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爲大家帶來了一篇關於魏忠賢的文章，歡迎閱讀哦~
宦官專權是中國封建社會的一大特色，作爲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伴生物，對中國古代政治產生了重要影響。因爲宦官身份特殊，極易形成專權的局面。白壽彝就曾經指出：“一般來說，在皇帝勤於政事，積極有爲的時候，宦官是難於插手政治的。反之，在政治腐敗，皇帝不理政事或難於理政的時候，宦官則往往乘隙而入，染指於政，甚至左右政局。”
所以，在明朝中後期，宦官專權的現象尤爲嚴重。
當朱由檢登基後，他立即清算了太監集團，將閹黨的罪狀公諸於衆，並將罪魁禍首魏忠賢發配到鳳陽守皇陵。
魏忠賢去世後，崇禎又命人挖墳掘墓，將魏忠賢碎屍萬段，將他的遺骸示衆，以儆效尤。崇禎殺伐果決，在上臺後立即對宦官們進行了一系列的處置，爲當時昏聵不堪的官場帶來些許曙光的同時，也使朱由檢在民間收穫“聖君”的美名。時過境遷，十七年後，在起義軍兵臨北京城下之際，朱由檢又命人收殮了魏忠賢的遺體，將其安葬，墓址選在香山碧雲寺。
崇禎的舉動讓人百思不得其解，且不說崇禎究竟出於什麼目的收葬魏忠賢，此時，正值農民軍即將攻陷京城的危機時刻，崇禎不將精力放在如何對敵上，竟然，還有閒工夫做一件與退敵毫無關聯的事。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讓朱由檢推翻了自己早年剷除閹黨的初衷，重新肯定了魏忠賢對於明朝的功勞和價值，並且，在這十萬火急的關頭，分心替魏忠賢入殮呢?
明熹宗在彌留之際曾對朱由檢說道：“魏忠賢恪謹忠貞，可計大事。”朱由校與魏忠賢的關係非比尋常，但排除個人關係外，朱由校恐怕還意識到了魏忠賢果斷和清醒的行事作風。尤其在顧全大局、知人善用等政治問題上，魏忠賢從不含糊。而且魏忠賢在關係到民族存亡的政治立場上從未“跑偏”，對大局的拿捏得十分精準，且目光長遠敏銳，能夠洞察國家潛在的危機。
筆者認爲：魏忠賢爲了鞏固他在政治場上的地位，難免會做出黨同伐異的勾當，向人展現出心機歹毒的一面。然而，魏忠賢有一些做法也是值得肯定的，他曾在朝堂上舌戰羣儒，力排衆議，力挺在遼陽一戰失利的將軍熊廷弼，並果斷處罰了在寧錦一戰中犯下大錯的袁崇煥。更難得的是，魏忠賢大力舉薦趙南星、孫承宗能臣，要知道這些大臣與宦官集團有非常大的私怨。
所以說，魏忠賢能夠拋開這些恩怨向朝廷推薦可用之人，可見，他依然是個有原則的人。魏忠賢雖把持朝政，但這一時間國家被導向正軌，社會形勢一片大好，遼東危機被解除。這種能力，這份功勞，是不應該被抹殺的。朱由檢登基後，全國災荒四起，饑民們聚義揭竿，後金又對大明虎視眈眈。
在這種內憂外患交織的緊要關頭，朝廷需要一位能夠主持軍國大政的實幹家，魏忠賢是不二之選。以魏忠賢的能力，雖然無法力挽狂瀾將大明王朝帶向中興，但也不會使明朝在短時間內土崩瓦解。從這個角度來看，魏忠賢無疑是明朝的“續命丸”。然而，崇禎爲了鞏固皇權平息民憤，藉着滿朝文武“倒魏”的風潮，迅速對以魏忠賢爲首的宦官集團展開清算。
能夠兵不血刃地解決宦官集團，始終是崇禎標榜自己的得意之作。可惜的是，就是因爲崇禎過度驕傲自滿，迷信自己的抱負和能力，這才讓朱由檢從自信走到自傲，從自傲走到自負，最終，剛愎自用仍不自知。魏忠賢去世後，曾被打壓的東林黨人重新崛起。對於盛世來說，文人儒將無疑可爲國家錦上添花，但在國家危亡之際，這些只會紙上談兵的東林黨人毫無用處。
我們不能否認朱由檢勵精圖治、事必親躬的事實，但是，態度與能力完全是兩碼事。
朱由檢既無知人善用之能，又治國乏術，加上他生性涼薄，對大臣十分嚴苛，死在崇禎手中的大臣絲毫不比死在魏忠賢手中的大臣少。因爲不信任手下的大臣，朱由檢在十七年內先後調換了六十多名中央官員，這種沒有實際意義的高壓態勢使朝廷缺乏人才，也讓民間的能人志士噤若寒蟬，不敢爲朝廷賣命。走投無路後他，只能培養私人勢力，重新扶持了一批比魏忠賢時期更腐敗的宦官。
最終，朱由檢還是走上了父輩的老路，促成了“十萬太監亡大明”的悲劇。
崇禎十七年三月十四日，距離朱由檢生命的終點還剩五天。崇禎在苦愁與絕望中，想到太監曹化淳的一句話：“若魏忠賢還活着，事情肯定不會落到這個地步。”朱由檢終於頓悟，明白了皇兄駕崩前的那句“恪謹忠貞，可計大事”的深意。
可惜的是，這番頓悟對於崇禎來說不再是醍醐灌頂的良藥，反倒成了摧毀崇禎精神意志的劇毒，不論如何魏忠賢之死已成事實，朱由檢再怎麼做都於事無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