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90年代初，因爲原在中芭工作、鄰居張京海老師夫婦的介紹，有幸認識劉慶棠老師，開始長達20多年的交往。他是我少年時代的偶像，他所塑造的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黨代表洪長青的形像對我們這一代人來說是萬分癡迷。
他是個愛聊天的人，閒談中說了很多舊事。我在1998年7月15日、2001年1月31日時曾詳細筆錄他的口述，現根據此記錄原稿稍加整理成文。劉慶棠老師已於2010年夏天病逝，帶走了一生的沉重嘆息。現在整理的口述稿只是從他自己的角度，講述了他所經歷所知道的一些事情，一定帶有以往歷史的苦澀痕跡和片面性。
劉慶棠，1932年生，遼寧蓋縣人。中央歌劇舞劇院芭蕾舞劇團演員。“文化大革命”期間，任中央芭蕾舞劇團革委會中共核心小組副組長、中共中央芭蕾舞劇團黨委書記、文化部副部長、中共十大主席團成員、第四屆全國人大主席團成員。1976年10月後被隔離審查，並被開除黨籍。1983年被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積極參加反革命集團罪、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和誣告陷害罪判處有期徒刑17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
我與姚文元初次見面是在1968年，在樣板戲劇團大會上見到的。
20世紀80年代初期，在秦城監獄專案進行得差不多，一撥撥人走了，人變少了，就讓我們幾個一塊兒看電視。看電視時，誰跟誰在一起，都有安排。我和遲羣、王洪文三人在一起看了好幾個月，姚文元突然加進來了，我們都沒有思想準備。第一次他來時留了鬍子，山羊鬍子竟留到胸前，禿了頭髮，跟我們打招呼，比過去開朗熱情，很願意講話，他說：“你們都在這，都在這……”、“今天我們一塊看，多幾個人看熱鬧……”
工作年代他的話很少，讓他講纔講，不會主動講話，是個挺悶的人。他在臺上時很少開玩笑，在公開場合顯得拘束。開會時要是周總理、江青在場，都要特意提醒一句：“文元同志說點意見……”他纔會說一點。
我驚奇地問他：“怎麼留起鬍子?”他說：“好啊，留了鬍子顯得老成……”說着就哈哈大笑起來，變得十分爽朗。在看電視的過程中，他會主動評論。在我的印象中，他評價過女歌唱演員王靜的唱法，還有一個殷秀梅是中央廣播樂團的，這個團原來歸姚文元領導，他對這個團的演員比較瞭解。有一次電視裏播殷秀梅的獨唱，他評論了一段：“在女高音中，殷秀梅是最好的，聲音表達得好，情緒好……”他問我們覺得如何?我說：“你說得對，她學了美聲，同民族唱法相結合，過去唱革命歌曲沒有全用美聲……”王洪文、遲羣在一旁說：“你們是專家，要說起專業評論，我們是外行，懂得少，只是看熱鬧……”
姚文元原來內向安靜，好看書。我覺得他到了秦城後性格是有一點變化。有一次看電視時我問他最近在做什麼事?他說：“看書，寫點東西……”後來監獄裏我認識的小朋友(指看守)告我，姚文元寫了一本哲學方面的書稿，是談辯證法的，他要求出版。
當年我是42歲，他有47、8歲，看上去顯得老了，但他的身體素質還可以，還是顯得健壯。他老跟我說：“鍛鍊鍛鍊啊……”我說：“我每天都鍛鍊……”他說：“我也鍛鍊……”他問我：“你看我怎麼樣?老成一點?”我說：“是起了作用，老一點了。”他聽了就“咯咯”笑起來。過去他很少開玩笑，很嚴肅的，現在也說說笑笑，有時還笑得特別大聲。遲羣就願意跟他開玩笑，逗了說。
想罵就罵的王洪文
我一開始是和公安部一位姓趙的副部長一起看電視，他是井崗山時期的老紅軍，曾當過成都軍區政委。談到自己的事情，他說：“我一點都不後悔，是毛主席讓我來公安部的。”
後來我和王洪文、遲羣一塊看電視，長達兩年時間。屋裏有兩排沙發，一長一短，我們請王洪文坐前排，他願意坐後排，說坐在後面便於議論。我們每人配屬的衛兵也坐在後排，但他們都是小年輕，知道我們不會出事，他們盡在門外玩，等電視結束了才陪着我們回去。我們一般從晚上7點開始看，一直看到節目都沒了，中間就是七嘴八舌評電視劇和文藝節目，會說哪位演員好，哪部戲好。
有一段時間突然加進來一個老廣，55歲左右，不說姓名。小兵們說這個人原是總參搞情報的，出了大問題，出賣了什麼重要的地下組織，所以請他回來開會就扣住，判他死刑，緩期執行。遲羣和我心裏明白，知道他想打進我們圈子，刺探情況，想立功減刑。小兵說：“你們要小心，他不懷好意……”我們說：“我們哪能看不出來……”我們知道這是一個釘子，合計把他拔走。
問他姓名、單位，他不說，我們就火了。王洪文剛好此時來了，他跟我們熟，有說有笑。老廣問我們，我們不直接回答，防着這個人。
王洪文後來是什麼都敢說，怎麼想就怎麼說，無所顧忌。
1984年國慶閱兵，我們是當天晚上看了，第二天監獄方面又來徵求意見，我們都說：“沒看夠，還想看。”王洪文說：“對對，我們還想再看。”監獄負責審查的人希望我們看，好收集我們的反應，就說：“沒問題，明天還放，重播一次。”結果轉天白天又看了一遍，就王洪文和我兩個人。王洪文評說一些，諷刺鄧小平等臺上的中央領導。他這樣說時，屋裏人很多。
記得有一次王洪文跟我們去看那幾塊菜地，就當着散步鍛鍊。走着走着他突然間摔倒，遲羣和我趕緊伸手攙扶他，但沒抓住。衛兵不讓我們動他，對我說：“老劉，他已經犯過好幾次了，你們千萬不要攙他，你們要攙他，十分鐘才緩過來;不攙他，五分鐘就緩過來了……”我們就坐在馬紮上看着他，果然五分鐘後他的手腳能動了，衛兵就上前扶他坐起來，拍他身上的土，他臉色還是剎白，眼睛睜不開。等他坐兩三分鐘後，想站起來，我們和衛兵攙他走了一圈，臉色就正常了。
他說，已摔過一二十次，大夫說是植物性神經紊亂，臉都摔破幾次。他後來悄聲地跟我說：“過去曾有一個星期摔過兩次，現在大家在一起，心情好，半個月才摔一次。”
王洪文原來身體是很好的，茅臺酒能喝兩瓶，酒量接近周總理。記得當年“文革”中我們在京西賓館開會，晚上大家一塊到我們屋裏坐一會兒，準備灑、花生米。就在這時，許世友司令來了，他一進門就說：“我就知道你們有酒，喝喝……”喝到興致，他跟王洪文、我們幾個人一一掰手腕，是一個有趣的人。
後來，遲羣有病先離開秦城，國慶閱兵後又查出我得了肝炎，讓我住院，只剩下王洪文一人。以後他的情況就不瞭解了，可以想像他的心情不會太好。
王洪文是想罵就罵，其實他談論政治很少。姚文元與王的性格不一樣，做事說話有分寸，我沒有聽見他與人吵架。遲羣和我從來不亂說話，要經過思索才說一些。遲羣和謝靜宜是毛澤東身邊的人，瞭解的事多，說話更謹慎穩當。
不說話的張春橋
張春橋後來很少說話，別人說好的不回答，說不好的更不回答，一般人達不到這種境界。他在秦城得了膀胱癌，請了原周總理治療組吳階平等6位大夫來看病，手術很成功。我在秦城無意中碰到他一次，看到他頭髮光了，顯得很胖。
後來我住在公安部所管的復興醫院，一位劉姓大夫告訴我，住在隔壁病房的是張春橋，見到來訪的公安部部長，自己照樣看報不搭理。部長說：“張春橋，最近身體怎麼樣?”不搭話。部長又說：“你對我們有什麼不滿意，可以提出來。”張春橋還是不說話。旁邊的人急着說：“張春橋，部長問你，你回答，你應有禮貌……”張春橋依舊不吭聲，部長只好說：“今天先說到這，等有機會下次再說……”
可是沒等部長出了房，張春橋就跟大夫們說話，非常有禮貌。
依我的觀察，以前工作時張春橋確實話很少，別人說話他認真聽，最後才說幾句。江青、上海那些人佩服他，都聽他的。講一個比喻，如果張春橋說奔東，原來說去西的江青也只好改變，也奔東去。
毛主席病重時曾提出想看影片，甚至提了三看三不看的原則。這個事情就由我、廣東省委書記韋國清、香港港澳工委樑某某負責，向香港邵氏電影公司借來中外影片五百部。我事先審查片名和材料，然後打電話告張耀祠、張玉鳳、毛遠新，讓他們到發行公司去取片子。
1977、1978年批判我時，提及這件事，就說我是巴結江青、張春橋，好像特意要給張春橋看電影，上綱上線很高。我說，你們冤枉張春橋，他愛看報紙，就是不願意看電影。每逢節日上映新片前，我要打好幾次催促電話，讓他趕快審查，說：“五一節要上映，再不審查就來不及印拷貝呢。”他才答應說：“第二天一起牀就看……”審片時，他意見不多，總是說：“同意你們的審查意見，很好……”有時也會提幾個小地方修改，江青、姚文元在這方面提意見提得多。
政治制度有問題，制約人，這樣管制延長了很長的時間，管得那麼嚴。審查電影萬一錯了，誰敢承擔責任，誰都害怕。
我聽張春橋說過，他不愛看電影，愛看書、看報紙，每天都要看香港幾個代表性的報紙，養成習慣。
張春橋與鄧拓曾經在《晉察冀日報》一塊工作過，他當過鄧的副手。1965年底批《海瑞罷官》之前，張春秋偷偷地向鄧拓通風報信。1976年11、12月間，當時鄧拓、“三家村”還沒平反，《人民日報》刊登了批判張春秋的長篇文章，裏面就提到張春橋給鄧拓報信的事，把鄧拓和張春橋都一塊罵了。當時我們關在西直門國務院第二招待所，看到了報紙，這一段話我印象很深，因爲覺得突然，沒有想到還有這樣的事。
江青與文藝界二三事
我見過江青與周總理爭執，爭得臉紅耳赤。江青對我們說過：“我從來沒有反對過周總理，但我們有時意見不同……”在我們眼裏，江對總理是尊重的。我們當時就聽說，當年在延安時周總理是支持江青與毛主席結婚的。
到人民大會堂開國務院會議，吃工作午餐不要交糧票。而到釣魚臺開會，江青要讓我們交錢、交糧票，不許揩國家的油。老太太自己也交，非常認真。
京劇老演員裘盛戎老向幾十元工資的青年人借錢，錢數積起來變得很大。江青知道後替年輕人焦急，要裘自己去還這些錢。
當時京劇名師李少春境遇不好，江青有意讓他去當教員，有改善、保護之意。有一次李少春遇見我，就問：“讓我當教員，你知道嗎?”他怕此事是假的。但江青對此事很認真，一直惦記着，她說：“你跟他關係密切，多做工作，對他的病情有好處。”我們就去找他，多方鼓勵他。
裘盛戎等名師由於歷史原因有抽大煙的習慣，文革中被迫停了，受不了。裘有一天直接告訴江青，請求幫助。江青酌情同意，建議由醫生控制，少量飲用，讓他上臺演出，同時慢慢戒掉。她說：“這是舊社會給他帶來惡習，要勸他改正。他是國寶，應該好好保護。”
運動前江青曾對八一廠導演嚴寄洲的影片提了修改意見，嚴寄洲沒改動。江青就批評他固執己見，不把我們放在眼裏。結果運動中江青的話被用上，整得他很苦。江青認爲這樣處理不好。1974年我管電影，江青找我：“慶裳，給你說一事，嚴寄洲給我來過一封信，很誠懇，說好幾年沒工作，想發揮點作用，悶得慌。文革中整他厲害，有人利用我隨便說的話，折騰他不輕，弄得我現在很困難。你去一趟八一廠，不要提我，怕八一廠又有人折騰。你出面保他，讓他出來工作，他有這個能力。你替我保一下，你明天就去，然後給我回電話，不順利的話，我再給你出主意。”我就去八一廠開座談會，第二天嚴就出來工作了。
1977年嚴寄洲在報紙上刊登大文章，揭發江青怎麼迫害他。我看了就想，其實有一段江青對他的導演工作還是過問了，力所能及地關心過。
江青愛發脾氣，脾氣確實很暴，但發錯了，就檢討。前一段我在甘家口路上偶然碰到原來釣魚臺17樓江青處的服務員，我們倆閒聊，她說，江青愛發火，碰到難處理的事就焦急，發火厲害，但有時過幾天她又會說自己脾氣不好，請人原諒。
記得有一次開會，江青說：“聽別人說，某某有問題。”我就向她解釋，認爲不是那麼回事，她聽了大怒，說：“你怎麼還保護他?”江青就是說他有五一六嫌疑，她氣呼呼地問我：“你打保票嗎?”我說：“我打百分之八十。”事後我將調查來的材料告她，她才消氣，說：“批評錯了，你們不要生我的氣，我這個人脾氣急，我不是故意的，錯怪你們了。你們要經得起批評，毛主席批我，那就是直接罵我了。我捅了漏子，主席在電話中罵我不對。”
從“毛主席批評”話題扯起後她就在那時給我們講了這麼一段故事。1970年廬山會議後，林彪、葉羣到處探風，到釣魚臺請江青照相，江青不想照，就藉口說拍攝機器收起來，不使用了。林彪、葉羣從釣魚臺走了，一副不高興的樣子。
江青向毛主席電話報告，說幾點幾分林彪離開，毛主席五分鐘內不言語，突然間大發雷霆地說：“你混帳，你糊塗，你壞了大事，你知不知道團結林彪，分化陳伯達，你爲什麼不請示，一貫無組織無紀律……”江青嚇壞了，拿着電話筒連喘氣都不敢出，小聲問：“主席，怎麼改正?”毛主席說：“今天下午你拿相機、燈，到林彪那裏承認錯誤，讓他感覺你可信，請求給他拍照……”。江青迅速帶着器材趕到林彪住處，向林彪承認錯誤，林彪很高興，說：“這哪是錯誤……”這就是那張著名的林彪學毛選照片的由來。記得1973年開十大，分組會上談創作，江青閒時又談起這段經過，主席五分鐘內不說話突然大發脾氣給人印象最深。
江青是內行，懂戲。看了戲後她會有所準備，拿着提綱提意見，說：“昨晚一夜沒睡好，想戲的問題，主要的應肯定，但也必須做較大的修改，我提幾條請你們考慮……”或者說：“我不懂舞劇，懂一些共性，你們自己研究……”《紅色娘子軍》裏的“常青指路”一場戲，就是在江青指點下排練的，常青出場的動作，是我和演通信員的小彭一起編排的。
江青提出藝術上要出新，戲劇內容不改變，就沒有生命力。文革前她曾經做過祕密調查，看看舊京劇的演出情況，比如就調查過譚元壽上演的情況，查看觀衆到底有多少，她做過一番計算。當然，江青做樣板戲是有政治目的，爲文革造輿論。
80年代我在秦城裏面偶遇過江青。秦城有四個大院子，彼此放風時間不同，關在裏面的人平常是見不着的。有一次我在走廊裏碰到江青，她看着我，頗覺意外，但雙方都沒開口說話，各走各的路。她當時已顯老態，走路慢，反應也慢。我估計是監獄方面時間掌握錯了，再加上她走得慢，就造成這樣相見。我算一下，這樣碰巧撞上起碼有兩次。
秦城分幾個監區，各自的院子很大，種了不少果樹，空氣不錯，我們可以在自己所屬的院子裏面跑跑步。在那個時節，我們能見到黃永勝，他當時身體已不太好，拿一個凳子，走一圈就坐一會兒。以前我們認識，但此時不能說話，只能彼此點點頭。
在秦城裏面，我知道戚本禹好打架，經常與公安人員吵。我們說過：“那頭不安靜。”後來聽說戚要出去了，他說過這樣意思的話：“到年頭，回家了，到上海圖書館當歷史組副組長……”
我跟遲羣在一起的時間較長，倆人能聊得來。監獄負責人有一次問我們，是否希望種一點地?我說：“願意。”這只是象徵性的勞動鍛鍊，我和遲羣兩人都是農家出身，對種地感興趣。我們就要了三小塊地，大約有三十多平方米，一塊種西紅柿，一塊種花生，另一塊種白薯。我們挖地澆水澆糞，兩個衛兵也幫我們幹，幹得也挺多，他們在部隊裏都是連級幹部，大都是連長、指導員，二十七、八歲。收穫的東西歸我們，西紅柿隨便吃，打上水井的水洗了就吃，衛兵卻不敢吃。我們說：“吃吧，我們共同流了汗水，好吃……”他們說：“真的不讓吃，會受批評的……”結果就把多餘的西紅柿送到伙房。我們想吃花生，就讓伙房炒。自己種自己吃，也算一種消愁解悶的方式。
遲羣出來後跟愛人復婚，我去他家，他愛人愛嘮叨，不斷地說跟着受罪，吃了那麼多苦頭。唉，說這種話還有什麼意義，心裏很煩，遲羣和我心裏何嘗不是那麼想。我們倆聊天，我多勸他寬心，想開一點。
那一年，遲羣住的公家房子可以按工齡買斷，但愛人的工齡算數，組織上卻說找不到他的檔案，無法讓他享受此待遇。如果能找到檔案，買這一套房子就能便宜幾萬元。他當時生活待遇不好，省下這筆費用對他很重要。他曾經工作過的單位互相推脫，他只好到八三四一部隊、教育部、清華大學來回找他的檔案，不得結果。他說，戰爭年代自己跟着毛主席出生入死，做了不少事，怎麼就不能照顧一下，給開個證明?
很長時間他心情都很鬱悶，不知道怎麼辦好?有一天晚上，他坐在桌旁想給中央寫信，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請求上面予以幫助。剛寫了“江XX同志並轉黨中央……”幾個字，就一頭趴倒在桌上，是嚴重的腦出血。等他不省人事的時候，八三四一部隊的人說找到他的檔案了。
到八寶山送別時，儀式簡單，來的人不多，看到遲羣最後的樣子，我的心情不好受。印象最深的是，有幾個清華大學的老教授特意來送他，說明清華還是有教師記住他曾經做過的事。
周總理找我談話做思想工作
我是1951年就認識周總理，他對我的成長經歷比較瞭解，看過我許多次演出，看過我主演的《天鵝湖》、《海盜》、《淚泉》等，懂得芭蕾戲，關心甚多。
文革前紫光閣每半個月都有舞會，二三十人範圍，參加的人有副總理、副委員長、軍委副主席等，由中央歌劇舞院負責藝術組織工作。周總理對幹部嚴厲，對一般羣衆好，院長趙渢怕總理見面批評他，有顧慮，就說慶棠跟總理熟，讓我帶隊。
江青從來不去跳舞，蔡暢大姐偶而去過。舞會一般晚上11點結束，我們再吃點夜宵。
1966年6月初文革露出苗頭，劇團工作大亂。我當時是劇團支部組織委員、演員隊隊長，我作爲雙料幹部，也受到衝擊，被貼了大字報，有人也不聽我說話。碰到那麼巨大的政治動亂，舞會以後就停了。
70年代初，在一次接見外賓之前，周總理找我談話，說：“毛主席、黨中央要組建新的文化部，讓你到文化部工作。”我說：“過去我只做過一個劇團的工作，到文化部有種懼怕，水平低擔負不了，給黨的工作造成損失。”周總理說：“我告訴你，我幹革命時沒想到做總理，一開始我也害怕。要做工作，隨時都會犯錯誤，隨時改。”很快中央下發文件，宣佈文化組十人名單。
80年代中期我因病出了秦城，就回老家休養。我現在就是人家找我到大學教課，爲別人籌辦民營藝術學校。最想排舞劇《岳飛》，看了很多史料，也寫了舞臺臺本，找了原來《紅色娘子軍》作曲家來合作。排戲很難，我總想在晚年做一點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