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孫弘少時曾爲獄吏，後有罪而免。家貧，替人牧獵爲生。四十歲左右始學《春秋》雜說，頗受(轉相傳授)於齊人胡毋生。漢武帝即位初年(前140)，招賢良文學之士，公孫弘已六十歲，以賢良徵爲博士。不久因出使匈奴忤旨，移病免歸。武帝元光五年(前130)，詔徵文學之士，公孫弘在百八應試者中名列下位，武帝擢爲第一，拜爲博士。公孫弘善於察顏觀色，向上奏事不準從不自辯，史稱其“習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因而能深得武帝之心，一年之中即提拔爲左內史。不久，又遷爲御史大夫，最終官至丞相，封爲“平津侯”。公孫弘平時在生活上十分簡樸;養後母孝謹，後母死，服喪三年;用家資養賓客，家無所餘。但其爲人恢奇多聞、外寬內深，表面對與其有隙者和善，暗中卻必加報復，殺權臣說父偃、外放董仲舒爲殘暴的膠西王之太傅等事，均出於公孫弘的陰謀(見《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漢書·公孫弘卜式兒寬傳》)。
公孫弘在學術上並無所長，但在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轉折過程中作用巨大。如果說董仲舒在這一轉折過程中爲漢武帝提供了理論依據，那麼，公孫弘則主要爲這一轉折過程制定出了具體實施的方案。其中最爲重要的作用是，公孫弘於漢武帝元朔五年(前124)，提出並擬定了爲“五經博士”設弟子員的措施，以及爲在職官員制定了以儒家經學、禮義爲標準的升官辦法和補官條件。爲“五經博士”設弟子的措施是一整套的關於儒家經學教育和選拔國家官員的方案，其中包括教育方針、選擇條件、學習和考覈方法、修業期滿後的分配等一整套措施，內容大致可歸納爲如下四個要點：
1、遵循“三代之道”，以實現天下“教化”爲務，先辦好中央官學，而後推廣於地方。
2、規定爲博士官設置正式弟子五十人。由太常擇民十八歲以上，儀狀端正者充任博士弟子，免除他們所擔負的國家徭役賦稅。
3、設“受業如弟子”的旁聽生。由郡國、縣道邑推薦“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的優秀青年，經郡守、王相審查屬實後送報太常，成爲旁聽生。旁聽生沒有定員。
4、定期的考覈及任用制度。規定滿一年後舉行考試，如能通一經以上的，就補文學掌故缺，特別優秀的可以做郎中。才智下等及不能通一經者，令其退學。
以儒家經學、禮義爲標準的升官辦法及補官條件，則主要是以“通一藝(經)以上”、“先用誦多者”爲準，其中品級高的可任左右內史、太行卒史，品級低的也可任郡太守卒史或邊郡太守卒史。以上兩個方案，獲得武帝的批准，人微言輕制度加以實施(見《史記·儒林列傳》、《漢書·儒林傳》)。
上述制度具有極其深廣的歷史作用及影響：一、它標誌着儒學人微言輕中國封建時代官方統治思想的確立;二、它標誌着儒家經學人微言輕中國封建時代“國學”地位的確立;三、它標誌着中國封建時代文官制度的確立;四、它標誌着中國封建時代中央學校(太學)制度的開始;五、它標誌着中國古代博士制度從秦制“通古今”的顧問官，變成了漢制的“教弟子”的教育官，並且完全由儒家學者所壟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