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405年開始，鄭和在29年中先後七次下西洋，之後明朝的海外航行逐漸終止，在鄭和最後一次航行回到國內(1435年)之後80年，葡萄牙人來到了澳門，原來行駛着三保船的海洋已經被歐洲人控制了。
鄭和率領的明朝海軍在艦隊規模、航海技術和組織協調水平諸方面都是當時的最高水平，這是史學界公認的事實，但是爲什麼鄭和之後再無鄭和?爲什麼以巨大的熱情擁抱海洋的國家最後卻退縮起來而錯失了一個新的文明時代?
史學界對於鄭和下西洋的目的存在着爭論，不過我認爲，《明史》的說法最爲確切，無需別立高論。
《明史》上說，派鄭和率領龐大的船隊出洋的原因是“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蹤跡之，且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也就是說，鄭和艦隊肩負着兩項重要使命，一是尋找有可能亡命海外的建文帝的下落，二是向海外展示新朝的富強。
通過連續七次下西洋，上述兩項目的應當說都實現了，通過“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明朝統治集團瞭解到，南洋和西洋對中國的安全不構成威脅，散佈在沿海地區的政權紛紛歸依明朝，一個符合儒家觀念的“朝貢體系”重新建立了起來。
那麼，如此成功的舉措爲什麼卻在明朝宣德年間鄭和第七次下西洋之後被叫停呢?我這裏舉兩種有代表性的觀點：
一是王賡武先生提出來的，他認爲，之所以終止航行是因爲鄭和太成功了，“他的海軍滿載榮譽勝利歸來，並確認帝國沒有來自海上的威脅”，因此“鄭和與他的隨從也可以說失去了繼續遠航的意義”(“永樂年間中國的海上世界”，《王賡武自選集》)，由於不再擔心來自海上的威脅，明朝帝國的安全戰略便轉向北方。
二是中國航海史研究會提出的，他們認爲明朝帝國出於財政上的考慮，停止了海上遠航，在明朝帝國內部，從一開始就存在着對遠航的不同意見，這是一項投入很大的事業，據統計，永樂年間，新建和改建約二千艘海船，每隻寶船造價約五六千銀兩，船上裝載的各種賞賜物品花費很大。
到了明朝憲宗年間時，又打算下西洋，憲宗皇帝下令索取鄭和下西洋的檔案資料，但是這些材料卻被車駕郎中劉大夏藏匿起來，這位敢於抗上的官員的理由是：“三保下西洋，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且萬計，縱得奇寶而回，於國家何益!此特一敝政，大臣所當切諫者也，舊案雖存，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無哉!”這位官員竟敢直指下西洋爲“敝政”，可見內部反對之激烈。
明成祖繼位後，一方面大張旗鼓屢下西洋，另一方面卻是下令不許沿海軍民“私自下番，交通外國”。
總之，下西洋只是皇家的特權，它對於海洋擁有絕對的權力，百姓斷不可染指，皇家之外的海上貿易，更不用說海洋探險，有嚴刑峻法等着呢，沿海居民徒喚奈何!
所以說，中國失去海洋的原因，主要的並不是戰略重點的轉移、財政限制和有論者所謂的“黃色文明”，而是明朝統治集團對於海上活動的國家壟斷。
當然，我們需要承認，鄭和時代明帝國的海洋壟斷經營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著名的明史專家吳晗先生對此有過高度的評價，但是他認爲，鄭和之後，明朝由於採取了“放任政策”，放棄了對海洋的國家經營，“結果在商業方面由國營而恢復到以前的私人經營”，這一政策造成了中國在海洋上的失敗，
他說：“八十年後，歐洲人爲了找尋香料羣島陸續東來。他們不但擁有武力，作有組織的經營，並且有國家的力量做後盾，得步進步，不到幾十年，便使南洋改了一個樣子。……這是中國史上一個大轉變，也是世界史上一個大關鍵。”(“明初的對外政策與鄭和下西洋”，見《鄭和研究資料選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