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結束後，人們渴望建立沒有戰爭、沒有社會衝突的理想世界，這與帕森斯在其理論中試圖得出的解釋本世紀上半葉社會行動中的非理性，建立新的道德倫理的結果和願望相吻合，但從50年代末期開始，這些美好願望在人們心目中逐步消退，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西方國家內部一度出現的社會穩定和進步局面已經過去，人們從主觀理想中又回到現實中來。隨着時間的流逝，削弱了在戰爭中所產生的那種鼓舞人心的各階級階層的暫時團結和社會穩定的心理因素，先前制度中不能克服的缺陷又開始暴露。
其次，在政治和社會結構上，50年代，西方社會重新受到階級衝突種族衝突的困擾。如在美國，民權運動把西部各州攪得一團糟，人們對福利國家的注意力又轉移到富裕社會中的不平等現象上來。第三世界的崛起曾給進步知識分子帶來希望，但其自身痼疾及內部日益孳長的不穩定因素使他們對社會發展道路提出新的思考。
再次，存在主義哲學思潮把年輕一代推向反對現存制度的種種運動，學潮工運此起彼伏，而戰後社會強制一律的高度整合卻對此不能容忍。
所有這些思想、情感、政治、社會形勢的變化在50年代末期促進了悲觀主義、批判主義思想的進一步發展，使人們對帕森斯美妙的設想產生懷疑，這些事實證明了其理論的外在效度不高，成爲動搖其理論的直接證據。
塔爾科特·帕森斯提出，社會變遷過程是從原始階段經中間階段過渡到現代階段。在社會階段的轉變過程中，文字的出現和一般法律體系的制定相繼起了重大作用。社會變遷有 4種主要的結構變遷過程：①分化。社會原先的某一單元分化成一些在結構與功能上皆不相同的新單元。②適應性提高。社會諸單元可利用的資源範圍變寬，因而擺脫了原先較少演進的單元所施加的某些限制。③容納。新出現的資源被整合入更大的結構。④價值普遍化。通過在比原先較少演進情形時更高的一般化水平上所建立的價值模式，使新出現的資源與結構合法化。塔爾科特·帕森斯認爲，社會發展的趨勢是從注重先賦性與特殊性轉變爲注重成就性和普遍性。
塔爾科特·帕森斯還在許多論著中對經濟組織、現代職業、社會分層、官僚制、民主過程與法律、宗教世俗化、科學、教育、家庭、兒童社會化、年齡—性別角色、越軌行爲、病態角色與精神健康、種族問題以及反文化問題等方面作了廣泛的探討，其中包含關於現代化問題的大量論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