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探”是狄仁傑在很多人腦海中的印象，但這距離真實的狄仁傑有不少差距。在史籍中，他是知人善任、能力超羣的政治家，是再造唐室的大功臣。
根據史料記載，狄仁傑由明經科中第，從此踏上仕途。按照唐代規定，明經科上來的人，根據考試成績，授予不同品級的官職。狄仁傑被派到汴州擔任判佐，是個從七品下的官。汴州就是今河南開封。當時這一帶屬於經濟發達、人口稠密的地方，此時的狄仁傑可謂春風得意。不過很快他就遭受了仕途上第一個打擊—有人向上級誣告他，這讓他經歷了不大不小的一番折騰。此事由時任河南道黜陟使的閻立本來處理。
唐代前期爲了監察地方官，經常派遣官員擔任黜陟使，不定期巡察各地，懲處違法官員。閻立本把這個事審查了一番，得出了結論—狄仁傑不但不是個壞官，而且是個大大的好官。於是他找來狄仁傑，對他說：“仲尼雲："觀過知仁矣。"足下可謂海曲之明珠，東南之遺寶。”所謂“觀過知仁”是孔子的話，原話是“觀過，斯知仁矣”，大致意思是人的品性不同，看這個人犯的過錯，可以看出這個人是個什麼樣的人—從你狄仁傑的所謂過錯來看，你是個好官，是被埋沒的珍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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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狄仁傑非但沒有受到處分，反倒升官了，閻立本保薦他擔任了幷州都督府法曹參軍，這是個正七品上的官職，狄仁傑因禍得福了。擔任法曹這樣的官職對狄仁傑來說是個極好的鍛鍊，日後他斷案的能力極有可能就是在幷州培養起來的，在這裏他工作了10年以上，爲他日後的行政生涯積累了寶貴的經驗。在幷州狄仁傑乾得很出色，但是由於史料的缺乏，我們無法再詳細進行描述。上元二年(675年)他被調到了長安擔任大理寺丞。
由法曹到大理寺丞，都是司法官員，他獲得此職，一定是因爲在法曹任上的傑出表現。可見歷史上狄仁傑善於斷案的美譽不是浪得虛名。當了大理寺丞後不久，狄仁傑就創造了一年斷案17800起的紀錄。這意味着一年不休息的話，平均每天要斷案49起。審理卷宗不是看小說，我敢擔保多數人看小說的速度都沒這麼快。後來狄仁傑那個神探的美名，就與他在地方和大理寺善於斷案有關係。不過可惜的是，這些案子在史籍中基本都沒有留下細節。
後來因爲出色的工作能力，狄仁傑得到了高宗的賞識，從大理寺丞升任侍御史，後來又擔任過寧州刺史、冬官(工部)侍郎、洛州司馬等。在武則天天授二年(691年)9月，62歲的狄仁傑第一次被任命爲宰相。但沒過幾個月，狄仁傑就因酷吏來俊臣的誣告“謀反”被捕入獄，還差點死掉，雖然後來真相大白，武則天卻不肯完全爲他平反昭雪，貶他到彭澤去擔任一個小小的縣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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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官員多數70歲就退休了，此時的狄仁傑已經64歲，要是一般人，也許早就心灰意冷，破罐子破摔了：反正我窩在那兒，我幹得好乾得壞，有誰知道呢?可是狄仁傑不是這樣，他一生最有職業精神。哪怕做一個小小的縣令，也做得有滋有味，從來不怨天尤人。
史書上沒有記載狄仁傑在彭澤縣的所作所爲，只有《新唐書》裏留下了短短的六個字：“邑人爲置生祠。”爲活人建立的祠堂就是生祠。古人在表達對某個官員的深厚感情的時候，會湊在一起建個德政碑，在該人去任的時候進行歡送或者挽留，而建立生祠則是老百姓表達自己感情最強烈的手段了。
狄仁傑在彭澤縣的時間一共是兩年多，並不長，但是以狄仁傑一貫的仁政思想和敬業精神來說，他一定在任期內兢兢業業，爲彭澤縣老百姓辦了許多的好事，老百姓對他感恩戴德，所以纔有了這座生祠。後來宋代大文豪范仲淹路過彭澤，參拜了狄仁傑祠堂，他們兩人有許多相近之處，都是孝子忠臣，又都爲民直言得罪權貴而遭貶，所以范仲淹感慨良多，揮筆寫下了經典名篇《唐狄樑公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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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獨有偶，宋代詩人、書法家黃庭堅也是狄仁傑的“粉絲”。他曾經寫詩《題馬當山魯望亭四首》盛讚狄仁傑：“鯨波橫流砥柱，虎口活國宗臣。小屈絃歌百里，不誣天下歸仁。”紹聖元年(1094年)黃庭堅揮筆書寫了《唐狄樑公碑》碑文，有拓本傳世至今。此碑人稱“狄公事、範公文、黃公書”，謂之“三絕”。
當然了，樹碑立傳的也不見得都是好官。明朝大太監魏忠賢也有人給他建生祠，但那是官員們溜鬚拍馬的結果，與狄仁傑這座老百姓建立起來的生祠相比，判若雲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