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世紀後半葉，隨着法國殖民勢力在海上上升爲統治地位，第一批受法國國王路易十四派遣的、五位基督教傳教士，於1687年7月23日，抵達浙江寧波港，白晉便是其中一位。由於他們是以路易十四的“國王數學家”的身份到中國來，因此這也是中法外交關係的開始。在路易十四眼中，這些耶穌會士們擔負的主要職責是蒐集那些罕見的中文書籍、開展天文測試。他們於1688年到達北京，白晉和張誠一起留在康熙帝身邊，深得康熙的喜愛。作爲一位來華的耶穌會士，白晉在康熙的直接安排下，對《易經》進行了長達五年多的研究，這是前清時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重要的事情。
白晉(1656-1730)年輕時候就讀於耶穌會學校，接受了包括神學、語言學、哲學和自然科學的全面教育。他很早就開始對中國文化的研究，並對其十分推崇，求學期間，他就產生了到中國去傳教的願望。1697年，白晉返回法國，在巴黎做了一次演講，其中他把《易經》視作是和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的哲學一樣合理、完美的。他認爲《易經》這本書“蘊含了中國君主政體的第一個創造者和中國第一位哲學家伏羲的(哲學)原理。”六年後，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白晉已經寫出了研究中國典籍的著作《天學本義》，在這本書的自序中他提到了《易經》，說“秦始皇焚書，大易失傳，天學盡失。”他的書的目的在於恢復天學。此時，白晉研究的內容已經涉及到《易經》，但是還沒有完全集中在《易經》的研究上。
康熙五十年(1711年)，康熙曾召見另一位法國耶穌會士傅聖澤，進宮輔助白晉一起研究《易經》，這是目前發現康熙安排白晉研究《易經》的最早的文獻。
康熙一直十分關心二人研究易經的情況，多次問及此事，甚至對白晉研究《易經》給予具體的指導，告誡他“不可因其不同道則不看，也不要敷衍了事。”不過，作爲一個外國的傳教士，要想讀懂《易經》並非易事。
在梵蒂岡圖書館現存有關於白晉和傅聖澤研究《易經》的情況記錄，他們在對《易經》的認識上產生了分歧。白晉對其中的算術和幾何成就感興趣，傅聖澤去把精力集中在道教上。
至於康熙皇帝爲什麼熱衷於讓傳教士們研究《易經》，張西平先生在《耶穌會士傅聖澤神甫傳》一書的序言當中認爲，康熙皇帝安排白晉研究《易經》“是有着強烈的政治意圖的”。
康熙皇帝從剛即位時的湯若望和楊光先的歷法之爭開始，就對西方的科學有了興趣，他請南懷仁爲其講授天文和數學，張誠、白晉等又在他身邊給他講授幾何學。康熙五十年二月，在和直隸巡撫趙宏燮論數時，康熙說，“算法之理，皆出於《易經》。”這段話說明康熙把對數學的興趣和中國的典籍《易經》聯繫了起來。表明了康熙的“西學中源說”思想。
“西學中源說”是清初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一個重要思想，對清初的思想和學術都產生了較大的影響。也就是說，在安排白晉研究《易經》之前，已經有了“西學中源說”，康熙已經有了《易經》爲西洋算法之源頭的想法，這也是康熙對待當時的中西文化衝突所採取的一種重要的文化策略，所以說他安排白晉研究《易經》是着這強烈的政治意圖的。
白晉作爲耶穌會士有一個重要的身份——索引派的主要成員。白晉爲了堅持利瑪竇的政策，就採取索引派的路線，企圖從《易經》等中國古籍中尋找神蹟。他認爲通過對《易經》的研究，發現了一條讓衆人瞭解中國正確哲學的可靠道路。他認爲讓中國人皈依天主教，沒有比向他們展示天主教如何符合他們祖先的法則與他們的主導哲學更適合的辦法了。然而，教區的反對派卻認爲，這樣的話中國倒成了天學之源。要求白晉對所有上交給康熙的文稿都要進行審查，這中做法實際上是羅馬教權對中國皇權的挑戰。禮儀之爭是康熙年間中西方關係中最重大的事件，對康熙的天主教政策產生了重要影響。
隨着禮儀之爭的深入，梵蒂岡和康熙的矛盾日益加深，入華傳教士內部的矛盾也日益尖銳，康熙逐漸失去了對白晉研究《易經》的興趣。但是，白晉作爲索引主義的創始人，他的理論的建立直接得益於對《易經》的研究。索引主義的這種觀點，成爲中國和在歐洲的西方人，以比較的眼光來理解中西兩種文化的手段，是兩種不同文化碰撞中不可迴避的問題。
像白晉這樣致力於中國經典的研究、親近皇帝、遠離中國知識界，形成一套獨特的思想體系的來華傳教士，研究中國學問、找到中西的相同點，是其在華推行其傳教目的的手段。而他們研究中國典籍與中國傳統的方式是不相同的，這種有意識地不同，使得之後西方世界形成的易學，也不是沿着中國傳統的方式發展。這種深刻的差異，體現了一種跨文化的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