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明對“史”有其非常特殊的理解，“史”絕非近代西方意義上的史學。實際上，沒有一個文明像中國文明那樣重視史。筆者認爲，在很大程度上，中國的“史”是西方意義上的“法”的內在一部分。在中國，很難找到西方意義上的“法”。
從嚴復開始，近代以來中國人對西方意義上的“法”作了不同的理解，認爲西方意義上的“法”至少包括儒家的“禮”和法家的“法”。這完全可以理解，西方意義上的“法”是一種由規則組成的體系，經由社會組織來實施其強制力量，規範個人行爲。在這個意義上，如果法家的“法”是針對普通老百姓的，那麼儒家的“禮”便是針對統治精英的。
不過，這裏還應當加上史家的“史”。“史”對精英行爲的約束並不亞於“禮”。一方面，中國文明一直有“以史爲鑑”或者“以史爲鏡”的傳統，這裏主要是針對統治者而言的，就是要以歷史經驗或者案例來指引或者規範自己的行爲。另一方面，歷代統治者也都會非常介意“史”家如何寫他們的歷史，“歷史怎麼說我”，所謂的“蓋棺定論”就包含這個意思。
對“史”，歷史上有很多非常屬於中國的解釋。許慎《說文解字》中說，“史，記事者也。從又持中，中，正也”。顧野王在《玉篇》中解釋道，“史，掌書之官也”。《周禮·天官·宰夫》中說，“史，掌官書以贊治”。
史學家顧藎臣則說，所謂史者，乃古代爲帝王“掌書”“記事”之人。“史”之爲職，他手中所書記的事情，應當處處以“中正公平”爲本，故其字從又，持中。又，便是右手之“右”，人用之以“書記事物”的，“書記事物”而能不失其“中正”，這才能不負“史”之名。很顯然，這裏先人們都強調“史”的公正性，具有公正性的“史”可以規範人們的行爲和指引未來。
中國有二十四史。在這二十四史中，最後九部正史記載了從唐朝到明朝的歷史。史學家楊聯升在《中國官方修史的組織：唐朝至明朝正史編修的原則和方法》一文中說，二十四史具有一些共同的特點，即每一部正史都是在隨後的朝代內修編的，“國亡史存”這一原則在歷史上始終沒有發生變化。今朝彙編前朝的官方歷史，表明後朝對前朝直接或者間接的承認。
因爲“史”的重要性，中國歷史上史家逐漸發展出一種近代以來人們稱之爲“史權”的權利，而這種權利包括皇帝在內的統治者也是承認的，儘管有些時候顯得並不那麼樂意。這種情況在其他文明中並不多見。
元朝學者王鄂在一封請求編修遼史和金史的奏摺中說：“古有可亡之國，無可亡之史。兼前代史書，必代興者與修。蓋是非與奪，待後世而可公估也。”1639年，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告訴有關官員說：“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實錄，元雖亡國，事當記載。況史記成敗，示勸懲，不可廢也。”清朝康熙皇帝在給史館的一份詔令中就強調，應該公正地編修前朝的歷史。
修史是一件艱難的事
對今朝來說，儘管修史有其他種種原因，但“以史爲鑑”或者“以史爲鏡”則是最主要的。楊聯升說：“以史爲鑑這一原則，可以追溯到古代。對於九部正史來說，主要用於偶爾的參考，而不是用作通常的閱讀材料。並不在對普通老百姓的教化作用，而在於對統治者的提醒作用”。這是符合客觀實際的。
毛澤東從前就說過，中國的歷史都是帝王將相史，而非人民的歷史。中國的史家寫史是給皇帝和統治階層看的，而非給老百姓看的;同樣，皇帝強調修史也是一種自我提醒和警戒。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史”具有法律的功能，類似英國的不成文案例法。
也正是“史”具有這個功能，如何修史是一件艱難的事情。《左傳》一書中就記載了好幾位因秉筆直書而犧牲了的史家。對史家來說，最重要的是公正和客觀。記錄歷史事實最爲重要，評介歷史反倒不那麼重要，因爲中國人相信，歷史自己會有最好的評介。
司馬遷的《史記》被漢代的學者稱爲“實錄”，這是史家所能得到的最高榮譽。因此，史家的獨立性被視爲一個十分榮耀的傳統。正是因爲這種獨立性，近代以來史家把這種獨立性稱之爲“史權”。的確，如果就對統治者行爲的影響力來說，中國歷史上沒有比“史家”這個羣體更具有權力的了。
不難理解，這種權利往往是以史家的犧牲爲代價的。不過，歷史上，人們也發展出了試圖減少這種犧牲的方法。例如，爲了解除那些負責記錄皇帝言行的史家之憂，中國史學中有一種傳統，要求皇帝不閱讀其本人在位時期的“起居注”。
歷史是由事實組成的，而事實只要發生過，就不會消失，因此歷史就是對歷史事實的記錄，即“實錄”。不過，對事實的解讀和評估會發生變化，不僅不同時代有不同的解讀和評估，同一時代的不同的人也會有不同的解讀和評估。司馬遷因此確立了“多實錄、少評論”的傳統。二十四史充分反映了這個傳統。儘管二十四史是帝王將相史，但記錄的則是事實。
但近代以來，這一傳統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二十四史當然不可避免會受政治影響，但“重實錄、少評論”的這種傳統賦予史家很大的空間來記錄歷史。不過，近代以來，中國史學出現過度政治化的情況，以政治需要來寫史、解讀史。這種趨勢導致了幾個對史學來說是致命的後果。
傳統史家所強調的“實錄”傳統正在消失，近代以來的史變成“重評論、少實錄”。更爲重要的是，評論中國歷史本身的不再是傳統的“經”，而是從外國進口的“經”，即各種“主義”。
傳統上“經史”具有一致性，但近代以來“經史”脫節。這種以政治立場爲先導的方法很難解釋中國歷史。直到今天，連清史還沒有寫出來。清史沒有寫出來並不是事實是否清楚，而是政治立場問題。民國完成的《清史稿》被視爲有很多事實錯誤。但如果只是事實錯誤，並不難糾正。真正影響清史寫作的顯然是政治問題。
另一方面，近代以來，西方對中國的影響越來越深。這個事實也表明寫中國歷史必須考慮到西方的因素。不過，如果是着眼於事實的，這個歷史也並不難寫。只有在事實層面，人們才能達到共識，而共識是寫史的基礎。
西方史學也有其優勢，各種現代史學方法幫助人們多方面地思考和分析歷史，也可以從各種分析中得到有意義的啓發。用各種科學方法來解釋歷史，這和中國的傳統也不是那麼衝突。例如，中國的考據學傳統也是力求從多方面接近和還原歷史的事實。
政治影響中國史學界
但很顯然，影響中國史學界走上歧途的並非這些科學方法，而是政治。一旦把重點放在政治，歷史事實就變得不重要了，而解釋和評介變成了歷史的主體。
中國歷史上一直有“借古諷今”的傳統，但現在的“借古諷今”的方法和傳統已經和從前的大相徑庭了。傳統上的“借古諷今”就是“以史爲鑑”和“以史爲鏡”，類似英國的不成文法傳統，從過去的案例來觀照現實。而現在的“借古諷今”已經儼然是一種政治反映。
前代史寫不出來，當代史更難寫。因爲過近，人們就很難對某一事實或者人物下一個結論，或者下一個公正的結論。政治人物因爲有政治需要，需要對發生的事實或者過往人物做一評論，即“蓋棺定論”。但即使是這樣，也必須做得非常公正。
這一點表現在鄧小平對毛澤東的評價上。鄧小平是極具智慧的，他不僅把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本人區分開來，而且把毛澤東在不同歷史階段的作爲也區分開來。對鄧小平來說，毛澤東思想代表的是整個共產黨的思想，毛澤東本人的思想無疑是主要的，但也加入了毛澤東這一代人的思想。
而毛澤東作爲一個凡人，犯錯誤也在所難免。鄧小平充分肯定了毛澤東一生的功勞，而對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則加以否定了。不過，即使這樣，鄧小平也並沒有把“文化大革命”歸之於毛澤東一人。
如果政治人物有政治的需要，史學界則應當堅持自己的獨立傳統。不過，很遺憾的是，這種傳統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了。舉一直具有非常敏感性的“文革”研究來說，當代的學者(包括史學領域)最熱衷的就是評介“文革”，糾纏在無休止的“否定”和“肯定”的爭論之中。如果是像傳統那樣，“重實錄、少評介”，研究者勢必獲得更多的“文革”研究空間。但如果是“重評介、少實錄”，或者尋找“實錄”就是爲了“評介”，“文革”研究勢必和現實政治發生衝突，而這勢必縮小研究者的空間。
前段時間發生了中學歷史教科書修改有關“文革”內容的事件，不能不說令人遺憾。如同傳統史家所相信的，很多東西讓歷史去做結論，今天的研究者不必那麼着急跟着政治人物給歷史下結論。跟着政治人物對歷史下結論無疑放棄了自己的“史權”，放棄了自己的獨立性而變成了政治的附屬物。尤其是對“文革”，既然鄧小平這一代政治人物已經下了一個“集體的結論”，爲什麼現在急着要改變這個結論呢?即使政治人物需要，但研究者並不需要。
鑑於歷史對中國未來的重要性，史必須延續。而今天的“史”的局面很不樂觀。除了各種不同的基於政治立場之上的對歷史事件和人物的意見之外，“實錄”正在消失。而這種“實錄”傳統消失的後果，遠比不同意見的消失更爲嚴峻。
在明史之後已無“史”的今天，如何延續“實錄”傳統較之任何意見更爲重要。在任何文明和國家，“史”(或者廣義的社會科學)和政治之間的緊張關係不可避免，但緊張並不總是意味着直接的衝突。中國古人發明創造了很多好的傳統，正因爲這些好的傳統，纔有了二十四史。
在這方面，現代的史學家要麼仍然需要向傳統學習，要麼需要創造新的傳統。否則，“史”本身就會在中國消失。中國文明延續數千年背後有諸多原因，但“史”的延續無疑是最重要的。如果“史”不能延續下去，文明又如何能夠延續下去?更不用說是文明的復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