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與奴隸制之間的矛盾是如此的不言而喻，以至於我們今天很難理解當時爲何會出現如此強大的阻撓廢除奴隸制的力量。革命發生的時候，奴隸制在美洲已經是一個根深蒂固的體制了;奴隸制在所有州內都存在，在馬里蘭以南的社會中，奴隸制是那裏的經濟和社會結構的基礎。弗吉尼亞人口的40%是奴隸;在佐治亞和南卡羅來納，奴隸人口的比例則更高。
事實上，每一個建國之父在他生命的某一段時期都曾擁有過奴隸，這不僅包括南部的種植園主，也包括北部的商人、律師和農場主(約翰·亞當斯和湯姆·潘恩是兩個引入注目的例外)。當托馬斯·傑斐遜奮筆疾書寫下人類擁有不可被剝奪的自由權的文字的時候，他本人正擁有100多名黑奴。在他的生活方式中，他所珍愛的一切，從慷慨大方的施捨和享受到追求與欣賞藝術和科學的閒情逸致，無一不是建立在奴隸的勞動之上的。
有些愛國者則強調，正是因爲有了對黑人的奴役，白人才有可能享有自由。因爲奴隸制將一大批需要依賴他人而活着的窮人排除在政治社會之外，把公共事務的領域留給了那些因擁有財產而享有獨立的人。擁有奴隸是獲取經濟上獨立自主的途徑之一，而後者通常被認爲是得享真正自由的必要條件。1780年，弗吉尼亞州頒佈的一條法律中充分說明了這一點。該法律規定，所有參加過獨立戰爭的退伍軍人可以得到300畝土地和一個奴隸的獎勵。南卡羅來納和佐治亞也保證，在戰爭結束時，每個白人民兵志願者將得到一個奴隸的獎勵。
洛克把政治社會看作是人們爲保護天賦人權而建立的契約組織，如此而來，這種觀點也就順理成章地被殖民者用來捍衛奴隸制了。在這種觀點看來，沒有什麼比政治自治權和財產不受外部侵犯更爲重要的了。這些原則實際上宣示：未經同意就剝奪一個人的財產------包括奴隸財產------將是對自由的侵害。如果政治自由的核心原則是政府須經被統治者的同意而建立的話，那麼，要求奴隸主放棄他們所擁有的奴隸財產，將如同把奴隸主們本人降低到了受奴役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