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朝歷史值得可圈可點的東西不多，“太康盛世”算一個。“是時，天下無事，賦稅平均，人鹹安其業而樂其事。”這是《晉書》對“太康盛世”的記載。
晉朝史學家幹寶在《晉紀·總論》裏描述得更具體：“牛馬被野，餘糧委畝，行旅草舍，外閭不閉，民相遇者如親。其匱乏者，取資於道路。故於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牛馬在野外隨便放牧也不用擔心被人牽走，人們居住的地方，大門常常開着。相遇了就像親人一樣和諧。如果你沒吃了，隨時有人會救濟你，幸福指數滿滿。
這是晉武帝在位期間從280年到289年這十年的盛世景象。所謂“盛世”，就是內無嚴重的政治腐敗，外無迫在眉睫的敵國外患，社會治安良好，老百姓普遍豐衣足食的時代。儘管太康之治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就像是曇花一現那樣短暫，但確實爲那個時期的人們生活生產提供了難得的安泰。
不過，“盛”是與“衰”相對的，沒有衰世作背景，就沒有盛世的美麗和燦爛，每個盛世都需要一個大規模的禍亂之世作爲前奏。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盛世是“文景之治”。在這個盛世出現前的50年，中國剛結束秦末戰亂。十餘年的戰爭給中國造成了巨大的人口損失，約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三十至五十。至於經濟損失，更是嚴重。大漢王朝建立之初，大概比任何一個王朝都要狼狽。《漢書》記載：“漢興,接秦之弊,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天下既定，民亡蓋藏，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
同樣，太康盛世的背景是西晉平定了偏安東南的吳國，全國性的大規模戰爭剛剛平息，一樣是空前規模的人口損失，從魏晉前的5600萬人，到晉統一中國時才1600萬人，死亡人數高達4000萬。
極衰之世的大破壞，正是盛世出現的前提。有人說，在大動盪過去之後，新王朝只要能保證幾十年內不發生大的政治動亂，那麼就不需要它提出多麼高明的發展策略，只需無爲而治就行，自然就會收穫一個豐盈的經濟自動恢復期。
這話有些道理，加上晉武帝統一中國後還是有些作爲，由於消除了外患，可以專心地從事國內的經濟革新。晉武帝首先廢除了屯田制，頒佈了罷州郡兵以歸農、頒佈佔田制，使農民可以依法佔有一定的土地，調動了農民闢田開荒、從事生產的熱情。再加上晉武帝注重招撫流民，興修水利，所以，西晉初年的社會經濟得到了較快的恢復和發展，出現了短暫的繁榮局面。
在政治上，朝廷採取了懷柔政策，並且使無爲與寬鬆政策成了西晉之初的立國精神，在267年頒佈實施的著名法律制度《泰始律》就很能說明問題，這是一部操作性很強的法律，同時它還是中國古代法律思想史上“引禮入律”的典型代表。民本思想是禮的重要內容,在剛剛結束了長期戰亂後的社會，亟需某些思想文化來發揮指導作用，“引禮入律”有助於恢復經濟、安定民心。
尤其難得的是，晉武帝還在人才上施行任人唯賢，不計前嫌，對人才進行積極的保護，從而有利於文化的繁榮，使得太康年間涌現出了大量的文化名人與文藝佳作。
這些措施的施行無疑對於西晉社會的穩定與發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於是出現了民和俗靜、家給人足、四海平一、天下康寧的昇平景象。太康年間，實際人口又增加到3500萬人。
但是，在後人眼裏，盛世難以出現，更難以持續。盛世的前奏是衰世，結局也似乎是衰世。如同中國歷史上的其他盛世，都未能避免“盛極而衰”的結局。相比之下，太康盛世甚至時間更短，爲什麼會這樣，原因就在於晉武帝實施的兩大惡政：王藩分封與縱容腐敗。
晉武帝輕鬆篡奪了曹魏的寶座，幾乎沒遇上什麼反抗，他覺得這是因爲曹氏分封不力，未曾發揮同姓王藩屏護皇室的作用。於是他登基伊始，便冊封了二十七個同姓王，大大提高了宗王的地位，加強了宗王的權力，允許宗王可以擁有一定數量的軍隊，甚至可以進入權力中心，任何事情都有兩面性，如此一來也就大大地削弱了中央集權。
晉武帝沒有想到王藩分封是一把雙刃劍，既可以藩衛皇室，也可以撕裂皇室;他更沒有想到，薄薄的親情紐帶，根本系不住狂躁的權欲。兄弟反目，分外眼紅。
果然晉武帝一死，屍骨未寒，宗王之間就互相廝殺開了。他身後的西晉二十六年中，這廝殺就佔去十六年，史稱“八王之亂”。這是善打如意算盤的晉武帝沒算準的。多年戰亂，加上天災不斷，瘟疫流行，人們又開始大批死亡或流離失所，可以說將太康之治的大好局面消磨殆盡。
唐朝柳宗元吸取了晉朝的教訓作《封建論》,他對西晉分封制的評價是：“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柞。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西晉繼承前朝，仍然實行封建制，分封貴族的爵位，卻是一個短命的王朝。他認爲西晉的分封制給國家政權帶來了滅頂之災，而唐改變魏晉封建制，國家基業得到穩固，是歷史的進步。
晉武帝“自太康以後，天下無事，不復留心萬機，唯耽酒色”。有時候想想太幸福太悠閒不見得是件好事。晉朝的陶侃在廣州，閒時總是在早上把一百塊磚運到書房的外邊，傍晚又把它們運回書房裏。別人問他這樣做的緣故，他回答說：“我正在致力於收復中原失地，過分的悠閒安逸，唯恐難擔大任。”
平心而論，早年的晉武帝也是個節儉成性、勵精圖治的皇帝，太醫司馬程據獻上一件用野雞頭上的毛織成的毛衣，晉武帝認爲這是件奢侈品，命令把這件衣服在殿前燒掉，並宣示全國，從今以後不許再貢獻用特殊技法制作的奇裝異服。不過到了晚年就像換了個人似的，從平定東吳那一刻起，他從東吳後宮虜獲了5000名宮女，生活開始走向奢侈腐化，國庫錢不夠用，後來甚至公開賣官，導致了政治制度的腐敗。上行下效，各級官吏也不理政事，鬥富成風，腐敗態勢蔓延全國，這樣的風氣迅速將西晉王朝推上了不歸路。
後人記憶裏的西晉掌故，要麼是奢侈荒淫，要麼是悲愴怪誕，此前此後，也很少有統一的中央集權王朝，能在如此短暫的時間裏，從上到下腐朽糜爛，西晉創造了一個奇蹟。
盛世的傾頹，往往在極短時間內定局。晉武帝前期是晉朝統始達到的最高峯，然而在極盛之後，消費天下過甚，很快導了衰敗。“八王之亂”的狂飆瞬間吹散了曠代繁華，晉朝從此一蹶不振，陷入了風雨飄搖之中。晉武帝羊車恣性，晉惠帝不食肉糜，晉懷帝青衣行酒，晉愍帝流亡受辱，這是西晉四朝皇帝給後人留下的印象，更兼有王愷石崇鬥富、賈南風亂政擅權、永嘉之亂的曠古災禍，直到只有51年國祚的西晉被匈奴人滅掉，中原生靈塗炭，衣冠南渡，國家進入血雨腥風的大亂世。
從盛到衰，如此迅速，其原因當然是盛世的出現依靠的是人治，衰世的來臨同樣也是人治因素，缺乏制度性的約束。中國歷史上的太康盛世，只在史書上留下了統治者權術的精明，組織的強大，卻沒有留下太多制度性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