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漢朝董仲舒提出的，並在漢武帝時開始廣泛推行的思想，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往下看。
秦朝末年以來，天下戰亂不休，社會生產遭到嚴重破壞。西漢建國之初，經濟凋敝，百廢待興。這時統治者最重要的就是安定民心，集中精力發展生產，促進社會經濟的復甦。在政治上奉行清淨無爲思想的黃老之舉，正好適應此時的社會形勢與政治需要，因此得以蓬勃發展起來。從漢高祖劉邦開始，統治階級一直不遺餘力地推行黃老之學，提倡“無爲而治”的政治思想，儒家學說幾乎沒有立足之地。
儘管西漢政府承襲了秦朝的博士制度，但是當時博士人數有限，而主要職責僅限於皇帝的顧問，在儒家學說的發展和傳授方面幾乎沒有任何作爲。漢惠帝時，廢除“挾書律”，諸子學說慢慢恢復，統治階級在奉行黃老之學的同時，也允許其他學派的發展，儒學遂成爲其中影響力較大的學說。漢景帝末期，儒教學說日益收人重視，並開始出現取代黃老之學的傾向。
當時的西漢政府，除了中央朝廷，還存在着許多同姓諸侯王的封地。這些諸侯王國有相對獨立的人事、財政大權，有的還有自己的軍隊。許多諸侯無視朝廷法令、政策，過着驕奢淫逸的生活，甚至公然起兵反叛朝廷。漢文帝時期的濟北王、淮南王反叛，漢景帝時期的七國之亂，就是當時諸侯勢力增長的結果。這種情形下，主張“清淨無爲”的黃老學說顯然已不能適應封建專制、中央集權的需要;相反，儒家的羣臣理論、秩序尊卑等觀念正逐漸深入人心。
漢武帝還是太子的時候，就深受儒家學說的影響，登基後，他便積極實施新政，推行儒家思想。首先，他罷免了黃老信徒衛綰的丞相之位，準備改組“三公”人選。建元元年，漢武帝先後任命竇太皇太后之侄竇嬰爲丞相，王太后同母弟田蚡爲太尉，儒生趙綰爲御史大夫，儒生王臧爲郎中令，成爲自己的近臣。
隨後，漢武帝採用當初賈誼向漢文帝提出的建議，準備建立明堂，“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明堂是中國古代的大型禮制建築，也是帝王宣講政教的地方，凡朝會、祭祀、慶賞等大典皆在此舉行。因此，漢武帝對明堂的修建非常重視，他專程將名儒申公接到長安，直到明堂的建築事宜。
就在漢武帝醉心儒術，躍躍欲試之時，住在東宮的太皇太后卻給他當頭一棒。太皇太后從漢文帝時期就是黃老學說的堅定支持者，她怒斥漢武帝，禁止他的一切尊儒活動。初登大寶的漢武帝羽翼未豐，只好聽從太皇太后的安排，放棄籌建明堂的計劃。同時，趙綰、王臧獲罪，不久於獄中自盡;丞相竇嬰、太尉田蚡皆被免職;申公因病免官，回鄉後沒幾年就病逝了。於是，就這樣，漢武帝的尊儒新政受到挫折，於是他暫時收起光芒，開始韜光養晦。
建元六年(前135年)五月，太皇太后病逝。王太后寵愛兒子，不願干預朝政。於是，22歲的漢武帝終於告別政治“禁錮期”，開始擁有獨立處理政事的權力，滿腔抱負也終於得以施展。元光元年(前134年)，漢武帝正式下詔，召全國各地的有識之士到長安參加策問，徵詢治國方略。就在這個時候，儒生董仲舒向漢武帝獻上一篇《賢良對策》。
董仲舒是漢代著名思想家、經學家，廣川(今河北景縣)人，精通《公羊春秋》。元光元年(前134年)五月，漢武帝親自召見董仲舒，連問三策。董仲舒也針對漢武帝的問題連問三章，這就是著名的《天人三策》，又稱《賢良對策》，得到漢武帝的賞識。
董仲舒的思想特色，是以儒家學說爲基礎，引入道教的陰陽五行理論，從而形成一套新的思想體系。在這套思想體系中，“天”是一個重要概念，“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董仲舒從“天人感應”的神學思想出發，建立起一套“三綱五常”爲基礎的倫理學。其大意包括：天是萬物的主宰，皇帝是太子，就是天的兒子，因此可以代表天來統治臣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每個人都必須遵守的三綱五常，所有的人，上到諸侯王爺，下至平民百姓，都要服從皇帝的統治。隨後，他又提出“大一統”思想，建議漢武帝統一學術，將不屬於儒家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和孔門學說其餘的各派學說全部從博士官學中廢除。
漢武帝聽到《天人三策》後，大爲興奮。立即頒下一道旨意，把朝廷中那些不學習“五經”的太常博士全部罷免，並禁止朝廷中再有人尊奉黃老學說。與此同時，漢武帝開始廣泛招攬儒生，提拔儒生擔任朝廷要員。平民出身的公孫弘就是這個時候被啓用，最後官至丞相。
董仲舒的“天人合一”理論改變了漢朝統治者的指導思想，由原來崇尚黃老學說的無爲政治，改爲崇尚儒家學說的禮樂文章，開啓漢朝以文治國的先河。朝廷以儒學選士，舉孝廉，薦賢能，爲國家選拔人才提供了更多的渠道，將儒學作爲官吏的考覈標準之一，鼓勵士子規範操守，形成尊儒好學的風氣。於是儒學之風漸盛，超越百家學說，取得壓倒性優勢，實現重大轉折。
除了在政治上重視儒生，思想上推崇儒學之外，漢武帝還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來促進儒學的發展：
一、置五經博士。文景時期，儒學曾設立《詩》、《書》、《春秋》三經博士;建元五年(前136年)，漢武帝趁太皇太后病重之際，正式設置《易》、《書》、《詩》、《禮》、《春秋》五經博士。
二、興辦太學，推廣郡學。元朔五年(前124年)，漢武帝採用董仲舒的建議，興辦起中國第一個面向普通民衆的官學——太學。辦學的所有具體事務全由當時的丞相公孫弘主持，太學教授聘請儒學博士擔任，課程則以儒家五經爲準。太學的設置首開我國“學而優則仕”的正規入仕途徑，由於適應國家培養官吏的需要，所以發展很快。漢武帝時，太學的五經博士弟子大約五十人左右，到西漢末年，博士的數量已達一萬人。在興辦太學的同時，漢武帝還積極推廣文翁辦學的經驗，“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在我國古代帝王當中，漢武帝是發展教育熱情最高，成績最大的人，他這一些列興教舉措，在中國乃至世界教育發展史上都是劃時代的大事，影響深遠。
三、使用年號。漢武帝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在位使用年號的皇帝，元鼎四年(前113年)，漢武帝下令，以當年元鼎四年，追改自己登基以後數年爲建元、元光、元朔、元狩，每個年號時長六年。從此，中國史學家的紀元方式得以確立，這種方法一直延續到民國時期才被西元紀元法所取代。
四、頒行曆法。漢武帝還是第一位在大一統的國家制度下頒佈曆法的皇帝，太初元年(前104年)，朝廷宣佈修訂禮制和曆法，其重要內容有：該用“太初”歷，“以正月爲歲首”。“太初”意爲宇宙的開端，漢武帝以此命名這部曆法，表達自己“改元更化”的功績。
以上這些制度變革都是漢武帝提倡儒術的具體表現，其目的在於通過這些措施將儒家思想滲透到政治、教育、法律以及社會生活的各領中，以加強中央集權，鞏固專制統治。漢武帝“罷黜百家”的政策，實際上只是將儒家學說的地位提高，將其定位官方意識形態，但並未禁止其餘各派的學術。漢武帝以後，道、法等各派學者，不僅可以公開教授、治學，還有不少人入朝爲官，成爲國家棟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