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末清初的“西學東漸”過程中，以利瑪竇爲代表的西方傳教士扮演了極其重要的先驅者角色，中國科技亦由此開啓了由傳統走向近代的序幕。但由於作爲西學傳播主體的天主教過分干預政治，在某種程度上導致了“西學東漸”的衰落。
康熙帝以欽天監計算的夏至時刻與實測日影不符，對“西法”的深信不疑開始動搖
早年的康熙帝對西方科技有着強烈的求知慾，先後向南懷仁、白晉、徐日升等傳教士學習過天文學、數學(特別是幾何學)、物理學、化學、醫藥學(如解剖學)等西方科學。他以一國帝王之尊，大大促進了“西學”的傳入，由此也積累了對傳教士的好感。因此當巴黎外方傳教會的福建代牧閻當再次挑起“禮儀之爭”時，捲入其中的康熙帝一度表現出極大耐心，不願意中西雙方因此而決裂。但教皇格勒門十一世無視康熙帝的態度，兩次發佈“禁約”與通諭，禁止中國天主教徒參加祀祖、祭孔、敬天等儒家禮儀。康熙五十九年十二月，康熙帝在宮中讀到傳教士所譯的教皇“禁約令”全文，極爲憤慨，提筆批示：“覽此告示，只可說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國之大理……以後不必西洋人在中國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其實早在康熙五十年十月，康熙帝就以欽天監計算的夏至時刻與實測日影不符，指出“此事實有證驗，非比書生作文，可以虛詞塞責”，對“西法”的深信不疑開始動搖。此後康熙帝設立蒙養齋，試圖實行歷算編制“自立”。他又倡導“西學中源論”，既有維護“天朝上國”尊嚴的用心，也有因“西法”所編曆書多次出現誤差的歷史背景。所有這些，都影響到康熙帝晚年在探索西方科技方面的熱情。故當與教皇的衝突明朗化之後，康熙帝指示，所有不守“利瑪竇規矩”的傳教士一概驅逐，留用的“會技藝”者亦只可“自行修道，不可傳教”。但終康熙一朝，也沒有改變招徠西洋科技人才爲清廷服務的方針。
與熱衷於西方科技的康熙帝相比，雍正帝於西學可說“毫無興趣”
雍正帝登基不久，便改變了康熙時期的政策。這一方面由於雍正帝本人信佛，尤其親近喇嘛教，因而對傳教士的“闢佛”言行十分反感，對康熙年間寬容天主教的政策早有不滿，聲稱“你們哄得了父皇，哄不了我”。另一方面，也摻雜了“儲位之爭”所帶來的政治因素。康熙帝對於西方科技的興趣和對傳教士的好感，一度影響了多人。皇太子允礽及其舅父、也是“太子黨”核心的索額圖，都與傳教士關係密切。到皇太子允礽被廢黜之後，葡萄牙傳教士穆敬遠又直接捲入康熙末年的“儲位之爭”中。經過激烈爭奪方得上位的雍正帝繼位不久，便製造了傳教史上有名的“蘇努事件”。隨後雍正帝在宣佈允禩、允禟“罪狀”的同時，又將傳教士穆敬遠逮捕嚴訊，並授意殺於謫所。這當然是出於剷除政敵勢力的政治需要。近代著名思想家梁啓超在論述“清代學術變遷與政治的影響”時，就提及“相傳當時耶穌會教徒黨於皇太子允礽，喇嘛寺僧黨於雍正帝胤禎，雙方爭鬥，黑幕重重。後來雍正帝獲勝，耶穌會勢力遂一敗塗地”。
與熱衷於西方科技的康熙帝相比，雍正帝於西學可說“毫無興趣”，受其影響，“康熙五六十年間所延攬的許多歐洲學者，到雍正帝即位之第一年，忽然驅除淨盡”。因此雍正一朝的科學進步，除欽天監監正、耶穌會士戴進賢編制的《曆象考成》日躔、月離表，以及巴多明、雷孝思等傳教士在康熙朝大規模測繪基礎上繪製的《雍正十排皇輿全圖》聊可稱道外，其他方面均乏善可陳。在康熙朝“西學東漸”高潮的映襯下，更顯得“黯然失色”。
乾隆帝登基後，對雍正朝的嚴厲政策做了適當調整，試圖“寬嚴相濟”。與康熙帝對西方科技的求學探究不同，乾隆帝允許傳教士在內廷供奉，主要是爲了滿足“奇器淫巧”的個人賞玩。
乾隆帝迷戀西洋技藝的藝術魅力，信用郎世寧、王致誠等傳教士，創作了大量西洋宮廷畫。他又令蔣友仁設計和監造圓明園大水法，將西洋宮廷建築與園林藝術引入中國。但乾隆帝的興趣點主要在於新奇的歐洲藝術，並不屑於系統的西方科學知識。乾隆帝登基後尊崇喇嘛教，將其父皇的潛邸雍和宮改爲喇嘛廟，在《御製喇嘛說》中大力強調“興黃教，即所以安衆蒙古，所繫非小”。或基於信仰方面的因素，乾隆帝對天主教的“西洋”教義缺乏好感，對宮中作爲“御用技師”的傳教士也不真正尊重。綜觀乾隆一朝，雖仍試圖在科學上有所作爲，編纂有《曆象考成後編》、《儀象考成》等科技成果，《四庫全書》中也收入了17名歐洲傳教士所著的29部“西學”著作;在實測新疆、西藏等地基礎上完成的《乾隆十三排圖》，更成爲當時世界上最完善的亞洲大陸全圖;但此時的整個學界的學風已悄然發生轉移，考訂、整理中國古籍的“乾嘉學派”逐漸佔據主導地位，引入“西學”的廣度和深度遠不能與康熙時代相提並論。可見，第一次“西學東漸”浪潮，其實已在中華大地上迅速衰落。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梁啓超認爲，雍正以後，“中國學界接近歐化的機會從此錯過，一擱便擱了二百年”。其間的因緣際會，頗值得後人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