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滅亡不是因爲崇禎帝無能,如果崇禎帝不殺魏忠賢,魏忠賢真的能挽救明朝嗎?下面小編爲大家詳細介紹一下相關內容。
公元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禎帝自縊，明朝這個最後一個由漢族建立的王朝滅亡。許多人把明朝滅亡的原因歸咎於崇禎帝。然而明朝滅亡真實原因到底是什麼?
大部分歷史上的亡國之君，總會遭到人們的唾棄，因爲他們往往窮奢極欲，不顧百姓死活，最後落得身死國滅。可有一個這樣的帝王，死後卻博得了人們的同情，他就是明朝的崇禎帝。崇禎皇帝勤勤懇懇，想有一番作爲，可惜他接過的是一個被好幾代祖宗給敗得差不多了的爛攤子。從崇禎的苦苦掙扎，我們能感受到一種剜心之痛，至於明朝這個龐大而又笨拙的帝國的滅亡，鍋實在不應該讓崇禎一個人背。
祖制讓明代成爲了笨拙的帝國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貧苦，建立了不朽功業，還體恤百姓，這都是應該承認的。但是，也正是由於出身環境，朱元璋對財政、金融和貿易很陌生。朱元璋認爲是他的英明神武把元朝揍趴下的，他絲毫沒有意識到元朝後期的財政大崩潰。他有樣學樣，跟宋朝與元朝一樣，發行了“大明寶鈔”這種紙幣。
朱元璋淳樸地認爲，紙幣是個好東西，能印就能花，想印多少就印多少，這背後的邏輯他沒搞懂，當然他也沒興趣。所以，奇葩的“大明寶鈔”問世之初，就沒有準備金。也就是說，你可以用手上的真金白銀按照既定的匯率，去換得大明寶鈔，但如果你想用大明寶鈔按照相同的方式去換取真金白銀，對不起，這是不可能的。
老百姓就算再傻，也不可能看不出來，人們在市場交往中，發現“大明寶鈔”毫無說服力，自覺抵制，仍舊採用金銀銅錢交易。不得已，朱元璋動用自己的權威蠻橫地干涉，禁止民間金銀交易。經過多次折騰，朱元璋貌似也窺得了貨幣的一絲門道，只是他身上固有的小農意識也出現了，他在政府花錢時儘量多用紙幣，在收錢時少收紙幣。
比如民間在繳納商稅的時候，規定百分之七十用紙幣，百分之三十用硬通貨，民間爲了湊齊繳納的硬通貨，得花大量的紙幣去兌換，不出意外，“大明寶鈔”出現了大貶值。朱元璋設計的這種制度還是有公平之處的，因爲除了坑百姓，坑起官員來也毫不手軟。官員原來的俸祿是用糧食支付的，但到後來，一部分變成寶鈔，寶鈔貶值了，能夠換得的糧食自然也就少了。爲了最低的生活保障，在民間抵制與官員的疾呼下，明朝確立了銀本位。
商業貿易的發達與過度產業化
明朝朝野呼籲建立銀本位，恰好趕上了西方大航海時代的貿易浪潮。西班牙人佔領了白銀儲量最高的國家墨西哥，開闢了以菲律賓爲跳板、往來於中國與日本的貿易路線。但是，明朝皇帝在對外貿易中，根本不瞭解宋元時期的規則。在明朝皇帝看來，他們都是仰慕中國文化前來朝貢的，所以就算是西方的商人也必須僞裝成朝貢的使者。
朝貢的使團獻給明朝帝王禮物，明朝帝王再賜予這些使團價值數倍的回贈，長久下來，明朝一直是虧本買賣。宋元時期賺錢的外貿，反而成了明朝皇室的包袱。中國的近鄰日本與北方的蒙古，也把明朝當做冤大頭。明朝的應對是減少日本的朝貢次數，壓低日本朝貢貨物的價值，正常的貿易受到了打擊，日本人隨機對中國的沿海地區開始了走私和海盜攻勢，東南沿海的倭亂開始了;同樣，明英宗發現蒙古的朝貢使團有半數以上是冒充的，所以只按照規定人數給予賞賜，這下激怒了也先，纔有了後來的土木堡之變。
明朝開始在沿海實行嚴格的海禁，在西北也不斷與蒙古有戰爭摩擦。可是，無論是朝廷宰輔徐階、張居正還是地方名臣海瑞，都認爲對於白銀儲量不高的中國來說，“開礦不如市舶”。所以，隆慶年間，開放了海禁，又在西北與俺答汗“封貢互市”，困擾明朝的倭亂與邊患竟然一下子減輕了不少。這樣，大量的白銀開始涌入中國。
西班牙人從墨西哥帶着大量的白銀先到菲律賓的馬尼拉，然後到達中國的東南沿海，購買中國的貨物後，一部分回到馬尼拉，一部分到日本。之後，將中國貨物轉手賣給日本，日本兵庫縣的白銀通過西班牙人之手，再次採購中國貨物的時候，也流入了中國。
流來流去，白銀還是流入了中國，明朝也成了名副其實的“白銀帝國”。
被高估的張居正改革
既然商業收入這麼多，照理說，明朝應該把商業稅上升到主體地位纔是，可是這個老牌的帝國並沒有做好這樣的準備，也沒有一絲改變的想法。因爲，商業稅是個流動性強，變化特別大的稅種，這需要明朝徹底拋棄對商業“四本之末”的看法，再配套以專業的官僚隊伍。只是，在動態的社會裏，明朝依舊選擇以靜態的方式來應對。
明朝的稅收主要來源依舊是土地，畢竟土地數額變化在短時期沒有商業營收那麼巨大。朝廷從戰亂恢復的洪武年間到太平的嘉隆萬時期，人口與土地都應該增長才對，可官方的數據卻瞠目結舌，人口與土地還減少了。原因就在於朱元璋將大量的田地賜予自己的子孫和勳貴，而後世的皇帝還要兼顧外戚，這些人都不用納稅，他們佔領大量的田地尚且不滿足，總是想辦法兼併普通百姓的田地。偏偏，明朝又是一個不抑兼併的朝代。
此外，地方官員還藏匿田地，有“黃冊”和“白冊”的區別，黃冊用來應付上級，記錄的人口與土地數額較少，需要繳納的稅額自然就少;白冊是實際記錄數額，地方官員的徵稅依據。這其中的差價，毫無疑問是被地方官員中飽私囊了。張居正的改革是在帝國財政一團亂麻的前提下，解開了幾個死結，尤其是通過“考成法”給地方官員壓力，清量土地，再通過“一條鞭法”，將所有的稅額和勞役摺合成銀兩，每年只徵收一次。
這種方法減少了擾民，簡化了手續，有利於徵收稅賦，加上白銀涌入，確實讓民間也受到了惠及，所以政府的收入大幅度增加。這纔有了萬曆年間“三大徵”的底氣。只是，張居正並未想過發展經濟，也沒有給民間經濟鬆綁的意圖，只是理清了稅基：土地!
後世的明朝帝王在需要應對突發事件的時候，第一反應都是按照土地數額，每畝增加多少稅收的範式來應對財政危機。所以，從張居正開始，就沒有下定決心面對商業發達的現實，也沒有嘗試將商業稅作爲主要來源，畢竟這已經是現代化國家的範疇了，張居正受到時代的侷限，並未看到當時全世界的變化。
農民起義不斷
因爲對外貿易的興盛，絲綢與茶葉成了重要的外貿產品，東南沿海的土地不再種植水稻，紛紛改種經濟作物桑樹、茶樹。加上，明朝依舊靠土地徵稅，這讓更多的百姓乾脆離開土地，從事商業以及手工業。江南的經濟一派繁榮，但糧食產量卻是逐年降低的。而在中國的西北，農村依舊靠農耕爲生，他們的負擔依舊沒有減輕，因爲這中間還涉及了一個銅錢與白銀的匯率。
豐收的年景，農作物價錢肯定比較賤，必須用更多的糧食換取銅錢，即使銅錢與白銀的匯率是不變的，換取同樣的白銀，百姓們也付出了更多的糧食。更何況，朝廷往往在豐年會加收銀兩，這樣百姓付出的銅錢也不少。那麼，災荒的年景，農作物價錢貴了，銅錢的價值就會低，這會造成白銀對銅錢的匯率上升，換取同樣的白銀，百姓們也付出了更多的銅錢。
但是，農民在豐年依舊沒有存糧，更何況是荒年，所以流離失所在所難免。彼時，西班牙在海洋上被英國擊敗，導致明朝不再能從墨西哥進口到白銀。“屋漏偏逢連夜雨”，“小冰河”的氣候也讓明朝深受其害，糧食大量減產，所以西北民變發生後，朝廷既無錢賑災，也不能調撥東南沿海的糧食往西北。
本來，西北的農民就夠慘了，但爲了應對女真在東北的挑釁，支付遼東軍隊的軍餉，崇禎依舊只能選擇加徵土地稅。西北的農民，終於忍無可忍，胸中奔騰的千軍萬馬爆發了，最後李自成埋葬了大明王朝。
魏忠賢還活着，能給明朝續命嗎?
時下流行一種觀點：“東林代表江南大商人利益，個個富得流油卻抗拒商稅，導致明朝國庫沒錢，因此滅亡”。魏忠賢是主張對大商人徵稅的，假如魏忠賢活着，崇禎不至於因爲錢窘迫，所以，東林黨是明亡的直接推手。實際上，即便崇禎要對富商徵稅也很困難。大量流入的白銀，絕大部分肯定在富商手中，這些富商靠着資本積累，與朝廷高官互相勾結，形成了盤根錯節的關係。早在嘉靖年間，東南的富商就能夠與朝廷高官聯合排擠抗倭名臣朱紈，導致朱紈自殺，可見，他們的影響力有多大。因爲地域的原因，很多人便認爲東林黨與富商的利益是一致的。
誠然，東林成員都是中小地主，但有些人家裏也兼營點小商業，總體上來說家產不多，如東林領袖顧憲成的家產不過三百畝地，還要跟兄弟均分;這樣的家產狀況頂多只能說是中產階級，還有更窮的，鄒元標家裏就很窮;顧大章家連奶媽都請不起;繆昌期家裏破產，連參加科舉的盤纏都是朋友資助的;楊漣考上進士前要自己種地，差點累死在地頭。除李三才等極少數人外，東林人士基本都是清官，死時家產也不會比繼承的祖業多多少。
所以，東林人士代表的是中產階級和貧民的利益，並沒有代表江南大商人的利益，相反東林人士的對立面倒多是大商人出身。明朝皇權極強，皇權派生出來的宗室、外戚、宦官利用特權壟斷商業，兼併田地，與民爭利，皇帝還生怕他們過得不夠好，萬曆給李太后的老爹李偉賜田七百頃，鄭貴妃的弟弟鄭國泰一次賜田三百頃。
東林排擠的許多內閣大學士家大業大，內閣首輔王錫爵就出身江南鉅商，有田萬頃，奴僕千人;之後的內閣首輔朱賡是紹興山陰人，父親是知州，自己也不廉潔，把山陰縣的良田美宅全部侵佔，有奴僕幾千人。這些人，皇親國戚不用上稅，內閣輔臣憑權勢逃稅，還庇護其親戚黨羽逃稅，東林人士反而是建議要少給皇親國戚賜田，要向富商豪紳收稅，免得他們把稅收轉嫁給百姓。
崇禎帝募捐的時候，一丁點兒銀子也募不上來，但是周奎、朱純臣、張維賢等一毛不拔的勳貴都不是東林黨，倒是英勇殉國的範景文、李邦華是東林成員無疑。
再說閹黨，崇禎年間當政的溫體仁、禍亂南明朝綱的馬士英、阮大鋮，可是典型的“魏黨馬黨”，當這些人見清軍勢大，提前逃跑的時候，倒是楊漣的弟子史可法戰死在了揚州。較之魏忠賢以及後來的溫體仁，東林根本沒有真正、完全、徹底掌握國家政權，又遑論治國理政。比起魏閹，東林與最高權力始終隔着一層，如果沒有東林黨的制衡，魏忠賢及其黨羽會更加肆無忌憚。
明朝亡於內外交困，首要問題是沒錢，而缺錢的原因很大方面是沒跟得上時代潮流。就連張居正那樣能力強的人，也是對帝國修修補補，沒有敢從源頭動刀。如果從源頭動刀，對富商徵稅，除了相應的體制要適應外，還要做好應對朝廷勳貴的責難，很顯然，張居正沒有這個魄力，或者說張居正也受到了時代限制。因爲無法進口白銀，造成了經濟大崩潰，加上自然災害，激發了民變，再加上新興的女真政權。所以，明朝滅亡，成了大勢所趨。
一個朝代的滅亡，是錯綜複雜的綜合原因造成的，絕非一人一事能夠撼動。明朝的滅亡，是多種人爲因素交織在一起，自然災害使這一切問題暴露並加重，至於晚明朝廷的無可救藥，與東林黨並無太多關係，魏忠賢比東林黨更能理財、其黨羽比東林黨更能打仗的這種說法，更是無稽之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