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邑考在書中筆墨不多，在人們心目中應該是個孝子的形象。
作家對這個人物的評價比較客觀，一方面伯邑考是個忠於孝道的厚重角色，但另一方面，伯邑考的性格中又表現出某種情緒化的強烈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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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按照父親姬昌的推算，他被囚羑里已經七年，應該平安歸來。爲此，他在出行前還特意叮囑兒子不可輕舉妄動，只能順天待時。但伯邑考見七年期滿，不見父親回返，憂心忡忡，決意“自往朝歌，代父贖罪”。散宜生表示反對，因爲主公說過“七年之厄已滿，災完難足，自然歸國”。但伯邑考堅持要去，理由是父親被囚羑里，舉目無親，“爲人子者，於心何忍?”
伯邑考前往朝歌，完全是出於孝子情感的衝動，而不是理智的衡量。
我們都知道最後伯邑考不僅沒有完成“代父贖罪”的初衷，反遭殺身之禍，而且險些把父親姬昌也拖入危境。
很顯然，這種出於孝道的選擇是有欠考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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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邑考在小說中不是一個簡單的兒子角色，更是一個國家治理者的形象。評價他，不能用機械的“孝”的標準，而應該採用“義”的尺度。
伯邑考無意中拋棄的，正是國家大義。他攜帶三件國寶，預備博得紂王歡心，好放父王歸還。亞相比干看了嘆息道：“此寶雖妙，今天子失德，又以遊戲之物進貢，正是助桀爲虐，熒惑聖聰，反加朝廷之亂。”
事情的確如此，即使這些寶物真能贖回姬昌，滿足了伯邑考的一片孝心，卻助長了昏君的淫靡之風。
很難說伯邑考做的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
伯邑考情緒化的弱點在妲己的誘惑面前再度顯露，結果送了自己的性命。他的死還給姬昌帶來了巨大的威脅：爲了消解紂王的疑心，父親不得不吃下愛子之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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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這樣，姬昌的危險也並沒有消除。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大臣散宜生謀劃賄賂費仲、尤渾二賊，才騙得紂王，使主公平安歸國。
不能否認，伯邑考的仁孝之心真實感人。但在西歧與朝歌之間的善惡衝突中，這不過是小孝，不是至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