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個晉國小宗代大宗的戰爭歷程中，曲沃桓叔、曲沃莊伯及後來的公族子弟發揮着重要作用，到晉武公時代這些子弟更是在攻破翼城的決定性戰役中衝鋒在前，是爲晉武公的最大功臣。不過在晉武公的心中對這些子弟多半是充滿擔憂的，晉武公可取翼城大宗而代之，這些宗族功臣一朝得勢，自然也能取晉武公家族而代之，因此在對嫡子姬詭諸的教育中可能也充斥着這種對宗族功臣的忌憚之意。後來姬詭諸成爲晉國國君後，即更是深以爲患，《左傳》載：“晉桓、莊之族逼，獻公患之。”
而我們要講到的晉國權臣士蒍正是藉此而進入朝堂。士蒍，名爲祁蒍，也是晉國有名的貴族子弟。說到這個士蒍，其家族的歷史也極有淵源，追溯到上古時代是堯舜身邊的重要力量陶唐氏，到夏王朝的時候也是爲夏王圈養神龍的御龍氏，這個家族歷經朝代更替，雖是起起落落，但似乎其生活環境始終處於周唐之地。後來出了個杜伯因勸諫得罪了周宣王被殺掉，杜伯兒子隰叔避難到晉國擔任士師之職。 “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士師是掌管刑罰禁令之官員，也就是軍中之執法官。
士蒍即是隰叔的後人，這即是說當春秋伊始，士蒍這支部族雖不如當年興旺，但在晉國之地也算是望族。當時的時代很多名門貴族有個傳統，就是被封官職，就會以官職爲姓，比如有司馬、司城、司寇的，皆是以官職爲姓。隰叔擔任士師而後，這支部族從此也就稱了士姓。而且晉國似乎也爲士師這個官職定了世襲之習，隰叔擔任的士師，到後來士蒍也是擔任的士師，有着家學淵源的士蒍從來就是晉國刑法的精通者，因此晉武公而後的晉獻公時代，士蒍始終都是晉國刑法之權威。
士蒍並不是僅僅滿足於士師這樣的官職，對於晉獻公對宗族公子的擔憂之心，士蒍也是籌謀日久，遂才提出了頗有遠見的策略：“去富子，則羣公子可謀也已”， 士蒍在諸公子間採取的是挑撥離間之策，導致諸公子間先是發生內部自相殘殺，其後待時機成熟，把諸公子遷至聚邑之地，這個聚邑可不簡單。本來當時就是這個時期的富庶之地，諸公子在這裏聲色犬馬，兩三年間即被磨滅了雄心，晉獻公遂是圍而殲之，而聚邑則反而成晉國都城，易名爲絳地。諸公子的血倒是成了新都城的見證。
此戰而後士蒍更受晉獻公之重視，升職爲司空，“掌水土事。凡營城起邑、浚溝洫、修墳防之事……凡郊祀之事，掌掃除樂器……凡國有大造大疑、諫爭，與太尉同”，其後晉國的重要城池蒲地、屈地兩座城池，皆爲士蒍所修築，而蒲地、屈地恰好又是晉獻公的重耳、夷吾兩大公子的駐地，可見士蒍已將政治力量延伸至晉公族的全域範圍。
士蒍對申生有所偏愛，當申生征伐取勝歸來，士蒍以“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爲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預言申生之災，“十二月戊申，申生自殺於新城”，可是有先見之明。後來士蒍還說過：“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就是對申生、重耳、夷吾三大公子的太子爭奪戰非常不滿，跟荀息的愚忠於晉獻公不同，士蒍因有此念，對三大公子就沒有明確之站隊，因此即便其後夷吾、重耳先後爲君，對士蒍這隻老狐狸也是相當敬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