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0月，當諾貝爾文學獎被授予雅羅斯拉夫·塞弗爾特的時候，他是燦若羣星的捷克詩人中最後一個倖存者，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在本世紀第三個十年裏聲名鵲起，並且一直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塞弗爾特是現代捷克詩歌的元老級人物。他也可能被認爲是一種文學類型——民族詩人的化身，這種類型在大多數西方國家都已經消亡了。
與講英語的公衆相比，捷克人更廣泛地閱讀和欣賞詩歌。雖然只有大約一千萬捷克人，但捷克詩人的作品出版和銷售數量，卻常常比美國詩人的作品在美國出版和銷售的數量要多出幾倍，而美國人口是捷克的二十倍。或者，換句話說，捷克人人均購買的詩集數量也許是美國人的50倍。
在捷克共和國，詩歌被認爲是一種標準的日常活動。著名詩人的名字家喻戶曉。他們的作品被廣泛引用和討論。他們受到人民和精英的尊重;他們總是被請求支持，他們的敵意也爲統治者所畏懼。當塞弗爾特病得很重的時候，人羣聚集在他的房屋外面，靜靜地站着，自發地表現出擔憂和崇敬。
捷克詩人被期待表達這個民族對日常生活問題——愛情、自然和死亡的深刻感受，也要對重大的公共問題發表意見。比如1937年馬薩里克總統去世，1939年德國人佔領這個國家，以及捷克歷史上的一系列里程碑事件，舉國上下都在等待他們對這樣的全國性事件的詩意評論。
在塞弗爾特的詩歌背後，隱藏着捷克文學的悠久歷史，它有幾個特別突出的時期：中世紀，17世紀，浪漫時期，以及19世紀晚期。在20世紀上半葉，抒情詩歌主導了捷克文壇。一大批詩人寫出了傑出作品，如果用諸如英語、法語或德語等世界性語言寫成的話，可能會在國際上廣爲人知。在此期間，有一些傑出的小說和戲劇(如恰佩克、哈謝克和範杜拉的作品)，但捷克文學的主要能量是在詩歌中涌現了出來。
現代捷克詩歌以自由組合的意象和強烈情感爲特徵。因爲這樣的詩歌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捷克語的聲音——元音和輔音的形式、元音的長度、重音——對於翻譯家們來說，很難將它的一些特質帶入其他語言中。這也妨礙了捷克詩歌在國外變得更加廣爲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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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塞弗爾特生活和文學活動的簡要介紹，可能有助於更好地理解和欣賞他作品的譯本。1901年9月23日，雅羅斯拉夫·塞弗爾特出生於布拉格一個叫做濟之科夫的工人階級街區。在他的一生中，他喜歡回憶起他在小鎮上的童年時代，那裏有濃郁的無產階級氣息，有許多公寓、鐵路、陽臺、酒館，甚至還有自己的方言或俚語——堪比倫敦的當地土話。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他的濟之科夫青年的強硬、傲慢的言談舉止都留在塞弗爾特身上。詩人弗拉蒂澤克·哈拉斯1，後來的塞弗爾特最親密的朋友，描述了他們在摩拉維亞首府布爾諾的第一次相遇：
塞弗爾特到達。我無法忘記我們在七月裏一天中午的會面。我看到有人在街對面邁着水手的步伐走着。一條溫暖的圍巾，而不是可拆式衣領，一隻菸斗;他不停地吐痰。在那些日子裏，一個詩人難免就像那樣。我憑直覺走向他問：你是塞弗爾特嗎?”“你是從濟之科夫來嗎?”我不是從濟之科夫來，但他就是塞弗爾特。
塞弗爾特的母親是天主教徒，他的父親是無神論者和社會主義者。塞弗爾特對他們倆都感到溫暖。雖然他的父母很窮，但他們並非赤貧。塞弗爾特能夠在一個只有少數男孩參加的、準備升大學的高級中學學習。他沒有畢業，而是早早地離開了高級中學，開始做記者，投身於文學事業。後來，他帶着溫和的自嘲開始描述自己作爲一個詩人的開端。
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還沒有結束，而未來的捷克斯洛伐克仍然是奧匈帝國的一個省，十幾歲的塞弗爾特寫了他的第一首詩。他最早的詩歌，通常是高度說教的，表現出對無產階級和無政府主義的同情。當捷克斯洛伐克在1918年10月獨立時，塞弗爾特與社會民主黨的左翼建立了聯繫，當共產黨在1921年組建時，他成爲第一批黨員中的一個。塞弗爾特的第一部詩集《淚城》，通常被認爲是所有捷克詩歌中最無產階級的作品，但即使是在那裏，詩人塞弗爾特也戰勝了政治的人。在他的詩歌中，愛以自己的方式反對革命行動的激情。那些優先考慮公衆利益的革命者不贊成塞弗爾特詩歌中的這些段落：
愛是巨大的
你會發現
即使全世界都發生了革命
某塊綠草地上
情人們依然有時間手拉手
彼此依偎着頭。
塞弗爾特認爲，對於窮人，革命主要是未來幸福的源泉，是人民的狂歡節，而不是有組織的政治行動和暴力;在他內心裏，愛比恨更強烈。
他的一些早期詩歌在完全謙遜的樸素和直率方面已經非常突出：
我有一扇窗戶，
一個春日漂浮在窗裏
像河上一艘插着粉紅旗幟的船，
我有一隻狗，它有人類的眼睛，
我有一個藍色筆記本，本里有
三十三個漂亮女孩的名字。
所以我沒有忘記
我有一隻空鞋油盒，
窗臺上一個悲哀、乾涸的花盆，
我的鈕釦眼裏的一朵花
和我心中的淚水。
塞弗爾特的一些現代主義朋友(卡雷爾·泰格，斯坦尼斯拉夫·紐曼)在讓他遠離他早期的無產階級詩歌風格、並將他帶入先鋒藝術圈方面發揮了作用。1920年，塞弗爾特是一個名叫“旋覆花”的藝術家和作家的現代主義組織創始人之一。它的名字是一種藥草或野花，詞源學上意思是“九種力量”，或“九支軍隊”。
在20世紀20年代，塞弗爾特的生活和工作與這個重要羣體和一個叫做“詩歌主義”的相關藝術運動密切相關。在其宣言的簡短段落中，提出了“旋覆花”雄心勃勃、自負、誇張的抱負：
在今天所有創造性的人類工作前面，都有一項艱鉅任務，那就是重建這個世界。詩人和思想家與革命戰士肩並肩地站在一起。他們的任務相同……通往明天的道路只有一條路……昨天的藝術，不管我們叫它立體主義、未來主義，還是表現主義，都認爲“事物本身”是美麗的，那已經夠了。
“旋覆花”敦促人們超越在無產階級、共產主義方向中的“事物本身”。“詩歌主義”將生命本身視爲一種藝術形式，並渴望將所有藝術都納入其庇護之下。它的烏托邦式的目標是將生活與藝術融合在一起，這樣在遙遠的未來，藝術將成爲生命和生命的藝術——無論在何種意義上，都可以解讀這個崇高而模糊的目標。它的主要理論家是塞弗爾特的朋友卡雷爾·泰格。
對於塞弗爾特和他的年輕、充滿挑釁、有時愛出風頭的朋友們，20世紀20年代是一個令人陶醉的時代，他們總是生氣勃勃地沉浸在詩歌、新聞、藝術和政治討論中。這羣緊密團結的年輕男女們經常在咖啡館和酒吧裏聚會，討論藝術和生活，並創作出非凡的文學藝術作品。他們覺得(他們也是)創新、大膽而激進。
詩歌尋求鬆散的關係。隱喻和思想應該更自由地發揮作用;詩歌是一種用詞語來想象的遊戲。在塞弗爾特的“詩歌主義”時期(像E.E.卡明斯的作品一樣)裏，關聯的連續性和清晰性變得模糊或完全中斷。
香菸煙霧
攀爬
一個遊客在阿爾卑斯山
陽光下和深處
在一面陡峭的懸崖上
勃朗峯的山峯
玫瑰的雜技
從雲彩中，
升向星星
無聊的枕頭
喝着它們
詩。
這一運動也被其地理環境的氛圍所滲透：布拉格古城抒情詩調的、鬱鬱寡歡的環境，有河流、橋樑、公園、建築上的紀念碑和教堂。塞弗爾特的詩歌對布拉格的描述總是非常豐富。
塞弗爾特爲各種報紙和評論寫作，其中幾份是共產主義刊物。他還在布拉格一家共產主義書店和出版社工作，20世紀20年代末，他編輯一本共產主義插圖雜誌。
塞弗爾特的第一本詩集《淚城》於1921年出版。20多歲的時候，他繼續出版自己的詩歌，以及俄羅斯象徵主義詩人亞歷山大·勃洛克的詩歌譯本，保羅·魏爾倫和紀堯姆·阿波利奈爾等法國詩人的詩歌譯本。塞弗爾特和他的朋友泰格，經過維也納、意大利北部、馬賽和巴黎，進行了一次漫長旅行，並造訪巴黎兩次以上。他也曾在1925年和1928年在蘇聯旅行。
在20世紀20年代末，塞弗爾特開始意識到“旋覆花”已經失去了對他和他的朋友們的價值。1929年，他與其他8位著名捷克共產主義作家聯名簽署了一封公開信，反對共產黨的新領導層在文化問題上採取的立場。他被開除出黨(不像他的其他簽名的夥伴，他從來沒有重新加入)和“旋覆花”社。之後，他曾短暫地擔任過各種出版物如社會主義民主日報《人民權利報》的記者和編輯。他寫了很多詩集，並編纂、編輯了19世紀捷克詩人維茨斯拉夫·哈勒克和揚·聶魯達9的作品。
在他1929年、1933年和1936年的詩歌作品中，塞弗爾特發展出了他的悅耳語音的特有用途：他的詩歌經常被壓縮，有一種像歌一樣的品質，並且強調了聲音資源(語調、韻律、諧音和頭韻)。詩歌闡釋了他那微妙、易逝、抒情的藝術，包括《蠟燭》、《你有像雪花一樣蒼白的皮膚》和《維納斯之手》。
大約在1930年，塞弗爾特的詩歌達到像歌曲一樣技藝精湛的高峯。他使用了常規的詩節形式，巧妙的韻律和頻繁的疊句。在這一時期，他優美的詩歌最偏愛的主題是女性的美麗和溫柔，以及愛的短暫性。
1937年，他的書名叫《八天》的詩集表達了大多數捷克人對他們的第一任總統托馬斯·加瑞格·馬薩里克去世的悲傷。馬薩里克是一位哲學家和政治家，象徵着第一個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的民主和獨立精神。他下一個詩歌週期的《把燈熄掉》(1938)，是那些日子的詩歌日記，記錄了最初的興奮和隨後的憂鬱——當希特勒的德國威脅捷克斯洛伐克時，當捷克斯洛伐克軍隊由於人民的熱情支持動員起來和準備保衛國家時，1938年9月慕尼黑會議之後，總統貝奈斯卻命令軍隊放棄國界。
1939年3月，捷克斯洛伐克的剩餘部分被納粹軍隊所佔領。塞弗爾特在德國佔領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出版了三部詩集，在此期間，他試圖以尊嚴來強化民族求生存的決心。他的詩表達了對他的祖國、布拉格和捷克語言的熱愛，它們贏得了捷克公衆最廣泛的讚譽。在1939年到1945年之間，他上升到非官方的民族詩人的地位。在他的回憶錄中，生動地描述了他自己在1945年5月德國佔領的最後幾天裏的危險經歷。
1945年5月，隨着國家的解放，塞弗爾特再次成爲新聞界的活躍分子。然而，在1948年2月共產黨執政後，他發現自己受到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追隨者的詆譭，被視爲異類、資產階級和非共產主義者。他退出了公衆生活。他的出版物僅限於編輯捷克作家的作品和翻譯。他翻譯的聖經歌曲特別出色。
然而，在1954年之後，在文化解凍時期，他過去作品的選集連同一些新詩開始出版。1956年，在蘇聯自由化時期，他在捷克斯洛伐克作家聯盟第二屆大會上發表了講話：“但願我們真正成爲我們人民的良心。相信我，恐怕我們已經有好多年不是了;我們不是羣衆的良心，不是數百萬人的良心;我們甚至還沒有成爲我們自己的良心。如果有人對真相保持沉默，他就是在撒謊。”
塞弗爾特要求承認和糾正斯大林時代的違法行爲，讓不公正的受害者得到補償。這位20世紀二三十年代以其脆弱的愛情詩而聞名的詩人，現在成了公民意識和公衆態度的代言人。
塞弗爾特的演講給觀衆留下了深刻印象，就像當時詩人的外表一樣。塞弗爾特拄着柺杖艱難地走着。然而，當他坐着的時候，他看起來就像一道峭壁懸崖：一動不動，堅實，可靠。同樣令人難忘的是塞弗爾特的詩句，
邪惡依舊
從人類的骨髓中升起，
濺滿血污，像牙科診所的樓梯。
在經歷了十年重病的沉默之後，塞弗爾特帶着一種令人驚訝的新的詩歌風格出現。在《島上音樂會》(1965)和後來的作品中，他爲了純粹的、陳述性的、質樸的自由詩，放棄了很多歌一樣的調子、韻律和隱喻。1967年，在布拉格的春天，他獲得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出版社的獎項，同年被授予捷克斯洛伐克民族藝術家的榮譽稱號。
1968年8月，蘇聯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武裝干涉刺激了塞弗爾特，當時他病得很重，從病牀上起來，叫了一輛出租車，直奔作家聯盟大樓。作家們推選他爲獨立協會代理主席。一年後，這個協會被解散了。孤立的、生病的塞弗爾特繼續寫作。他的詩被打印和散佈在幾百份地下出版物上。他住在布拉格郊區，幫助那些拜訪他的人，並寫下了他作爲詩人漫長一生的回憶。這些回憶錄是一部名副其實的布拉格文化生活百科全書。在書中，塞弗爾特把他的私生活細節與捷克作家、藝術家和記者60年的交往混合在一起。
從1968年到1975年，只有出自他的舊作品的選集在捷克斯洛伐克出版，但他的一些新詩發表在國外出版的捷克期刊上。1976年8月16日，在一封致德國小說家海因裏希·博爾的公開信中，塞弗爾特要求對一個發現自己受到攻擊的捷克音樂團體給予支持。在這封信之後，起草並頒佈了《七七憲章》，塞弗爾特是它最早的簽名者之一。
隨着歲月的流逝，塞弗爾特的新作品再次在捷克斯洛伐克出版。埃瓦爾德·奧澤斯、林恩·柯芬等人的英文譯本在英國和美國問世。他的選自不同時期的詩選在多倫多和布拉格用捷克文出版。當他的回憶錄《世界美如斯》(1981)在多倫多用捷克文(由68家出版商)出版的時候，在西德科隆，也出版了一個來自68種圖版的類似版本，採用同樣書名，但有少量刪除和改動，又在布拉格出版。
塞弗爾特的病情迫使他多次住院。他的詩歌經常與死亡有關：
當我在疼痛中倒下時
死神用唾液弄溼手指
來撲滅
我的血紅色火焰，
她，朝我挪到最近
跪在我身邊
彎下腰
把甜蜜氣息呼入我的肺裏——
長吻就像對一個被淹死的人。
他，已經離去
重新睜開眼睛
用他的手瘋狂地抓
她靠在他身上的肩膀，她的頭髮。
也許沒有愛的生活是可能的
但沒有愛就死去
是絕望。
我的人生很快走完全程。
它太短了，
而我漫長的渴望
無窮無盡。
在我知道之前
我生命的終點已經臨近。
死神很快就會踢我的門
進來。
在那一刻
從恐懼和驚駭中
我將屏住呼吸
並忘記再次呼吸。
在塞弗爾特於1984年10月獲得諾貝爾獎後，世界的目光終於轉向了他。電視臺的工作人員和報紙記者突然間向他涌來。他繼續寫詩，但又患上了病毒性肺炎。在他的病房裏，本書編輯最後一次拜訪他，塞弗爾特像往常一樣機警、活潑、親切。他對許多話題——他身邊遠遠近近發生的一切都很感興趣。他問了關於美國生活、朋友、政治、戈爾巴喬夫的問題。他敘述了在布拉格和巴黎、在他年輕時和最近發生的一些有趣事件和不幸事件。1986年1月10日，雅羅斯拉夫·塞弗爾特去世。捷克失去了20世紀前三分之一時間出生的一羣傑出詩人中的最後一員。
3
在他的一生中，塞弗爾特被物質世界的美麗所吸引。他謙遜質樸，用他對生活的熱愛和他的快樂來感染讀者。他是一個感官世界的詩人，不是超越、焦慮、恐懼或顫抖的詩人。他不是一個博學的或知識分子詩人，而是一個現實的、受歡迎的詩人。不是理論和抽象，而是生命的感覺和情感上的價值引起了他的關注和讚美。
正如一位捷克評論家揚·弗拉迪斯拉夫所言，布拉格的巴洛克式宮殿對塞弗爾特述說着愛情和女性皮膚伸手可觸的溫柔。布拉格的庭院、小巷、大門、門廊和花園，也類似於他的作品中反覆出現的另一種慾望：人類追求和諧與滿足的心願。
他善意、溫和地接受生活的樂趣，是一個非常不加爾文主義的人，一個沒有負罪感的人。塞弗爾特陽光燦爛的詩人性格在20世紀是罕見的。它和莫扎特有很多相似之處。他的趨光性傾向朝着令人愉悅的生活樂趣，而這依賴於兩個重要基礎：同情他人的痛苦和溫和的諷刺。
塞弗爾特對那些痛苦的人的關心，最明顯的體現在他對二戰期間猶太人所遭受苦難的關注。塞弗爾特是一位傑出的非猶太人詩人，他表達了對納粹滅絕猶太人的恐怖和悲愴之感。一次又一次他回到這個主題，有時在附帶的引用中，有時作爲他的主題，例如在他的詩《最後一首歌》,關於小亨黛爾，一個捷克的猶太女孩死於納粹集中營，還有在他的回憶錄中關於埃爾莎——一個集中營中孤零零的倖存者的那一章裏。猶太人的命運從來沒有遠離塞弗爾特的意識。他的引證從舊約全書，到布拉格古老的猶太公墓，到我們自己的時代，涵蓋了廣闊的時間範圍。他不但凝思詳述猶太人的苦難，而且不斷訴說植根於猶太人傳統的快樂和愛的能力;他翻譯了《歌中之歌》，他還經常提到猶太婦女的美麗和微笑。
諷刺，尤其在他的自嘲式譏刺中，是另一種塞弗爾特詩歌的品質。這是他的特徵，如在他的回憶錄裏敘述的，當他面對死亡，在1945年5月被德國人立即處決的威脅時，他沒有想到宗教或形而上學主體或宇宙的恐怖，而是想知道住在附近公寓的人午餐在烹調什麼食物，然後突然想起公共廁所牆壁上一幅不雅的女像畫，當他還是一個小男孩時，那幅畫常常使他神魂顛倒。他沒有虛僞的驕傲，沒有必要擺出英雄的姿態。他一再告訴我們他是多麼的不英勇。
正如塞弗爾特從來都不妄自尊大或華而不實，因此他的詩歌顯示了一種決心，即不讓快樂和美麗的頌詞建立在自我欺騙的基礎上。不敬和懷疑總是近在咫尺。塞弗爾特曾經準備好刺穿氣球，尤其是他自己的氣球。例如，他那輕快的《公雞十四行》，就說明了這一點：
公雞，我被你的歌聲吵醒了
好像我忘記了那些正在睡覺的人，
我大聲地唱着歌，摘了一串葡萄——
我們剛好在葡萄園裏騎馬。
在我們這個世界上，一個人能活得多麼美好;
你看起來像我。
我們都唱歌，拍打着翅膀，
都留在地上。
你在屋脊上的金屬形象
隨風轉向，像我一樣。
我們的夢想一直在繼續;
我們的跳蚤繼續跳。
不，我不是爲愛而哭泣;
鱷魚的眼淚就像雞飼料
是我在悠閒時從海邊撿的。
言說者不忘一直存在而且在“跳”的“跳蚤”。在其它地方，塞弗爾特喜歡引用朋友的攻擊——說塞弗爾特從一個小村莊到大城市咖啡館許多次旅行的動力，不是由於他愛咖啡，而是他懷念布拉格下水道的氣味。布拉格，塞弗爾特最喜愛的城市，有雕塑、教堂、音樂和美麗的女人，也有他難忘的污水氣味。在他的回憶錄裏，塞弗爾特回憶妓女赤裸的乳房迷住了十六歲時的他，並因爲愛女性之美永遠令他引人注目,他也強調，她住在妓院，門口有一個老虔婆在把守，一隻肥鼠正拖着髒東西爬過門檻。塞弗爾特堅持確認生活各方面的事實。
對塞弗爾特來說，隨時準備削弱他自己的感情和渴望來得自然，但他的基本取向並不是一個揭穿真相的人。他可能會嘲笑他青春期的浪漫夢和多愁善感，但追隨在女人頭髮和乳房之後的、他所謂少年的“跛足”和“蹣跚”，他對詩歌孩子氣的神化，仍然是他生命的兩極。他因此而自豪並致力於此，甚至是在諷刺完一切之後。
塞弗爾特的語氣通常像一個親密的朋友。他對讀者說話，就好像他和他的讀者是同志，在分享一種共同的文化和對生活的態度。“當然”、“正如我們所知”這些插入式的短語在塞弗爾特的詩歌和回憶錄中經常出現。他的詩歌中充滿了對捷克文化的引用，範圍從歷史事件的週年紀念日到布拉格的雕塑及其它建築地標。他這樣說話，好像他能假設每個人都知道莫扎特在布拉格時的住處、他在那裏創作的東西，或者是馬哈，甚至是他心上人的名字。正因爲如此，外國讀者(以及年輕一代的捷克讀者)可能需要有各種各樣的註釋和說明。
塞弗爾特作品背後的詩歌傳統主要來源於兩個文學血統：捷克的主要詩人(19世紀的浪漫主義詩人卡雷爾·馬哈及其他在捷克斯洛伐克被廣泛閱讀的詩人，儘管在國外鮮爲人知，比如卡雷爾·埃爾本、揚·聶魯達和雅羅斯拉夫·弗爾赫利茨基);還有法國的大師們，其中一些人(保羅·魏爾倫、夏爾·波德萊爾、布萊斯·桑德拉爾、儒勒·蘇佩維埃爾、紀堯姆·阿波利奈爾等人)被塞弗爾特翻譯過來。
塞弗爾特的詩歌是從一個相當短暫的無產階級階段開始、經過漫長的現代主義時期，發展到他最後二十年簡單、透明、對話的階段。然而，在他的一生中，相似的傾向顯而易見。自始至終，他的重要主題是愛和女性之美，布拉格和捷克民族的命運，以及感覺上的愉悅和生活的樂趣。只有稍微不那麼重要的主題是死亡、悲傷和痛苦;巴黎和法國文化;以及莫扎特。
在20世紀60年代，當塞弗爾特轉向一種不押韻的詩歌——這是一種親密的、幾乎是書信體的詩，情色仍然是一個重要主題;但受難、痛苦、死亡和憂鬱都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
他後來的詩歌看似平凡，卻具有迷惑性。在它們散文化的敘述中，有一種奇怪的張力。塞弗爾特突然帶着尖銳的詞語或詩句跳出來，這些都是更強有力的，與上下文輕盈筆觸形成了鮮明對比。我們適應了閱讀一種普通的、甚至是平庸文本的期望，而後這首詩讓我們震驚於一些原創的東西，掉頭回溯，就改變了我們對前面段落的看法。我們看見它們是有創造力的，有偏見的，有嚴格要求的。
4
當我在1985年2月訪問塞弗爾特時，他表現得很活潑、機警、調皮，並且急切地想問問題。考慮到他過去的疾病和住院治療，我開始多次告辭，以便讓我的出現不會讓他太過疲憊，但每次他都堅持要繼續交談，併爲他的客人和他自己斟酒。
塞弗爾特的房間在一所帶花園的房屋裏，這所房屋圍繞着一道有小門的柵欄，坐落在一條安靜的郊區街道上，這裏是佈列夫諾夫區一座小山的山脊，布拉格的別墅住宅區之一。在場的，是他的女兒嘉娜，一個精力充沛、有條不紊的人;他的兒子，一個安靜、謙遜的科學家;還有兩位捷克訪客，一位詩人兼翻譯，一位記者。塞弗爾特的妻子，由於聽力困難，每隔幾分鐘走進房間一次，但沒有加入談話。塞弗爾特和他的女兒採取了主動，在不同的方向引導談話。
塞弗爾特坐在他的辦公桌前，喝着茶和白葡萄酒，是一個周到細緻、熱情的主人。他的書房中充滿了與他的詩歌和他的特殊感情相關的物品——雕像，包括天使和聖母的頭像，捷克詩人的作品，捷克的民間藝術，野花的圖片，還有一張傳奇山照片，在這座山上，捷克人的祖先停下來，決定在現在的捷克共和國中定居。
他是一個天生健談的人。他講述的故事的時間範圍從他的童年到我們談話的前一天。他講述了前一天下午，隨着學生們的歡樂合唱團，瑞典皇家科學院派出的一名科學家對他進行與授予他諾貝爾獎有關的禮節性拜訪。塞弗爾特說，瑞典科學家問他的一件事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吻是哪一個吻。
塞弗爾特顯然對他給出的答案非常滿意。他告訴客人，兩個吻是並列第一的。一個是他第一次吻那個後來成爲他妻子的女人。第二次是在一個朋友很久以前給他打電話的時候，說那個裝有捷克國王珠寶的密室沒上鎖，如果塞弗爾特趕緊的話，他就可以來看看它們。塞弗爾特衝到大教堂，用自己的雙手觸碰了捷克國王的王冠，然後俯下身親吻了它。這是他一生中兩次接吻的第二次。瑞典的要人非常喜歡他的回答，塞弗爾特眼中閃爍着光芒說：“瑞典人喜歡這樣的事情。”
塞弗爾特對他在國外發表的詩歌譯本產生了濃厚興趣，提出了許多關於它們的問題。他特別高興的是，他的詩集由居住在西班牙的捷克婦女莫妮卡·茲古斯托娃19翻譯成加泰羅尼亞語，在巴塞羅那出版。塞弗爾特顯然對加泰羅尼亞人有一種特殊的同情，或者是兄弟般的情誼，像捷克人一樣，他們的人數相對較少。
他帶着特別的熱情回憶起他的朋友、已故語言學家和文學家羅曼·雅各布森20，他自豪地指着自己桌子上的一張照片，照片上的雅各布森象徵性地用舉得高高的一隻手打手勢。塞弗爾特說，這是雅各布森死前最後一張照片。
關於他自己的詩歌，塞弗爾特強調，儘管他最近的詩歌可能不押韻，但他的詩句中有許多內韻和其他的聲音形式，這是不容忽視的。
在另一個場合，對另一位採訪者，塞弗爾特雄辯地總結了他在詩歌、感性和自由之間的連接方面的觀點，這也可以用來適當地總結我們對他作品的介紹：
我的出身是無產階級，我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都認爲自己是一個無產階級詩人。但隨着年齡增長，人們會發現不同的價值觀和不同的世界。對我來說，這意味着我發現了感性……所有的語言都可以被認爲是爲了獲得自由，去感受自由的快樂和感覺。我們在語言中尋求的，是能夠表達我們最私密想法的自由。這是所有自由的基礎。在社會生活中，它最終以政治自由的形式出現……當我寫作的時候，我努力不去撒謊：僅此而已。如果一個人不能說真話，必須不說謊，但可保持沉默……
詩歌具有我們所需要的微妙之處，能夠描述我們對世界的體驗。我們用人類聲音說話的事實使詩歌直接觸及我們，這樣我們就能感覺到我們被涉及的整個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