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昆(1902～?)湖南平江人。1927年9月參加湘贛邊界秋收起義。不久加入中國共產黨，是參加秋收起義後首批上井崗山的老幹部，曾任紅4 軍第31 團連長、第2縱隊第5支隊副支隊長、支隊長。參加了井岡山和贛南、閩西地區的游擊戰爭。1930年後，任紅12軍第1縱隊縱隊長、第34師師長，紅4軍第11師師長、軍長，紅1軍團第10、第3師師長，閩贛軍區第21師師長，紅軍大學代理校長，紅8軍團軍團長兼第21師師長，第23師師長，紅一方面軍參謀長。
參加了中央蘇區歷次反“圍剿”鬥爭和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任紅軍學校校長，紅軍大學校務部部長，中央教導師(慶陽步兵學校)師長，抗日軍政大學第2分校教育長。1937年參加過秋收起義的部分幹部在延安與毛澤東合影，其中有賴傳珠、張宗遜、孫開楚、賴毅、譚冠叄、楊立叄、陳伯鈞、龍開富、周昆、譚希林、羅榮桓、譚政、劉型、楊梅生、胡友纔等人。照片上毛澤東題字爲：“一九二七年秋收暴動成立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至今尚存之人約數十人，此爲一部分”。抗日戰爭開始後，任八路軍第115師參謀長。太原淪陷後，115師奉中央的命令開赴呂梁山建立晉西根據地。
1938年2月間，115師周昆參謀長到八路軍總部去開會，領取了6萬元軍費，這是國民黨政府發給115師的最後一筆經費。會後，周昆將一個挎包交給警衛員，說：“這是重要文件，你馬上回去交給作戰科王科長。”警衛員回來把包交給115師作戰科科長王秉璋，他打開一看，不是什麼文件，而是3萬元紙幣。內有一封短信，周昆在信上說“共領取了6萬塊錢，我帶走了3萬塊，另3萬塊交警衛員帶回，望查收。”周昆攜3萬元錢潛逃回了湖南老家--平江，此後再未離開過。解放後組織上對他進行過調查，結果證實他沒有參加過任何反革命組織，也沒有任何其他反革命行爲。
從這一點出發判斷，他當年潛逃的動機是非政治性的。細究起來，說他怕死怕苦都有點根據不足，因爲官至八路軍師參謀長，戰死的可能已經不大了(左權的犧牲是例外)，生活也不會太差，可能就是不想再幹下去，弄點錢回家日子算了。這一級別的幹部在非險惡的環境中開小差，我軍軍史中似乎只有周昆一位。對比紅軍初創時的職務和八路軍中的職務，周昆應該屬於能力很強且有頭腦的一類人。他爲什麼會突然潛逃一直是個謎，說他貪財吧，只拐走了一半經費，事情沒有做絕。周昆潛逃後，第115師參謀長一職長期空缺。1938年3月8日，八路軍總部任命王秉璋爲參謀處長，司令部的工作由王秉璋負責，行使參謀長的權責。
周昆攜三萬元錢潛逃了，這樣高級別的官員離隊，在中共和八路軍中，尚屬首次。當時師司令部工作人員把此消息報告師長林彪，本來就沉默寡言的林師長，更是面無表情，一言不發。他雖未象徐海東聽說張紹東出逃而爲之吐血，但這件事對他來說畢竟是個很大的打擊，他常常一個人獨自去散步，思考這個周昆爲什麼會出逃呢?
對於周昆出走，目前有三種說法。
其一，1938年2月間，115師周昆參謀長到八路軍總部去開會，領取了六萬元軍費，這是國民黨政府發給115師的最後(最後二字不妥，國民黨政府撥給八路軍的軍費應該領至1940年底)一筆經費六萬元。會後，周昆攜三萬元錢潛逃回了湖南老家平江，此後再未離開過。中共建政後組織上對他做過調查，結果證實他沒有參加過任何反革命組織，也沒有任何其它反革命行爲。從這一點出發判斷，他當年潛逃的動機是非政治性的。(王秉璋的回憶錄)
其二，此說傳來比較簡單，周昆在參加國民政府在武漢召開的參謀長聯席會議時，孔祥熙開給他一張三萬元支票，他是帶着這三萬元支票跑掉的。
其三，115師周昆參謀長到八路軍總部去開會，領取了十萬元軍費，周昆自己取了三萬元，將剩餘的七萬元讓警衛員帶回師部，這一說與上基本相同，只是數字的差異。
這三種說法究竟哪一種更合理呢?應該是其一。理由是，第一，國民黨給八路軍的軍費是每月五十萬元，這是周恩來與顧祝同在西安談判是定的，但由於延安的中央機關與陝甘寧邊區政府都不在此列，八路軍總部要將這五十萬元軍費，分一部分來供養延安，所以一一五師不可能分的太多，因爲一一五師出師的人數最多，而且是作戰的主力，但此時新設立了晉察冀軍區，且344旅此時與一二九師在一起，由八路軍總部直接指揮。一個月給一一五師六萬元的軍費應該是合理的。第二，當時師部沒有參謀處長，王秉璋任師作戰科長，周昆讓警衛員將此款轉給王也是合理的。第三，爲何否定孔祥熙給的支票一說?此前周確定在武漢參加過全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但孔祥熙不可能給他三萬元的支票，因爲中央即使額外獎賞給一一五師三萬元(假設)，也會通過八路軍總部轉達，而肯定不會直接給了一一五師的，這是一個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