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術獨尊，並非歷史的必然。有時候，決定歷史命運的恰恰就在於它的偶然性，或者某些人的一念之差。
儒學如今是顯學，從學界到民間，從儒學論爭到讀經運動，似乎都彰顯了新世紀儒學的“復興”。不管是把儒學當作一種信仰，還是批評儒學只是一縷“遊魂”，儒學總而言之都進入了新世紀人們的視野。接下來值得一問的是:爲什麼那麼多人關注儒學?
概言之，我以爲，儒學其實只是一種權力，或曰權力的實現。
要理解這句話的意思，我認爲還是要回到儒學成爲獨尊的歷史境域來說話。
衆所周知，儒學獨尊發生在西漢武帝之時。武帝爲什麼要獨尊儒學?他又是怎麼來尊儒的?這個問題本來是個大問題，然而人們都有意無意地忽略了它。要弄清這個問題，我們先來看三件事。這三件事發生在三個很有意思的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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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件是秦始皇的坑儒。《史記·秦始皇本紀》關於坑儒的記載背景是這樣的:秦始皇聽信方士關於長生不老之說，打發方士到處尋找長生之方，殊不知，世間哪有什麼長生不老之方?方士得了銀子，卻不敢回見始皇，於是只好逃亡。方士侯生、盧生潛逃後，秦始皇大怒。“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御史是刑獄之官，諸生即儒生。御史把諸生捉來審問，諸生互相告密，秦始皇便親自圈了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把他們活埋了。活埋以後，又告知天下，以示儆誡。
還有的說，秦始皇“焚書”有之，，“坑儒”則無，所謂“坑儒”實是“坑方士”之訛。當時秦始皇主要針對方術之士大開殺戒，儒生被坑殺者雖有，但爲數不多。從歷史上看，儒家在秦朝的地位比以往大有提高，秦始皇的“坑方士”行動，對秦代儒生的社會政治地位並未造成大的影響。如清代樑玉繩說:“餘常謂世以‘焚書坑儒’爲始皇罪，實不盡然。……其所坑者，大抵方伎之流，與諸生一時議論不合者耳。”(《史記志疑》)宋代鄭樵說:“陸賈，秦之巨儒也;酈食其，秦之儒生也;叔孫通，秦時以文學召，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三十餘而問其故，皆引《春秋》之義對，是則秦時未嘗不用儒生與經學也。”清代樑玉繩也說:“《叔孫通傳》載二世召博士諸儒生三十餘人問陳勝，又通降漢從儒生弟子百餘人，徵魯諸生三十餘人……則知秦時未嘗廢儒，亦未嘗聚天下之儒而盡坑之。”(《史記志疑》)
有的甚至提出，西漢始元六年(前81)，始有桑弘羊提出秦始皇“坑儒”這一說法，這時距始皇去世已有一百多年了。劉向在《戰國策序錄》中也說過“坑殺儒士”的話。也就是說，坑儒是後世儒家強加給秦始皇的罪名。
既然這麼多人對“坑儒事業”提出了質疑，我們就有必要來探究一下秦始皇到底殺的是些什麼人。考古發現的秦雲紋瓦當告訴我們被秦始皇所坑埋的是術士，是一羣宣傳煉丹吃藥，上山下海求仙，用長生不死之說欺騙、蠱惑人心的騙子，在當時以這種“方術”成名的人有羨門高、正伯僑、徐福以及他們的徒子徒孫盧生、侯生、韓衆等等。他們欺騙秦始皇，說能給秦始皇弄來長生不死之藥。秦始皇給了他們好多錢，他們弄不來長生不死之藥，而且還在下頭議論秦始皇，說秦始皇“剛戾自用”、“專任獄吏”;說秦始皇“樂以刑殺爲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說秦始皇“貪於權勢”、“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說秦始皇每晚批閱文件，批閱不完多少斤竹簡、木牘就不睡覺;說像他這樣的人如何能夠成仙呢?說完後他們便捲鋪蓋逃跑了。他們所批評的秦始皇的一些毛病，不能說不對，但他們是由於沒有辦法向秦始皇交差，沒有辦法掩蓋他們的騙術不靈而發這種牢騷的。所以秦始皇大爲震怒，便把留在咸陽的一些類似的人捉起來加以拷問。這些人相互牽引，越扯越多。秦始皇從中圈定了四百六十個，把他們活埋在咸陽城外的山區。當時的坑儒谷在今西安市臨潼區西南十公里之洪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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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至少可以肯定一點，坑儒事業是由方術之士引起的。許多人據此認爲，秦始皇是坑方士而不是坑儒，但在我看來是有問題的。“儒者，術士之稱也”。儒是術士的別稱。術士本來就是儒，儒也就是術士，秦始皇坑殺的就是儒。那麼，方術之士爲什麼被稱爲儒生(諸生)呢?
儒在孔子之前的時代就已經存在，它是從事某種與文化和習俗有關、具有特殊技能的一批術士。東漢許慎說:“儒，柔也，術士之稱。”鄭玄也說:“儒之言優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又，儒者，濡也，以先王之道，能儒其身。”揚雄認爲:“通天地人曰儒。”胡適考證:儒是殷民族的教士。由此可見，儒之名稱的內涵經歷了很大的變化。孔子以前，儒是作爲一個懂禮重樂的知識階層而出現的;孔子以後，儒是作爲一個有文化意識和道德節操的社會團體而出現的。後者是從前者即巫術方士中分離出來的。
戰國時期，“儒”字可以稱孔子、孟子那個學派的人;同時也可以泛稱學者、文化人，例如對於莊子，就有人稱他是“小儒”。孔子也強調要區分“君子儒”與“小人儒”。荀子認爲“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甚至認爲有徒具形式而喪失儒家精神的“賤儒”。東漢末年應劭仍然將儒者劃分爲“通儒”和“俗儒”。孔子死後，“儒分爲八”，不一定表明儒家這個“學派”內部分化爲八派，事實上也不大可能分化得這麼嚴重，無非是人們根據他們的師承和境界而區分他們的差異而已，就如俗儒、雅儒這樣的區分一樣。因爲根據孔門後學的具體情況來看，他們之間有的區別並不明顯，有的則根本不能算作儒，比如那個替孔子駕車的樊遲。
因之，後人不必在“儒”和“方士”之間爲秦始皇大做翻案文章。在秦始皇和時人看來，他們之間並沒有什麼區別，況且，坑殺那些俗儒，只不過是秦始皇手中的一種權力。
第二件事是漢高祖劉邦溺儒冠。史載漢高祖劉邦之輕賤儒生、奚落儒生到了令人髮指的程度。“沛公不喜儒，諸儒冠儒冠而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酈食其以“狀貌類大儒”不見，復報以高陽酒徒則見之。
劉邦爲什麼不喜儒?歷史上沒有明文記載。後人說“劉項原來不讀書”，這其實是片面的。項羽雖然是一介武夫，但作爲貴族出身的他，剛開始也是要讓他讀書的，只是他更喜歡學武，這並不能說項羽就是個文盲;劉邦也一樣，歷史上雖然沒有記載他讀了什麼書，但《史記·高祖本紀》說他“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爲吏，爲泗水亭長。”也就是說他成年後是經過考試做了亭長的。依秦制，以吏爲師。劉邦無疑更不是文盲(否則何以能寫出《大風歌》?)。
劉邦顯然不是方術之士，他和儒生的區別之一也體現在帽子上。史載劉邦喜歡一種以竹皮做成的帽子(冠)，應劭說:“一名‘長冠’。側竹皮裹以縱前，高七寸，廣三寸，如板。”蔡邕也雲:“長冠，楚制也。高祖以竹皮爲之，謂之‘劉氏冠’。”司馬彪《輿服志》亦以“劉氏冠”爲鵲尾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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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劉邦並非不喜歡讀書人，張良、蕭何、韓信、陳平都是讀了點書的人，雖然他們讀的不是後來被儒家專有的“六經”。劉邦還懂樂，《史記·高祖本紀》載“高祖所教歌兒百二十人，皆令爲吹樂。”就是說劉邦曾培養過一個由一百二十人組成的樂隊。
劉邦是典型的性情中人，酈食其去見劉邦，劉邦正在洗腳，酈擺儒生架子，被劉邦脫口罵做“豎儒”，但見酈生有識見，便立即拜其爲廣野君。另一個例子是叔孫通。“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乃變其服，服短衣，楚制，漢王喜”。可見，劉邦並非對儒者有成見，他不喜歡儒生繁飾重文，而喜歡他們“短衣便事”。人言叔孫通是儒者敗類，好迎上意，其實不然。叔孫通原在秦始皇時做博士，見始皇無道，設計出逃，投劉邦，是識時務之舉;他對儒者的弊端與作用認識也很透很清醒:“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他爲劉邦設計朝儀，到家鄉魯國搬請一些儒生，有人就以“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爲由，不肯相從。被叔孫通一頓痛斥:“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叔孫通建議劉邦正禮樂，說:“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原頗採古禮與秦儀雜就之。”這段話裏看得出叔孫通深得孔子的禮樂真諦。等到劉邦見識了他設計的朝儀，由衷地嘆道:“吾乃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並由此獲得了儒生的佩服:“叔孫生誠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