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今各種通俗讀物裏，士大夫始終在所謂“黨錮之禍”中牢牢佔據道德優勢。
一般而言，作爲“道統”的擔當者，“知識分子”乃寄託時代希望之所在。但求之歷史，常常使人失望。許多“知識分子”，最後終不免與自己的反對者變成同一類人。東漢末年“黨錮之禍”中的士大夫，就是如此。
所謂“黨錮之禍”，通常所指，系東漢末年宦官把持朝政，士大夫遂結黨與之對抗，許多人遭遇禁錮一類迫害。此“禍”共有兩次，第一次之導火索，是河南尹李膺拷殺張成之子；第二次之導火索，是山陽東部督郵張儉拷殺宦官侯覽之母。兩次導火索，均引發朝廷對士大夫的大迫害。
漢末宦官當政，確實腐敗。但就前述兩次導火索而言，士大夫之所作所爲，也未必全然正當。據《後漢書》記載，李膺殺張成之子始末如下：
“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推佔當赦，遂教子殺人。李膺爲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①
意即：有一個叫張成的人，善於算卦，算出朝廷即將頒佈大赦之令，於是讓兒子出去殺人。李膺作爲當方官，抓了張成之子，但隨後朝廷果有大赦。李膺氣憤不過，無視赦令，堅持殺了張成之子。
這段記載是有問題的。一者，朝廷政策豈能靠算卦預知；再者，神棍裝神弄鬼騙別人，哪有自己也信的道理；其三，父子間的“算卦殺人”密謀，豈會向外人泄露？李膺如何得知？最合理的真相應該是：張成巴結宦官，令士大夫領袖李膺極爲不滿，故其子殺人，雖適逢大赦，李膺仍必欲殺之。但張成弟子走宦官門路，把此事捅到朝廷，李膺需爲其“違法行爲”找一種合理解釋，遂杜撰出“張成算卦殺人”這般離奇前提。
第二次導火索之主角張儉，乃底層士大夫之代表。據《後漢書》記載，他與侯覽結怨，緣自上奏舉報侯覽母子罪行，並請朝廷誅殺這對母子，但奏章不幸被侯覽看到並扣押：
“中常侍侯覽家在防東，殘暴百姓，所爲不軌。儉舉劾覽及其母罪惡，請誅之。覽遏絕章表，並不得通，由是結仇。”②
但事情沒有這樣簡單。同書《苑康傳》裏另有透漏：“是時，山陽張儉殺常侍侯覽母，案其宗黨賓客，或有迸匿太山界者”③——意即：張儉與侯覽結怨，系因他擅殺了侯覽之母，且對侯覽全族（宗黨賓客）趕盡殺絕。《張儉傳》略過此節不提，是因爲若提及，會極大削弱張儉身上的正義光環。
其實，若細讀《後漢書》，不難看出，在整個士大夫羣體的敵視下，出了朝堂，宦官羣體實際上相當弱勢，乃至動輒被士大夫們殺全家。如黃浮做東海相，對宦官徐璜之兄的家屬，“無少長皆考之”，不分男女老幼全抓起來審訊拷打；荀昱荀曇兄弟做地方官，轄區內與宦官有關聯者，“纖罪必誅”，稍有犯法，必予誅殺；史弼做平原相，侯覽派某太學生帶詔命來徵召其爲孝廉，“弼即箠殺齎書者”，該太學生竟被史弼用竹條活活打死。⑤
再如：王宏做弘農太守，轄區內與宦官有交往的官員，“雖二千石亦考殺之，凡二十人”；最著名的“殺全家”案例，當然是張儉殺了侯覽之母后，其“宗族賓客”逃入泰山之中，苑康“皆收捕無遺脫”，一個也不放過。⑥
漢末知識分子爲何如此痛恨宦官，動輒大開殺戒？
知識分子們後世修史，雖竭力渲染宦官貪腐，以強化自身道德優勢。但宦官張讓當年之質問：“卿言省內穢濁，公卿以下，忠清者爲誰？”漢末知識分子們是回答不上來的。宦官外戚固然污濁不堪，但知識分子出身的公卿大夫，“在道義上亦未必高於他們好遠”。⑦
真正令知識分子們如鯁在喉的，是漢末宦官崛起之後，原來由知識分子中之“學閥”（即所謂“世家大族”）一手壟斷的官員選舉制度（察舉推薦徵召制度），已轉移到宦官們之手。這對知識分子們百年來營造的“門生故吏之恩私”、“門當戶對之聯姻”，實在是一種極其沉重的打擊。
正是基於這樣一種赤裸裸的利害關係，在漢末歷史中，不但宦官們動輒殺士大夫全家，士大夫們也動輒殺宦官極其依附者全家——漢末誅殺宦官最積極者，乃家族“四世三公”、“門生故吏遍天才”之袁紹袁術兄弟，絕非偶然，蓋若不能從宦官手中奪回官員選舉大權，則所謂“門生故吏”在袁氏家族找不到出處，必將四散另作他謀；利益紐帶既斷，所謂“四世三公”，也必將化爲泡影。
以道德爲外衣，以利益爲驅動，殺來殺去，所謂士大夫，早已與其政敵成了同一類人，他們不過是另一重意義上的宦官罷了。
註釋：
①（南朝宋）范曄：《後漢書·黨錮·李膺傳》。
②同上，《張儉傳》。
③同上，《苑康傳》。
⑤⑥（清）趙翼：《二十二史札記·漢末諸臣劾治宦官》
⑦胡秋原：《古代中國文化與中國知識分子》(上)，華書局2010，P3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