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友蘭(1895.12.04～1990.11.26)，字芝生，河南省南陽市唐河縣祁儀鎮人。中國當代著名哲學家、教育家。
1918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1924年，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回國後，歷任清華大學教授、哲學系主任、文學院院長，西南聯合大學教授、文學院院長;第四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二至四屆政協委員，第六至七屆全國政協常委，取得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印度德里大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名譽文學博士。著有《中國哲學史》、《中國哲學簡史》、《中國哲學史新編》、《貞元六書》等，成爲20世紀中國學術的重要經典，對中國現當代學界乃至國外學界影響深遠，稱譽爲“現代新儒家” 。
1990年11月26日20時45分，病逝於北京友誼醫院，享年95歲。
求學生涯
1895年12月4日，出生於河南省南陽市唐河縣祁儀鎮。
1902年，馮友蘭7歲上學，先讀《詩經》，次讀《論語》、《孟子》，再讀《大學》、《中庸》，從頭至尾反覆吟誦。因其父公務繁忙，教育子女的重擔就自然落在粗識文字的馮母吳清芝身上。當時兒童重記憶，輕理解，如此他又勉強讀完了《書經》、《易經》和《左傳》。
1907年，馮家專門聘請教師負責馮友蘭的教育，較正規地開設了古文、算術、寫字、作文等功課。因課程較爲輕鬆，馮友蘭在閒暇時還常閱讀一些他父親所藏的新書籍、新刊物，開始初步接觸一些世界知識。在12歲時，馮友蘭的父親馮臺異因病猝逝，他遂跟隨其母遷回老家唐河，並繼續延聘教師授學。在這期間，他開始閱讀諸如黃宗羲《明夷待訪錄》等帶有民主主義色彩的書籍。
1910年，遵其母囑考入唐河縣立高等小學預科。
1911年春，考入開封中州公學(今河南大學)中學班。暑期回唐河，與吳太夫人之侄女吳淑貞結婚。
1912年夏，轉入武昌中華學校。1912年冬，馮友蘭再以優異成績考入上海第二中學的高中預科班。當時的上海第二中學，所有課程都採用英文原著作教材，其中有位教師還將一本耶芳斯的《邏輯學綱要》當作英文讀本。正因如此，馮友蘭反而對形式邏輯發生了濃厚的興趣，並由此而引起了對哲學的興趣。
1915年9月，馮友蘭考入北京大學文科中國哲學門，開始接受較爲系統的哲學訓練。
1918年6月，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1918年秋，任河南第一工業學校語文修身教員。在臨近畢業的最後一年，適逢胡適和梁漱溟二人先後來到北京大學任教，馮友蘭幸逢其會，受益匪淺，對其以後研究中西哲學，尤其是思考中西文化之關係啓迪甚深。
1919年，赴美留學。
1924年，獲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
婚姻生活
馮友蘭北大畢業後回到開封，第一件事是結婚成家，邁出了人生的第一步。馮友蘭的婚姻同這位哲學家的哲學創作一樣，都帶有近代啓蒙的色彩。他的婚姻似乎打破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烙印。馮友蘭先生在《三鬆堂自序》中說：“1911年先是取唐河吳太夫人之侄女吳淑貞結婚，1913 年暑期回唐河度假，方知夫人吳淑貞已病故。“ 1914年，馮友蘭在上海第二中學讀書的時候，經同學介紹他與同鄉河南新蔡人任載坤相識。並於1915 年，與任載坤女士訂婚。任載坤是辛亥革命的前輩任芝銘先生的第三個女兒，其父最早在河南提倡婦女解放，並先後將包括任載坤在內的三個女兒送到當時女子的最高學府----北京女子師範學校接受現代教育。馮友蘭與任載坤訂婚時，正是任載坤在女子師範讀書的時候，於是兩家相約：在任載坤畢業後方能結婚。1918年夏天，馮友蘭在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恰好任載坤也讀完了北京女子師範學校的全部課程，二人雙雙拿到了兩所高等學府的畢業文憑，並一同回開封結婚。此時馮友蘭23歲，任載坤24歲。馮友蘭作爲一位哲學家，他頭腦中經常思考的是社會、人生和哲學。而家庭生活的重擔完全落在了出身世家而又受過高等教育的任載坤身上。正因有這樣一位賢妻良母，才使馮友蘭“不相累以庶務”，專心從事創作。從1918年夏至1977年秋，這對真正可以稱得上同甘苦共患難的夫妻共同走過了五十九年的漫長道路。
創辦刊物
1918年6月，馮友蘭從北京大學畢業，回到開封。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並迅速波及全國。馮友蘭雖未及親臨，卻積極響應，並同幾位好友創辦一名爲《心聲》的刊物。在他起草的發刊詞中明確指出：“本雜誌之宗旨，在輸入外界思潮，發表良心上之主張，以期打破社會上、教育上之老套，驚醒其迷夢，指示以前途之大路，而促其進步。”生當此時的馮友蘭，對此類問題也進行了認真的思考與探索。正如他在後來的回憶中所說：“我從一九一五年到武昌中華學校當學生以後，一直到現在，六十多年間，寫了幾部書和不少的文章，所討論的問題，籠統一點說，就是以哲學史爲中心的東西文化問題。我生在一個文化的矛盾和鬥爭的時期，怎樣理解這個矛盾，怎樣處理這個鬥爭，以及我在這個鬥爭中何以自處，這一類的問題，是我所正面解決和回答的問題。”
赴美考察
1919年12月，馮友蘭赴美考察。1920年1月，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學習，師事新實在論者孟大格和實用主義大師杜威。1923年，創作《柏格森的哲學方法》和《心力》兩篇文章，向國內思想界介紹柏格森的哲學思想。同時，他用柏格森的哲學觀點寫成了《中國爲什麼沒有科學》一文，指出，中國之所以沒有近代科學，並非是中國人愚笨，“非不能也，是不爲也”。因爲中國傳統注重人是什麼，即人的品性和修養，而不注重人有什麼，即知識和權力;中國哲學向內追求，以達人性的完滿爲目的。而西方哲學則向外探尋，以認識自然、征服外在世界爲最終目的。正是中西哲學的不同理想和追求造成了中西文化的差異，並導致中國無近代科學的落後情況。在美考察期間，馮友蘭還有幸拜會了蒞美訪問、講學的印度學者泰戈爾，共同探討了東西文化的若干問題，並將談話記錄整理成《與印度泰戈爾談話》一文，發表在國內《新潮》三卷二期上，同時，他對國內學術界亦頗爲關注。1921年，梁漱溟出版《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認爲中西文化之爭絕非古今之爭，而是作爲文化產生之根源的“意欲”的根本不同之故，並以此爲理論基礎，展開了對東西文化的全方位比較研究。馮友蘭當時對此書觀點頗多契合，並立即用英文寫成《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文，向美國學術界介紹樑的著作和思想。
回國任教
1923年，馮友蘭在杜威等的指導下，完成了博士論文《人生理想之比較研究》(又名《天人損益論》)，在此文中，馮友蘭將世界上的哲學分爲三類：第一類是損道，第二類是益，第三類是中道。這三派哲學的分歧導源於對“天然”與“人爲”的不同看法。他認爲，人類所經驗之事物、無非兩類：一是“天然”，一是“人爲”。“自生自滅，無待於人，是天然的事物。人爲的事物，其存在必倚於人，與天然的恰相反對”，有的哲學家有見於天然之美好，而力反人爲境界，是爲損道派，如中國古代主張“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絕巧棄利”
之老莊即是典型;有的哲學家有見於人爲境界之美好，而提倡改造天然境界，是爲益道派，如主張改造、征服自然的西方哲學和“人力勝天行”之中國墨家學派即屬於此類;而有的哲學家則持調和折中的態度，主張兼收天然和人爲的益處，是爲中道派，此派當以主張“天人合一”的儒家哲家爲代表。對此三派，馮主張採取寬容的態度，讓其各行其道，並行不悖，但對儒家思想的偏愛，又使他明顯地偏向於中道派的儒家哲學。馮友蘭這種中西哲學之比較觀，與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說，雖說法有異，基本精神卻是一致的，這不能不說是受了梁氏文化理論的影響。所不同的是，樑以印度文化作爲人類的最後歸宿，馮則以儒家文化爲歸趨，並隨着研究的深入，馮友蘭最終還是超越了這一觀點。
1923年，馮友蘭學成回國，始任開封中州大學哲學教授，併兼任文學院院長。1925年又到廣東大學任教授。講授中國哲學史，同時還給美國人辦的一所華語學校講授《莊子》。1926年離開廣東大學到燕京大學任教授。1928年，馮友蘭講授中國哲學史。抗戰期間，任西南聯大哲學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1927—1937年，是馮友蘭集中精力研究中國哲學史的時期。
1946年赴美任客座教授。1948年末至1949年初，任清華大學校務會議主席。曾獲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印度德里大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名譽文學博士。1952年後一直爲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出席會議
馮友蘭曾於1934年應邀出席在布拉格召開的“第八次國際哲學會議”，並在大會上作了題爲《哲學在現代中國》的學術報告。會後，他又通過申請獲准訪問蘇聯。他懷着極大的興趣和探究事實真相的心理，踏上了蘇聯的國土。馮先生後來回憶當時的情況時說：“關於蘇聯革命後的情況，有人把它說成是天國樂園，有人把它說成是人間地獄，我想親自去看看究竟是個什麼樣子。”通過耳聞目睹，他得出瞭如下結論：“蘇聯既不是人間地獄，也不是天國樂園，它不過是一個在變化中的人類社會，這種社會可能通向天國樂園，但眼前還不是。”馮先生的這種印象是比較真實而不帶任何偏見的。他還通過橫向比較，得出了另外一種結論：封建社會“貴貴”，資本主義社會“尊富”，社會主義社會“尚賢”。
被捕審訊
回國後，馮先生根據自己的所見所聞作了兩次正式演講。一次是漫談蘇聯見聞;另一次是以“秦漢歷史哲學”爲題，提出了以歷史唯物主義的某些思想爲基本要素的“新三統五德論”，集中論述了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意識反作用於社會存在的觀點，這次講演引起了官方的懷疑與不滿。1935年十月底十一月初，他竟被國民黨政府警方視作政治嫌疑犯予以逮捕、審訊。國民黨此舉引起全國譁然，人們紛紛提出抗議。迫於全國的民主勢力，馮在被關押、審查數天後，遂被釋放。對於這次事件，魯迅先生曾在一封書信中憤然說到：“安分守己如馮友蘭，且要被逮，可以推知其他了。”這次事件對馮的震動也頗大，但他並未因此而與國民黨決裂，而是選擇了更加謹小慎微的道路。
創新理學
1937年至1946年，是馮友蘭學術生涯的關鍵十年，其新理學體系即在此間創制而成。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後，抗日戰爭全面展開，馮友蘭雖身處後方，卻心繫國事，常爲中華民族之存亡而憂心如焚，感慨淒涼。在暫避長沙時，他曾寫過這樣一首詩：“二賢祠裏拜朱張，一會千秋嘉會堂。公所可遊南嶽耳，江山半壁太淒涼。”其憂國憂民之情溢於言表!1946年5月 西南聯大的使命結束，馮友蘭爲西南聯大紀念碑撰寫了碑文。碑文氣勢磅礴，旨正意遠，文采橫溢，旅美史學家何炳棣稱其爲二十世紀的一篇雄文。馮友蘭自己也很看重此文，晚年回憶說：“文爲餘三十年前舊作。以今觀之，此文有見識，有感情，有氣勢，有詞藻，有音節，寓六朝之儷句於唐宋之古文。餘中年爲古典文，以此自期，此則其選也。承百代之流，而會乎當今之變，有蘊於中，故情文相生，不能自已。今日重讀，感慨系之矣。”
著書立說
1921年，在《新潮》雜誌發表《柏格森的哲學方法》、《與印度泰戈爾談話(東西文明之比較)》等文。
1923年，發表《評柏格森的<心力>》(《新潮》3卷2期)、《爲什麼中國沒有科學---對中國哲學的歷史及其後果的一種解釋》(《國際倫理學雜誌》32卷3號)、《論“比較中西”(爲讀中西文化及民族論者進一解)》(《學藝》3卷10期)、《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哲學>》(哥倫比亞大學《哲學雜誌》19期)等文章。
1923年夏，馮友蘭以《人生理想之比較研究》(又名《天人損益論》)順利通過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畢業答辯，獲哲學博士學位。是年秋回國後，沿博士論文方向寫成《一種人生觀》。
1924年寫成《人生哲學》，作爲高中教材之用，在這本書中，馮友蘭確立了其新實在主義的哲學信仰，並開始把新實在主義同程朱理學結合起來。
1931年、1934年分別完成《中國哲學史》上、下冊，後作爲大學教材，爲中國哲學史的學科建設做出了重大貢獻。
1937年，發表《哲學與邏輯》、《論民族哲學》等文章。
從1939年到1946年7年間馮友蘭連續出版了六本書，稱爲“貞元之際所著書”：《新理學》(1937)、《新世訓》(1940)、《新事論》(1940)、《新原人》(1942)、《新原道》(1945)、《新知言》(1946)。通過“貞元六書”，馮友蘭創立了新理學思想體系，使他成爲中國當時影響最大的哲學家。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是馮友蘭學術思想的轉型期。新中國成立後，馮友蘭放棄其新理學體系，接受馬克思主義，開始以馬克思主義爲指導研究中國哲學史。著有《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一、二冊、《中國哲學史論文集》、《中國哲學史論文二集》、《中國哲學史史料學初稿》、《四十年的回顧》和七卷本的《中國哲學史新編》等書。
他堅信：有着五千年文明之深厚基礎的中華民族絕不會滅亡，困厄只是暫時的，很快就會過去，抗日戰爭勝利之日，就是中華民族及其文化復興之時!正是憑此堅定信念，馮氏更加勤奮地鑽研學問，埋首著述，潛心整理中國傳統文化。從1939年-1946年，“貞元六書”出版的構成了一個完整的“新理學”哲學思想體系。關於馮友蘭著此六書的深意，他在《新原人》自序中曾有明確的表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此哲學家所應自期許者也。況我國家民族，值貞元之會，當絕續之交，通天人之際，達古今之變，明內聖外王之道者，豈可不盡所欲言，以爲我國家致太平，我億兆安身立命之用乎?雖不能至，心嚮往之。非日能之，願學焉。此《新理學》《新事論》《新世訓》，及此書所由作也。”這充分展現了馮氏的宏大抱負和深切願望。
返回中國
抗戰期間，任西南聯大哲學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1946年抗戰勝利，西南聯大解散，清華大學返回北平，1946年馮應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邀請，任客座教授一年，集結其間講稿出版《中國哲學簡史》一書由紐約麥克米倫公司出版。1947年，解放戰爭節節勝利，馮友蘭怕新中國成立後中美斷交，於是，婉言謝絕了至親好友的挽留，毅然決然地返回了祖國。
當選院士
1948年秋天，馮友蘭回國後，當選爲南京中央研究院院士，並被選爲院士會議評議會委員。1949年初，馮友蘭辭去本兼各職，併兼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中國哲學史組組長，還被選爲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常務委員，還先後被選爲第二、三、四、五、六屆全國政協委員和四屆全國人大代表。然而，在學術上，馮友蘭卻很不順利。在剛剛解放的1950年，哲學界即展開了對他的批判。在解放初的思想改造運動中，以及後來的歷次反右運動中，馮友蘭都首當其衝。不但其思想被當作唯心主義的代表而屢遭批判，其人也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而成爲批鬥的重點對象，倍受折磨。1956年當選爲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常務委員。
文革歲月
1966年文革開始，馮亦受到影響。直到1968年11月18日，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提到：北大有個馮友蘭，搞唯心主義，我們若要懂點唯心主義，還要找他;還有個翦伯贊，搞帝王將相，我們若要懂點帝王將相，也要找他。馮才得以離開牛棚，恢復自由。
1973年10月，北大、清華大批判組成立時，與週一良、魏建功等同被委爲“樑效”寫作班子顧問，“和羣衆一同批林批孔”。“樑效”分爲寫作組、材料組，後從材料組再分出一個註釋組，組員由馮友蘭、週一良、林庚、魏建功等學界名人，主要任務是爲毛主席註釋詩詞， 負責寫作組的文章“把關”。1973年批林批孔運動中，相繼發表《對於孔子的批判和對於我過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和《復古與反覆古是兩條路線的鬥爭》等文章，均得《光明日報》全文轉載。1975年參加四屆人大一次會議併爲主席團成員，發表《參加批林批孔一年來的思想收穫》、《談談批林批孔運動對我的教育》，並結集爲《論孔丘》出版。在該書前言裏說，“從尊孔到批孔，從覺得好象是災難，到確實覺得是幸福，這是一種思想改造上的轉變”。1976年寫作《孔老二的“撥”與走資派的“扭”》等文。
1976年10月，四人幫失勢，樑效寫作班子解散，馮亦遭關押審查。1977年至1979年被列爲反革命集團成員，受到批判，要求“說清楚”“與‘四人幫’的關係”，背靠背對其進行批判。1979年獲准異地參加中國哲學史討論會，發表文章。
心之歸處
1980年-1989年，完成七卷本的《中國哲學史新編》; 1981年，以86歲高齡口述完成的《三鬆堂自序》，1984年由三聯書店出版;1982年獲准赴美夏威夷出席國際朱熹學術會議。馮友蘭幾乎歷經近一個世紀的世事變遷，人世滄桑，於1990年11月26日，這位中國一代大哲安然地離開了這個變幻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