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
成立
1870年，法國在同普魯士的戰爭中遭到慘敗，巴黎人民發動起義，推翻了第二帝國的統治，建立了共和國，即法蘭西第三共和國，資產階級掌握了政權。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對逼近巴黎的普魯士軍隊採取了屈膝投降的態度。
1871年2月，同德國(當時普魯士隸屬於德意志的一個邦聯國)草簽了條約，同意向德國賠款50億法郎，並割讓阿爾薩斯全省和洛林省的一部分給德國。同時，調集軍隊，準備解除巴黎人民國民自衛軍的武裝。
1871年3月18日凌晨，政府軍企圖奪取巴黎市內的蒙馬特爾高地和梭蒙高地時，被人發現。巴黎人民奮起反擊，當晚就佔領了城內的戰略要地，臨時政府總理梯也爾狼狽逃出巴黎，遷往凡爾賽。不久，巴黎公社成立，它是第一個無產階級政權的雛形。巴黎公社的領導人許多是第一國際的成員。
政治狂熱的繼續
德軍進入巴黎之後，過了很短時間便馬上撤離了。但巴黎的高度政治狂熱還在繼續。政府都已離開巴黎去了凡爾賽一個在德軍保護之下的避風港。結果在他們回去之前的那段時間，法國首都出現了一個權力真空。
由於國民自衛軍中央委員會採取了一種更加激進的姿態，權威也穩定地增長，政府感到不能無限期地允許它自由支配那400多門大炮。於是，作爲第一步，在3月18日，梯也爾命令正規軍去奪取存放在蒙馬特爾高地及全城其他地方的大炮。士氣低落的士兵們不但沒有執行命令，反而與國民自衛軍和當地居民親如兄弟。蒙馬特爾的將軍，Claude Martin Lecomte，被人從馬上拉了下來，後來有人作證說他曾命令士兵們向國民自衛軍和市民人羣開槍，於是被槍斃，同時被處決的還有從附近抓來的一名共和國老兵Thomas將軍，由於他曾擔任過國民自衛軍的前任指揮官而爲人所痛恨。
其他很多部隊也參加了叛亂，於是叛亂迅速擴大，政府首腦梯也爾向所有還服從命令的正規軍，警察以及各級行政人員和專家們下達了立即撤退令。他自己搶在別人前面先逃到了凡爾賽。梯也爾吹噓他已經考慮這一策略(“從巴黎撤退以粉碎後面的人民”)很長時間了，是他在反思1848年革命時得出的經驗，但很有可能這只是他在驚慌失措中所做的決定。沒有證據表明政府曾經預見到或者爲現在開始的危機做過任何計劃。國民自衛軍中央委員會當時是巴黎唯一有效的政府：它組織了於3月26日舉行的公社選舉。
公社的92名成員(確切地說是“公社議會”)包括了很高比例的技術工人和一些專家(比如醫生和記者)。他們中的許多人是政治活躍分子，派別從共和派改良主義者，到各種類型的社會主義者，甚至還有希望恢復1789年法國大革命時期專政的雅各賓黨人。
社會主義革命布朗基組織的前任領導布朗基(Louis Auguste Blanqui)被選爲議會主席，但他本人並不在場，因爲他已經於3月17日被捕，整個巴黎公社活動期間他都被關在一個祕密監獄。公社一開始試圖用巴黎大主教Mgr Darboy來換他出獄，後來又用他們拘留的74名人質交換，但均被阿道夫·梯也爾斷然拒絕(見下文)。巴黎公社於3月28日宣佈成立，但各區經常在圍城中與組織脫離關係。
社會法案
公社在它短暫的生命期內採用了從前被廢棄的法蘭西共和國曆，並採用象徵社會主義的紅旗以及第二共和國時期裝飾有紅邊的三色旗作爲自己的象徵標誌，恢復了在第二帝國時期被禁唱的《馬賽曲》爲國歌。1848年，在法蘭西第二共和國期間，激進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曾經用紅旗以及裝飾有紅色綬帶的三色旗來作爲自己的標識，以區別於政治立場中立的共和分子，正如這些中立的持自由主義立場的吉倫特黨人在1789年革命期間所做的那樣。
儘管內部有許多不同，議會還是在管理一個兩百萬人的城市的基本公共事務方面做得不錯;它也能夠在一些政策上達成一致，這些政策的內容傾向於建立一個進步的，長期的以及高度民主的社會民主主義，而並不僅僅是一場社會革命。由於時間短暫(公社只存在了不到60天)，只有一部分法令真正得到了實行。它們包括：
政教分離
婦女選舉權
在圍城期間所欠房租的免除(在此期間支付實際已經被中止)
數以百計的巴黎麪包店的夜班的廢除
向在服務期間死亡的國民自衛軍的未婚伴侶以及子女發放撫卹金
由城市當鋪免費發還所有在圍城期間被抵押的工人的工具以及最高價值20法郎的生活用品，他們擔心技術工人在戰爭期間被迫典當了他們的工具
推遲商業債務的償還，廢除借款利息
由工人接管並運營被原主人放棄的企業，將來他們可以接受補償
廢除官員的高薪制，規定公社委員最高(國民自衛軍總司令)年薪不超過6000法郎(相當於當時巴黎中等收入工人的年收入)。政教分離法令將所有的教堂財產變爲公共財產，並且把宗教教育從學校去除;巴黎公社失敗之後，法蘭西第三共和國一直等到1880—1881年Jules Ferry laws和1905年法國法律才重新實行這一法律，它們確立了法國的政教分離原則。公社允許教堂繼續從事宗教活動，但條件是他們必須在夜間向公衆政治會議開放教堂。與街道和咖啡店一起，教堂成爲公社另一個主要的共同分享的政治中心——情境主義運動在它的建築主張中不會忘記這一表述。其他計劃中的立法還包括教育改革，它使將來的教育和技術培訓向所有人免費開放。
一些婦女組織了一個女權運動，繼續了1789年和1848年的政治主張。這樣，Nathanie Le Mel，一個社會主義的裝訂工人和Elisabeth Dmitrieff，一個年輕的俄羅斯被放逐者和卡爾·馬克思的夥伴於1871年4月11日創建了“保衛巴黎和護理傷員婦女聯盟”。鑑於相信她們針對男權制的鬥爭只能在一場全球的針對資本主義的鬥爭之中實現，聯盟要求性別平等，工資平等，婦女的主動離婚權，世俗指導(非牧師的)權和女孩的專業教育權。她們還要求抑制合法妻子與情婦間的區別，婚生子女與非婚生子女之間的區別，廢除妓女——她們實現了關閉maisons de tolérance(合法的官方妓院)。婦女聯盟還參與了幾個市政委員會以及組織了合作工廠。著名形象如Louise Michel，“蒙馬特爾高地的紅色處女”參加了國民自衛隊，後來被送到新卡里多尼亞，象徵着數量很少的婦女在起義事件中的積極參與。國民自衛隊的一個婦女營在鎮壓期間保衛了Place Blanche。公社領導們的工作負擔都非常之大。人們期望議會成員們(他們不是“代表”，而是委任的，理論上來說，隨時可以被選舉人取消資格)像提出那些立法的法令一樣提出一系列行政的和軍事的法令。大量的在圍城期間在各地區(quartiers)爲滿足社區需要(小賣部，急救站)而建立起來的非正式組織繼續興旺並與公社緊密合作。
同時，這些地方議會通常也在當地工人的指導之下追求他們自己的目標。不管公社議會的正式改革，作爲一個整體公社的這些成員們是更加激進的革命者。革命傾向表現爲蒲魯東主義——一種偏中間的無政府主義的早期形式——成分混雜了國際社會主義，布朗基主義，以及更多的自由主義共和派。巴黎公社一直被無政府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者歌頌至今，部分原因也是這種政治趨向的多樣性，高度的工人控制和不同革命派別之間的緊密合作。
攻擊
公社部隊
公社部隊，也就是國民自衛隊，4月2日和常規軍的凡爾賽軍展開了一場小規模衝突。雙方都沒有真正地想要開始一場大規模內戰，但雙方也都不想談判。公社劊子手德·Galliffet侯爵，後曾在世紀之交擔任Waldeck-Rousseau政府的戰爭部長(與獨立的社會主義者Millerand一起)，是梯也爾領導下指揮反擊的將軍之一。
攻陷
離Courbevoie近的市郊被政府軍於4月2日攻陷，而一次推遲了的公社自己的武裝對凡爾賽的遠征企圖也於4月3日失敗了。抵抗與求生變成了首要的考慮，公社領導層作了堅定的努力，要把國民自衛軍變成一支有效的抵抗力量。在巴黎的外國政治避難者和流亡者團體也給予了強有力的支持：其中有一位是波蘭前軍官和民族主義者Jaros?aw D?browski，成爲公社最好的將軍。
國際主義
議會完全支持國際主義，爲了表示這種兄弟般的情誼，公社認爲紀念拿破崙一世勝利的凱旋柱是一個波拿巴主義和大國沙文主義的象徵，於是將其拉倒。
在國外，包括德國在內的工會和社會主義組織也舉行了集會和並傳遞了支持信息。但所有從其他法國城市獲得真正幫助的希望很快破滅了。梯也爾和他在凡爾賽的內閣設法阻止任何信息從巴黎泄露出去;並且在法國外省及鄉下對於大都市的運動一直以來就持一種懷疑性的態度。納博訥，利摩日和馬賽的運動很快就被粉碎了。
隨着局勢的進一步惡化，議會的一個分支贏得了一場選舉(對手是裝訂商和卡爾·馬克思的一個隨軍記者Eugène Varlin，以及其他中立派)，決定創建一個“公共安全委員會”，模仿1792年雅各賓派建立的同名機構。從理論上來說，它的權力非常之大並且毫不留情，但實際上並非如此有效。
政府軍
從四月到五月，政府軍的兵力在數量上持續增長——普魯士釋放了法軍戰俘以幫助梯也爾政府——他們完成了對巴黎外圍抵抗力量的分割包圍，並將國民自衛軍趕回了城裏。當年5月21日，巴黎城牆西部的一道城門被攻陷，凡爾賽軍開始奪回巴黎，他們首先佔領了繁榮的西部地區，在那裏他們受到了那些在停戰後沒有離開巴黎的市民們的歡迎。據說有一位工程師(他經常爲梯也爾政府當間諜)發現城門無人管理，於是把這一情報通知了凡爾賽軍。
很強的本地忠誠度在過去曾是公社的一個有利因素，卻變成了某種不利：沒有一個統一的有計劃的防禦，每個街區爲了自己的生存各自爲戰，最後被一個接一個地攻破。曾經在過去的巴黎革命中使整個街區幾乎堅不可摧的狹窄小巷組成的網絡，當時已在奧斯曼男爵對巴黎的改造中變成了寬廣的大道。凡爾賽軍擁有集中指揮和數量上的絕對優勢。他們已經學會了巷戰的技巧，只需簡單地把房屋的牆壁鑿穿就可以完成對公社街壘的側翼包抄。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只有奧斯曼男爵改造出的那些寬闊的廣場和大街，纔是他們被抵抗力量的槍炮所阻擋的地帶。
在進攻中，政府軍應當爲對國民自衛軍和平民的大屠殺負責：曾經拿過槍的戰俘，或者被懷疑爲曾經戰鬥過的人士，都被立即槍決，集體屠殺成了家常便飯。
公社曾經於1871年4月5日頒佈過一個“人質法令”，按照該法令，任何凡爾賽軍的幫兇都將成爲“巴黎人民的人質”，第5條更進一步指出，任何被凡爾賽軍處決的戰俘或巴黎公社正規政府的游擊隊員，都將導致三倍的人質被處決。但這一法令實際並沒有執行。巴黎公社曾經數次試圖用巴黎總主教喬治·達爾博伊來交換Auguste·布朗基，但都被阿道夫·梯也爾斷然拒絕，他的私人祕書Barthélemy Saint-Hilaire宣稱：“活該他們倒黴。(tant pis pour eux!)”公社也做過其他談判嘗試，提議以它控制的全部74名人質來交換布朗基，但也都失敗了。
流血周
最頑強的抵抗發生在東部的工人階級區，戰鬥一直持續，直到流血周最後的巷戰。到了當年5月27日，只有極少數的抵抗仍在持續，特別是最貧困的東部地區，如Belleville和Ménilmontant。當年戰鬥到5月28日下午或晚間全部結束。據說，最後一個路障在Belleville的rue Ramponeau被攻陷。
麥克馬洪元帥簽署了一項公告：“巴黎居民們，法國軍隊來解救你們了。巴黎自由了!四點鐘的時候，我們的士兵們佔領了最後一處起義據點。今天戰鬥結束了。秩序、工作和安全將被重建。”嚴厲的報復隨即展開。以任何方式支持過公社的行爲都被視爲政治犯罪，數千人被起訴。一些公社社員在拉雪茲神甫公墓的公社社員牆邊被槍決，而數千人被臨時拼湊的簡易軍事法庭判決並槍殺。
大屠殺的地點包括：盧森堡花園和別墅賓館後面的Lobau軍營。另外還有將近40000人被押往凡爾賽接受審判。男人、女人和兒童排成長隊在軍隊的監視下經過幾天幾夜的長途跋涉去往凡爾賽的臨時監獄。隨後，12500人被審判，大約10000人被判定有罪：23人被處決;許多人被判監禁;4000人被放逐到新卡里多尼亞。在流血週期間的死亡人數一直無法得到準確的數字，而各種估計值從10000到50000都有。據Benedict Anderson說：“7500人被監禁或者流放”，“大約20000人被處決”。
據Alfred Cobban說，30000人被殺害，也許還有多達50000人隨後被處決或者監禁，7000人被流放到新卡里多尼亞。另外還有數千人——包括大部分的公社領導——成功地逃亡到了比利時、英國、意大利、西班牙和美國。最後流放者和逃亡者於1880年獲得了特赦。一些人在之後的政治生涯中還很傑出，成爲巴黎市議員、代表或者參議員。
1872年，“制定了嚴格的法律以防止一切左翼組織產生的可能。”對於被監禁的人，有一條1880年的特赦，除了那些由於暗殺或者縱火被判刑的人之外。巴黎繼續保留軍事法律達五年。
歷史意義
巴黎公社是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統治，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一次偉大嘗試，是無產階級革命史上的一個光輝節點。它的實踐，豐富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爲國際社會主義運動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教訓。公社戰士在同強大敵人戰鬥時表現出來的英勇不屈、視死如歸的精神將永垂史冊。
公社反思
卡爾·馬克思認爲公社“浪費了寶貴時間”去組織民主選舉，而不是迅速地消滅凡爾賽軍，是一件非常遺憾的事情。法蘭西國家銀行就位於巴黎市，存放着數以十億計的法郎，而公社卻對此原封不動也未派人保護。他們向銀行請求借錢，卡爾·馬克思認爲他們應該毫不猶豫地全部沒收銀行的資產。公社爲防備譴責而選擇不去沒收銀行的資產。結果銀行資產被搬運到了凡爾賽武裝凡爾賽的軍隊。
共產主義者，左翼社會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以及其他人把巴黎公社視爲解放社會的原型或者預示，因爲它的政治系統是基於包括草根階層在內的人人蔘與的民主。馬克思和恩格斯，巴枯寧，以及後來的列寧和托洛茨基都試圖從巴黎公社很有限的經驗中吸取理論上的教訓(特別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和“顛覆政權”)。更加務實的教訓出自一名記者Edmond de Goncourt之手，他在La Semaine sanglante三天之後寫道：“……血腥鎮壓非常徹底，像這樣殺死所有敢於反抗者的流血事件，將推遲下一次革命爆發的時間……舊社會至少爲自己又爭取到了二十年的和平時間……”
5月23日，政府軍通過普魯士軍隊的防線攻陷蒙馬特爾高地。當天晚上面臨失敗的公社政權下令縱火燒燬巴黎。在當天和次日被燒燬的建築包括波旁王朝和第二帝國的王宮杜伊勒裏宮和與其相連的盧浮宮(部分被毀)、法國參議院、內政部、財政部、司法部、王宮(Le Palais Royal)、巴黎市政廳、聖馬丁門歌劇院，同時開始槍殺人質。
5月24日，已完全焚燬的巴黎市政廳被攻下，巴黎公社的主要成員德勒克呂茲犧牲，瓦爾蘭被捕。5月27日，5000政府軍圍攻退守在巴黎東北的拉雪茲神甫公墓的最後200名公社戰士，最後這些戰士在墓地的一堵牆邊全部犧牲。5月28日，公社失敗。國防政府隨後對公社社員進行了鎮壓。未經審判的處決延續了一個多月，據估計約有2萬人未經審訊就被槍殺，加上在戰鬥中的死者，公社方面死亡者約爲3萬多人，被逮捕、監禁者約爲5萬人，流放、驅逐到法屬太平洋島嶼的約7000人。
1889年，法國政府對公社社員實行了大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