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據統計
納粹集中營
二戰前，各個納粹集中營總共關押囚犯8.5萬人，大多爲共產黨員和反法西斯進步人士，範圍限於德國本土和剛剛被兼併的奧地利。但1939年9月大戰爆發，特別是1941年6月納粹入侵蘇聯之後，納粹集中營的數量和規模急劇擴展，僅德國境內7個最大的初期集中營所關押的囚犯，就從1939年的2.1萬人劇增至1940年底的80萬人。其主要職能也由對政治犯和反社會分子進行懲罰或“重新教育”，轉變爲對猶太居民進行慘無人道的集體屠殺。1939年9月至1942年底，納粹當局又建立了8個主集中營，其中2個在德國，5個在波蘭，1個在法國的阿爾薩斯(納茨維勒集中營)。1943年，納粹分子又建立了7個主集中營，其中2個在德國，在波蘭、荷蘭、立陶宛、拉托維亞、愛沙尼亞各1個。在納粹集中營的鼎盛時期，黨衛軍在德國本土及各個佔領區共設立了至少10005個集中營、強制勞動營及其衍生物——滅絕營，其中主集中營25個，下屬1300多個分支集中營(其中僅布亨瓦爾特集中營即下屬129個分營)內主要關押女囚的分營329個，主要關押男囚的分營843個，囚犯性別不明的分營60個。在押的囚犯來自歐洲各國以及美國、土耳其、埃及等國，高達1100萬以上，以各個國籍的猶太人爲主。其他主要羣體還包括蘇軍戰俘及其他盟國戰俘、茨岡人、共產黨員、抵抗運動戰士、反法西斯進步人士，也有刑事犯罪分子、妓女甚至同性戀者。由於納粹分子蓄意的折磨、虐待和屠殺，集中營囚犯的存活率很低，一般僅達20%左右，至於納粹政權存心滅絕的猶太人，則更只有5%左右。
1944年5月14日至7月7日，在德國黨衛軍和蓋世太保領導人艾希曼和阿洛伊斯·布魯諾的直接組織和監督下，45萬猶太人被押上148節車廂，運往奧斯維辛，另外10萬左右的猶太人被運送到其他集中營。這55萬匈牙利猶太人當中，僅僅有不到10萬人活到戰後。然而，事情忽然出現轉折：霍爾蒂在同盟國和國內進步勢力的壓力下，於7月8日下令停止將猶太人外運，不久，又將艾希曼驅逐出匈牙利。這樣，匈牙利猶太人的命運才發生了轉機。直至10月15日，匈牙利極端親納粹的箭十字黨黨魁薩拉希奪取政權，趕走了霍爾蒂，艾希曼才得以重返匈牙利繼續作惡。但此時艾希曼面對的局勢更加不利，納粹德國已處於兩面夾攻的頹勢之中，無論誰也不可能再撥給艾希曼大量車皮。窮兇極惡的艾希曼仍不肯放過猶太人，同年11月，他又指揮黨衛軍開展押送6萬猶太人去東北部邊界的死亡行軍，沿途中又有1萬多猶太人飢寒勞累而死或遭到黨衛軍槍殺。此外，他還將能夠控制的15萬多猶太人集中關押在布達佩斯的大、小兩個營地，準備伺機加以消滅。1944年12月下旬，艾希曼因蘇軍已開始圍攻布達佩斯而被迫撤離，行前他還下令將已被集中關押的6萬多猶太人盡數消滅。只是由於瑞典駐匈牙利公使瓦倫堡大智大勇，不顧個人安危，隻身赴敵營，義正詞嚴地震懾住負責指揮這項行動的黨衛軍將軍施密特·胡貝爾，迫使他取消這一罪惡行動，匈牙利猶太人才得以避免被滅絕的厄運。不僅如此，艾希曼還抓住英美兩國反應遲鈍、意見不一的機會，下令駐意大利的黨衛軍和保安警察的首腦，將居住在羅馬的8 000多猶太人盡數解往納粹集中營，乃至其中的大部分人遭到滅絕。令艾希曼深感遺憾的是芬蘭和保加利亞兩國，雖然充當了納粹德國的附庸，卻始終在“最後解決”問題方面拒絕與希特勒合作，而且一直堅持到盟國軍隊進入本國。從而使兩國的猶太居民有驚無險，最後安然無恙。
從1942年春天開始，設在波蘭西里西亞和總督區內的海烏姆諾、貝烏澤茨、索比堡、特列布林卡四個勞動營經裝備了專門的殺人毒氣室和焚屍場後，調來一大批曾專門從事T-4行動的醫務人員和工程技術人員，搖身一變成爲第三帝國的四大滅絕營。其中的每一個，均具備每天“處理”8 000—12 000人的能力。到了這四個滅絕營隨着蘇軍的挺進被迫關閉時，它們已分別殺死35萬、50萬、60萬和90萬猶太人。這類滅絕營的特點是，囚犯幾乎是清一色的猶太人，將其運抵此地的唯一目的就是爲了將他們盡數殺光;即使暫時留下少數青壯年不殺(每次留下的不超過1 000人)，也僅僅爲了完成某些緊急任務。一旦完工，他們的死期就會來臨。曾運來90萬名猶太人的特列布林卡滅絕營，只有9人僥倖逃生。四個滅絕營的倖存者總共只有82人，其中沒有一個是兒童。因此，運抵滅絕營的人數即等於該滅絕營殺害的人數。馬利-特洛斯特尼茨滅絕營是納粹建立的第五個滅絕營，也是唯一一個設在波蘭以外的滅絕營。1942年以來，使用毒氣室殺害了來自德國、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的30多萬猶太人。其中，爲了報復海德里希遇刺，一次就將從維也納運來的1 000名猶太人全部殺害。
屠殺地點統計
蘇聯紅軍是最先抵達主要納粹集中營的軍隊，他們於 1944年7月到達波蘭境內盧布林 (Lublin) 附近的馬伊達內克(Majdanek) 集中營。震驚於蘇軍閃電般的推進速度，德國人企圖毀掉這座集中營以隱藏大規模屠殺的證據。用於焚燒被屠殺囚犯屍體的焚屍爐被集中營看守付之一炬，但他們在匆忙的撤退中卻忘記了破壞毒氣室。1944 年夏，蘇軍開到貝爾賽克 (Belzec)、索比堡 (Sobibor) 和特雷布林卡 (Treblinka) 屠殺中心。但是德國人在 1943 年便拆除了這裏，當時大多數波蘭猶太人慘遭殺害。
1945年1月，蘇聯軍隊解放了規模最大的滅絕營和集中營 — 奧斯威辛。納粹強迫奧斯威辛集中營的大部分囚犯向西行進(即後來衆人皆知的“死亡行軍”)，等蘇軍士兵進入集中營後只發現營內僅剩下幾千名虛弱的囚犯奄奄一息。有充足的證據證明德國人在奧斯威辛集中營中進行了大屠殺。撤退的德國人已破壞了集中營內的大多數建築，但在剩下的幾座倉庫內，蘇軍士兵發現了屬於受害者的物品。例如，他們發現了數十萬套男士服裝、超過800,000 套女士套裝以及 14,000 多磅的人類頭髮。
在之後的幾個月中，蘇軍還解放了波羅的海諸國和波蘭境內的其他一些集中營。德國投降前不久，蘇軍相繼解放了施圖特霍夫 (Stutthof)、薩克森豪森 (Sachsenhausen) 以及拉文斯布呂克 (Ravensbrueck) 集中營。
1945年4月11日，即納粹從德國魏瑪(Weimar) 附近布痕瓦爾德 (Buchenwald) 集中營撤退幾天之後，美軍便解放了這座集中營。集中營解放當天，一個地下囚犯抵抗組織控制了布痕瓦爾德 (Buchenwald) 集中營，以防止正在撤退的集中營看守再施暴行。美軍解放了布痕瓦爾德 (Buchenwald) 集中營內超過 20,000 名囚犯。他們還解放了朵拉 – 米特堡 (Dora-Mittelbau)、浮生堡 (Flossenbuerg)、達豪 (Dachau) 以及毛特豪森 (Mauthausen) 集中營。
英軍則解放了德國北部的一些集中營，其中包括諾因加默 (Neuengamme) 和貝爾根 - 貝爾森 (Bergen-Belsen) 集中營。英軍於 1945 年 4 月中旬進入策勒 (Celle) 附近的貝爾根 - 貝爾森 (Bergen-Belsen) 集中營。他們在集中營中發現了大約 60,000名仍然活着的囚犯，其中大多數人都因身染斑疹傷寒，身體狀況十分糟糕。在被解放後的短短几周內，他們中便有超過 10,000 人死去，這都是長期遭受虐待和疾病折磨所致。
原因反思
迄今爲止，關於納粹的興起和大屠殺的發生原因有幾種解釋。認爲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的思想體系主要是針對俄國的布爾什維克。這種看法的代表是德國的歷史學家恩斯特· 諾爾特。他認爲俄國十月革命以暴力消滅資產階級的行動使德國的上層社會感到恐懼，又因 爲其領導人中不少是猶太人，故而激發起德國的反布爾什維克浪潮和反猶情緒，最後導致了大屠殺。就是幾年以前因一部《希特勒心甘情願的打手》而名噪一時的美國青年曆史學家丹尼爾 ·戈德哈根。他認爲，大屠殺的根源只要到德國的歷史傳統中去找就夠了。德國從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以來就有反猶傳統，只是希特勒把其推到了極致。簡言之，他認爲，反猶就是 一種“德國病”。
除上述幾種片面看法外，更值得注意的一種傾向是，相當多的學者把大屠殺當作歐洲文明發展進程中的一次例外，沒有或不願意認真地從歐洲文化本身去尋找根源。漢娜·阿倫特是少數幾個要從這裏去研究和反思大屠殺的學者，她曾經指出大屠殺與歐洲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傳統有繼承關係。
把大屠殺發生的深層根源解釋得相當透徹的是恩佐·特拉維爾索。這位1957年出生在意大利、法國亞眠的儒勒·凡爾納大學教授政治學和當代史的學者，在其新著《現代性與暴力》中一針見血地指出，大屠殺不是西方文明的對立物，而是西方文明本身的一個“貨真價實的產品”。希特勒本身沒有什麼獨特的發展，他的國家社會主義的思想體系中種種理論，諸如反猶、“生存空間”、種族主義等等，在西方文明發展進程中都能找到根源，希特勒不過是把它們集中起來而且推向極端而已。因此，特拉維爾索把他的著作的副標題定爲“納粹恐怖暴行的一個歐洲譜系學”。他認爲納粹大屠殺來源於歐洲文化中固有的排他性，納粹主義是其極端化的直接表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