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人煽顛】
四川有個文人，獻詩成都知府：“把斷劍門燒棧道，西川別是一乾坤。”鼓動四川割據獨立。成都知府趕緊上報朝廷。宋仁宗說，“老秀才要官耳，不足治也。給他個小官。”六百年後，又有一個叫曾靜的文人，鼓動川陝總督嶽鍾琪反清，結果雍正掀起一場文字獄，然後，乾隆將那曾靜咔嚓掉了。
2、【大臣密奏】
宋真宗問宰相李沆：“一些大臣有密啓，爲什麼你沒有?”李沆說：“臣有公事則公言之，何用什麼密奏?搞密奏者非讒即佞，我深爲厭惡，豈可效尤?”到了清代，官員則以獲得密奏之權爲榮，浙江布政使請求雍正：“藩臬皆賜摺奏，仰懇聖恩，賜臣一例用折”。獲准，像狗一樣興奮得直搖尾。
3、【君主逼格】
宋朝的仁宗皇帝似乎沒什麼主見，政事無論大小，都交給廷臣公議，議出一個結果來再施行。所以時人說仁宗「百事不會，只會做官家」。清朝的乾隆非常有主見，什麼事都由他說了算，又識武功、打仗、殺人、寫詩(看到名畫文物就題爛詩)、泡妞、製造文字獄，啥都懂，自號爲「十全老人」。
4、【伶人問政】
宋徽宗時，有伶人演滑稽戲，譏諷宋朝的福利政策導致“百姓一般受無量苦”，徽宗聽了，“爲惻然長思，弗以爲罪”。清時，內廷戲班演戲，因曲伎俱佳，獲賞賜酒食。席間一伶人無意問，當今常州長官是誰?雍正暴怒：“你乃優伶賤輩，膽敢擅問官守?其風實不可長!”命人將那伶人打死了。
5、【朋黨風險】
歐陽修寫過一篇《朋黨論》，爲朋黨正名，提出君子結黨之說，開北宋政黨政治雛形之理論先河，讓宋仁宗“終爲感悟”。六百年後，雍正對歐陽修之論特別不爽，專門寫了一篇御製《朋黨論》，駁斥歐陽修的“異說”，還殺氣騰騰說，“設修在今日而爲此論，朕必斥之，以正其惑世之罪”。
6、【諡號風波】
夏竦死了，宋仁宗賜諡號“文正”。劉原父很不爽，上疏質問皇帝：“諡者，有司之事，陛下奈何侵之乎?”最後改諡“文莊”。六百年後，尹嘉銓給乾隆皇帝上疏，爲他老爹請諡，並請從祀文廟。乾隆大怒：你尹嘉銓算什麼人，“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下令凌遲處死。後開恩，改爲絞立決。皇恩浩蕩，沒有犬決。
7、【宰相職權】
程頤對大宋皇帝說，“天下重任，唯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系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宋朝皇帝也沒覺得程先生說的有什麼問題。六百年，乾隆對程頤這句話感到特別不爽，專門寫了一篇文章，批判程頤，意思是說，你一個臣子，居然敢以天下之治亂爲己任，你這是目無君上，此尤大不可也!
8、【士子尊嚴】
宋神宗一次與程顥論及人才，神宗說：“朕未之見也。”程顥立即質問皇帝：“陛下奈何輕天下士?”宋神宗只好聳然曰：“朕不敢!朕不敢!”六百年後，我大清盛世，紀曉嵐爲協辦大學士，嘗論國事，遭乾隆叱斥：“朕以汝文字尚優，故使領四庫書，實不過以倡優蓄之，汝何敢妄議國事?”
9、【義莊救濟】
范仲淹創立的範氏義莊，其中有條規矩：凡族人嫁女，給錢三十貫;出嫁的女兒若因故改嫁，給錢二十貫。可見宋人對女性改嫁是持憐憫態度的，儘可能給予人道資助。到了清代，範氏義莊的規則改爲鼓勵寡婦尋節：達到守節年限者可領雙份米糧資助，如果“失志不終者”，則不予資助。這便是宋清兩個時代精神的差異。
10、【對外貿易】
987年，宋太宗派遣使者，帶着敕書金帛，分爲四路前往海南諸蕃國，招徠蕃商來華貿易。大約八百年後，1793年，大英帝國派遣馬戛爾尼出使中國，希望中英通商。但乾隆老大拒絕了這一要求，給英王覆信說：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想象一下，如果跟馬戛爾尼相遇的是宋朝。
11、【門戶開放】
南宋時，北至淮南，中經杭州灣和福州、漳州、泉州，南至廣州灣、瓊州海峽，整個宋境的海岸線都對外開放，與西洋南洋諸國發展商貿。到了清朝，先是厲行三十年海禁，康熙後期才設四口通商，但他的龜孫乾隆又將四口通商改爲一口通商，關閉江、浙、閩海關，只保留廣州一個口岸與西洋、南洋通商。
12、【重商輕商】
或說中國傳統社會有輕商傾向，但宋代的學者如葉適、陳耆卿，已提出“四民皆本”，宋代事實上也成爲最重視商業的時代。明代的王陽明、黃宗羲等人也提出“四民異業而同道”、“工商皆本”之說。但滿清立國，中國又重返抑末崇本、賤商重農之路，雍正說，“農爲天下之本務，而工賈皆其末也。”
13、【奴隸制度】
社會進步的一個標誌是人身依附的降低，唐及唐之前還有奴隸制，奴隸爲賤民，屬主傢俬產，宋代在法律上已廢除賤民，奴婢跟主家不再是人身依附關係，而是經濟結合關係。滿元統治從草原帶入主奴關係，滿清入關，又再殖入主奴關係，“嚴分着主奴”，即使到晚清，滿洲人內部仍保持着奴隸制習氣。
14、【城市人口】
城市化是檢驗一個社會發達程度的重要指標。宋代的城市化水平是歷代最高的，北宋人口不會少於1億，城市人口達20.1%，南宋的城市人口更是達到22.4%。六百年後，大清帝國的城市化水平下降到什麼程度呢?7%左右，跌入歷史谷底。直到20世紀70年代，中國的城市人口比重一直都未能恢復到22%的水準。
15、【聖君塑造】
宋人將宋仁宗塑造成堯舜那樣的聖君，清人也將康熙、乾隆形容爲堯舜式的聖君。看起來好像是同一回事，都是儒家在拍皇帝的馬屁。但其實區別非常大。宋人是在仁宗去世後纔將他塑造成聖君的，目的是要樹立一個帝王準則，以約束眼前的君主。清人則是將活着的皇帝吹捧爲聖君，目的是要樹立皇權的絕對權威。
16、【經筵差別】
經筵制度在清代發生了非常荒謬的變異——宋明經筵均是由士大夫教化皇帝，清代經筵居然變成了由皇帝訓導士大夫：當講筵官講畢，皇帝即發表一通御論，然後講官們跪贊：“皇上聖學高深，發從前所未發，誠足羽翼經傳，昭示萬世。臣等不勝欣榮之至。”皇帝儼然已是“天生聖人”，君師一體。
17、【道統政統】
清代李光地曾大拍康熙的馬屁：“伏惟皇上乘天之命，任斯道之統。”另一名經筵官也露骨地吹捧康熙：“(我皇上)治統、道統之要兼備無遺矣。”我們知道，在宋人構建的理學譜系中，從未將“三代”之後的君主列入其中，而清代士大夫卻將康熙捧爲“道統”的接班人。“道統”的獨立性與高貴性從此喪失殆盡。
18、【大臣氣質】
宋代士大夫是一羣有脾氣的人。仁宗朝時，張知白(一說是張昇)擔任臺諫官，“言事無所避”。一日仁宗皇帝找他談話，大概是說他“孤寒”(孤單)，沒有朋友，要注意說話的方寸之類。張知白一聽，回敬了皇帝一句：“臣非孤寒，陛下才孤寒。”仁宗問道：“何也?”張知白說：“臣家有妻孥，外有親戚，何來孤寒?陛下只有宮女相伴，豈非孤寒?”說得仁宗神情黯淡，回到內宮，與皇后說起這事，忍不住流淚。爲什麼?因爲仁宗年事漸高，而他所生育的兒子都夭折了，膝下確實孤單。張知白那番話，戳中了皇帝內心最痛苦的地方。但宋仁宗不能因此怪罪張知白，張知白還是繼續當他的臺諫官。清代士大夫呢?沒脾氣了。最典型者，就如大學士曹振鏞的爲官祕訣所言：多磕頭少說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