奕詝爲皇太子。其建儲硃諭爲：“皇六子奕訢封爲親王；皇四子奕詝立爲皇太子。”至此，人們終於明白道光帝爲何於這年年初將五子奕誴過繼給自己的三弟惇親王綿愷，與其說是奕誴不爲道光帝所喜，還不如說是道光帝是爲立儲之日，給封六子奕訢爲親王留下更大的自由空間。
立儲後不過三年半的時間，道光帝病體愈來愈弱。
1850年2月25日，道光帝命“召宗人府宗令載銓，御前大臣載垣、端華、科爾沁王僧格林沁，軍機大臣穆彰阿、賽尚阿、何汝霖、陳孚恩、季芝昌，總管內務府大臣文慶，公啓匣，宣示御書“皇四子奕詝立爲皇太子”，旋崩逝於圓明園慎德堂。
1850年2月28日，奕詝以新帝名義封六弟奕訢爲恭親王、七弟奕譞爲醇郡王、八弟奕詥爲鍾郡王、九弟奕譓爲孚郡王。咸豐帝對恭親王奕訢，的確是“視之當異諸弟”，高看一等。
道光帝在立儲硃諭中明確封奕訢爲親王，顯然一是出於對他的偏愛，二是擔心奕詝繼位後不給奕訢以顯貴封爵。但道光帝畢竟沒有將事情全部包辦，而是將奕訢親王名號的賜封留給了奕詝。其是何用意，道光帝本人未說，別人只能揣測猜想了。這可能正是道光帝的老到高明之處。既然自己已明確地封奕訢爲親王，奕詝當然不可能公開反對，而由其頒定奕訢名號，或是爲了由此表明四子奕詝與六子奕訢兄弟兩人的親密無間;或許是爲了大清基業的長治久安，確立奕詝至高無上的皇權地位與權威，暗示奕訢應安分守己、適可而止，不可有非分之想;或許純屬偶然，什麼隱意都沒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