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嘉慶年間，錢學昌盛，杭州一位姓錢的古泉收藏家高價求得一枚輕薄如榆樹之莢(即榆錢)的“榆莢錢”，被衆泉友傳爲笑談。錢某見人笑話，卻不以爲然，哈哈一笑，仍舊孤芳自賞。不久，圈內傳出一則新聞，錢某這枚“榆莢錢”居然從北京琉璃廠換得了一間三門臉的大門面房。細問得之，此錢並非一般的“榆莢錢”，而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年號錢”。
年號錢，顧名思義，即古代帝王以年號所冠名的鑄幣，是中國貨幣學史上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年號錢從兩晉南北朝時期，經過唐、五代的沿襲，於兩宋時期已開始盛行，這種承襲之風一直延續到清末才逐漸退出歷史舞臺，爲新型的幣制所取代。中國歷史上最早使用年號的皇帝是漢武帝劉徹，但第一個鑄行年號錢的皇帝卻是十六國時成漢昭文帝李壽。
李壽(300—343)，十六國時成國國君李雄的堂弟，爲人聰明豁然，歷任要職，爲開創成國基業立下汗馬功勞，素有“賢相”之稱。李雄死後，其子李期即位，李壽輔政。李期對李壽十分猜忌，李壽怕遭殺身之禍，常藉口邊境形勢緊張不去成都朝拜，並暗中策劃攻取成都。玉恆四年(338)四月，李壽攻陷成都，廢掉李期，登基稱帝，改國號爲漢，改元漢興。
李壽非常自負，頗有些捨我其誰?當了皇帝后，李壽越發瞧不起父兄，覺得自己比他們強，“恥聞父兄時事，……自以己勝之”，下令“上凡書者不得言先世政化”，違者必受重罰。對於前任留下來的法度，他也看着不順眼，於是“凡諸制度，皆有改易”(晉書)。李壽在位期間沒有大的作爲，但他改革幣制，鑄行“漢興錢”，卻首開了中國年號錢之先河。
李壽爲何要鑄行年號錢?筆者認爲，可以從三個方面來認識。其一，李壽是通過政變奪取皇位的，名不正，言不順，將年號鑄於錢面，可以昭示皇帝聲威，宣示國家信譽，從而穩固其統治;其二，李壽鑄造年號錢，廢除舊幣制，便於國內貨幣流通管理，促進經濟發展，阻止外來劣幣充斥本國市場;其三，也是最主要的目的，即通過幣制改革來滿足私慾。
成漢的地盤主要在蜀地，當年，因諸葛亮、姜維連年對外用兵，致使蜀國百業凋敝，經濟衰退，朝廷不得不一次次減輕貨幣重量，靠貨幣貶值來維持。西晉後期，八王相爭，社會動盪，物價飛漲，貨幣減重，舊有的西漢五銖常被鑿成內外二枚使用，稱剪鑿錢，公私競鑄小錢，以救危急。加上李氏爲爭霸蜀中，連年與晉室爭戰，成漢經濟危機無異於蜀國末年。
李壽稱帝之初，尚能承襲李雄政風，寬惠簡樸，勤於政事，然而不久便變得窮奢極欲起來;尤其是出使後趙的李閎、王嘏回國後，盛讚後趙“宮觀美麗，鄴中殷實”，李壽聽後“心欣慕”，於是“廣修宮室，引水入城，務於奢侈”。大興土木，需要耗費海量錢財，李壽如要“逞其志欲”(《晉書》)，只能採取蜀漢末年鑄小型錢的辦法，加重對百姓的剝削。
漢興錢，身形薄小，重約一克，卻令百姓“疲於使役，呼嗟滿道”(《晉書》)，入不敷出，有苦難言，見證了李壽對錢財的貪婪榨取。漢興錢按錢文排列方式可分爲兩種，上下排列的稱“直漢興”，左右排列的稱“橫漢興”。漢興錢因錢體輕薄如榆錢，被後人誤認爲是西漢“莢錢”。乾隆十三年(1751)《欽定錢錄》糾正此說，指出漢興錢是成漢李壽時所鑄。
通過發行“漢興錢”，朝廷富了，百姓窮了。李壽沒把錢用在民生上，而是更加驕奢淫逸，甚至想與東晉抗衡。漢興三年(340)，後趙國君石虎邀李壽聯兵伐晉，平分天下。李壽於是大修船艦，嚴兵繕甲，率兵鼓譟盈江，準備溯江而上。羣臣以“吳會險遠，圖之未易”爲由“叩頭泣諫”(《晉書》)，李壽也怕世人說他勾結胡人，當漢奸，這才作罷。
李壽執政後期，變得相當冷血殘暴，嗜殺成性。爲能“以殺罰御下，並能控制邦域”，李壽對有小過之人“輒殺以立威”，絲毫不講情面。對於李壽的暴政，左僕射蔡興、右僕射李嶷等人直言勸諫，均被李壽除掉，一時間朝野恐怖，人心惶惶，以至於天下百姓“思亂者十室而九矣”(《晉書》)。漢興六年(343)，李壽病死，諡號昭文帝，廟號中宗。
李壽定年號爲“漢興”，意在希望成漢政權像漢朝那樣興盛不衰，國祚久長;他匠心獨具所鑄行的包含有政治意義的“漢興錢”，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當時社會發展的現實需求，避免了貨幣流通市場的紊亂，但李壽以嚴刑峻法治國，同時極盡奢侈，致使百姓不堪壓迫，人心思變，成漢政權在其統治下日趨沒落。在他死後數年，成漢即被東晉所滅。
李壽在位雖然只有六年，但他鑄行的漢興錢卻是中國年號錢的先導，在錢文發展史上也有其重要地位。其錢文采用紀年，突破了銖兩制貨幣體系，是中國古錢幣從記量到年號的轉折點，對後世影響極大，其後的帝王大都把鑄行年號錢作爲立朝建制的標誌之一。此外，年號錢還引起了日本、越南等周邊鄰國的紛紛仿效，這恐怕是李壽當年所未料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