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兒：此間日日警報，家中車輛破濫堆積，收入減低。餘及汝母幼妹皆病，真難支持。茲與汝匯寄來第16699號叄拾元郵兌票一張。務要節儉支用，切戒浮費。將來汝投身社會，自知衣食之難也。此諭。"
這封隨匯款單一同寄出的簡短家書到達重慶沙磁區四川省立教育學院的時間是1940年5月30日，卻註定是一封永遠無法送達的家書。遠在家鄉四川資中的父親林仲歧彼時或許還不知道，年僅22歲、正在社會教育系讀四年級的兒子林祖烈已經在前一天的"5.29"轟炸中遇難。這個記錄在國民政府檔案《專科以上學校呈報遭受日機轟炸損失情形的文電》中的故事讓西南大學教授潘洵頗爲動容。而這僅僅只是他和西南大學重慶中國抗戰大後方研究中心整理並確定的2660名遇難者同胞名單中的一個。
“我是土生土長的重慶人，又是歷史學專業畢業，但在之前很長時間裏我都不知道有重慶大轟炸。”潘洵告訴本刊記者，“直到1994年，爲了紀念抗日戰爭勝利50週年，重慶市政協當時組織編寫《重慶抗戰叢書》，我們學院的唐守榮老師負責其中一本《抗戰時期的重慶防空》，而我也參與了其中一章的寫作。”正是在這個契機下，潘洵纔開始接觸重慶大轟炸那段歷史。
歷史研究最基礎最重要的工作是對原始檔案資料的收集與整理。“那個時候收集資料是很艱辛的。”潘洵每天早上搭乘公共汽車在土路上顛簸近兩個小時趕到重慶市檔案館。“當時查閱資料的費用非常驚人，取一張老報紙、一份老雜誌要收取使用費，如果要複印就更貴了，印一頁A4紙大小的資料，複印費和各種保護費加起來總共要8塊錢。”而當時潘洵每個月的工資才幾十元錢。“那怎麼辦呢，只能一字一句地用手抄。” 除了高昂的費用，更讓人頭疼的是檔案的管理限制。“當時重慶市檔案館的重慶防空司令部、衛戍司令部的檔案都不對外開放，不是你想看就能看到。”潘洵說，直到2007年後得益於“抗戰時期重慶大轟炸及其問題研究”、“重慶抗戰損失調查”和“重慶大轟炸歷史資源的保護與利用研究”等若干個重要研究項目，纔有機會查閱這些不對外開放的原始檔案材料。
“全國抗戰救災賑災委員會專門設計了一個傷亡登記表格，形成了統一的呈報程序。”潘洵拿着一張調查表複印件向本刊解釋，“比如這張《重慶市警察局第四分局觀音巖分駐所轄內八一三被炸一八零防空洞死傷難胞家屬調查表》，就詳細羅列了死傷難胞的姓名、性別、年齡、籍貫、傷或死、住址、遺屬和鄰里關係。”這樣一份原始檔案資料，是最強有力的具有說服力的鐵證。
“除了重慶市警察局，重慶市防護團和緊急救護委員會(後變成空襲救護委員會)這兩大類機構作爲大轟炸時期專門的救護機構，也會對死難同胞進行調查和登記。他們的登記表還會標註發放撫卹金和救濟金的具體情況。”潘洵說，這些檔案都是在當時人力資源非常有限的情況下形成的，不一定完全準確。
而不同部門的統計時間不一樣，也可能造成統計數據的差異。“比如說重慶防空司令部的傷亡統計就是在轟炸後的一兩天內全部統計完成。如果是死傷人數不多的轟炸還好，但如果遇到‘5·3’、‘5·4’這種大規模轟炸，想在短時間內統計完全根本是不可能的。加之很多重傷者可能是在醫院治療一段時間後纔不治去世。”潘洵在研究中發現重慶衛戍司令部的統計普遍比重慶防空司令部的傷亡人數統計要多，“這是因爲衛戍司令部是事後統計，而防空司令部是馬上統計，但現在留存的衛戍司令部的檔案非常少”。
“除了人口傷亡檔案，還有財產損失檔案、轟炸與反轟炸檔案等等可以分門別類地整理出來，作爲深入研究的基礎。”潘洵說，很多財產檔案甚至細緻到記錄一支筆一張紙的損失。
“重慶當時是戰時首都，檔案資料保存得比較好。最主體的資料來自重慶市檔案館，當時重慶警察局、防護團的資料都保存在這裏。除此之外，還有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四川省檔案館、重慶市各區縣檔案館和臺灣國史館，這些機構裏保存了上萬份關於重慶大轟炸的原始檔案。由於年代久遠和時局動盪，還有很多檔案都流散到海外，要完整地系統地蒐集整理很困難。”潘洵和他的研究夥伴們在這些泛黃老舊的檔案故紙堆中經過近20年的收集和梳理，才慢慢形成了這一份沉甸甸的遇難者名單。
重慶市委黨史研究室的徐光煦直接參與了原始檔案的整理。“像這樣一家只剩下一個人的情況很多，有的甚至一家子都在轟炸中喪生了，年齡大的有七八十歲，年齡小的甚至有沒出生的胎兒。”徐光煦印象最深的是1939年的“5·3”、“5·4”大轟炸。“平時的轟炸檔案也就是兩三頁，而這兩天的轟炸檔案和卷宗特別長，幾十頁甚至上百頁，非常震撼。”直面這些具體而真實的死亡名單帶來的衝擊感，常常讓徐光煦晚上睡不好覺，甚至頻繁地夢見大轟炸的場景。
烽火現場
"5·3’、‘5·4’兩天轟炸，炸死市民4572人、受傷3637人，市區十餘條主要街道被炸成廢墟，數十條街巷的房屋起火，熊熊的大火燃燒近3天才被撲滅。”在徐光煦眼裏，每一個遇難者名字背後都意味着一個悲慘的現場。“除了死難者名單檔案，那些親歷者的口述與回憶材料把這一段段轟炸現場還原得更加可感可觸。”潘洵、徐光煦和整個團隊收集了200多位大轟炸親歷者的證人證言。“1939年5月3日中午時分，山城重慶還籠罩在淡淡的薄霧中，霧中透出初夏燦爛的陽光。大街上行人如織，正在爲生計奔走的人們與往常一樣，沒有感覺到危險正在臨近。突然，大街上響起了防空警報的嘶鳴聲，緊急警報一聲長一聲短，淒厲地劃破長空。”何華祥在多年後的口述中這樣回憶“5·3”轟炸當天的場景。彼時16歲的他家住在上半城的神仙口街41號，父親已經去世，母親帶着他和弟弟靠做小生意過活。
“警報響起後，母親擔心家裏無人照看，要待在家裏。”何華祥再三央告，最後沒辦法只好強行拽着母親的雙手拖着走，與弟弟一起躲進了附近的神仙古洞。當時重慶開鑿的防空洞還很少，附近的幾十個街坊鄰居都躲進了古洞。洞內陰暗，面積窄小，只能容納二三十人，洞頂中央懸掛着一盞煤油燈。
從長江南岸的山篷頂上傳來飛機的隆隆響聲，27架飛機瞬間飛臨山城上空，降低高度投彈。第一波炸彈過後，下半城新豐街一帶的房屋成片被炸燬。何華祥站在神仙古洞門口的石階上，目睹了全過程。第二波炸彈投來時，還沒等何華祥反應過來，一顆炸彈就在洞口附近爆炸。“我只覺得眼花繚亂，震耳欲聾，人幾乎昏厥了。洞內瀰漫着炸彈爆炸後散發的硫磺煙霧，嗆得洞裏的人急促地響咳不止。”
終於等到日本飛機飛走，上半城高樓樓臺上升起綠色燈籠，表示警報已經解除。何華祥拉着母親和弟弟一起爬出山洞，眼前是一片淒涼景象。“神仙口街的上百棟房子幾乎全部炸燬夷爲平地。木料、瓦礫堆下，殘垣斷壁下，壓着沒有躲進防空洞的街坊鄰居們，有的斷手斷腳、頭破血流，有的已經嚥了氣，哭聲四起，慘不忍睹。”高鍵文則是1941年“6·5”隧道窒息慘案的親歷者。他在回憶文章中寫道：“傍晚，市區內白天疏散的市民紛紛返家，都以爲可以平安度過一夜了。哪知忽然四周空襲警報拉響，我隨着市民們從衣服街洞口進入防空大隧道洞內。後來我才聽說，這次臨空敵機只有5架，在空中盤旋掃射，投了少量炸彈在市中區和南岸地區，1小時後返航。接着又來幾架敵機，輪番掃射轟炸，這樣連續3次，到晚上11時都未解除警報。
”
“由於連續轟炸時間長，較場口中興路口警報信號臺的紅燈籠壞了，有人就用煤氣燈套上紅布代替空襲信號。這一來就使得大隧道口避難的市民誤會，以爲是敵機要投瓦斯毒氣彈了，頓時衆人圍着洞口蜂擁而入，秩序大亂。”高鍵文回憶，“因爲人多擁擠，空氣不足，裏面的人想往洞口擠去呼吸新鮮空氣，而外面的人想躲命又拼命往裏擠，幾次騷動後，就開始有人暈倒在地上，後面的人又被人流推擁在倒地者身上，人越壓越多越高，把洞口堵住了。”
1940年8月，在日軍飛機轟炸過後，重慶一家人趕忙吃口飯
高鍵文在洞內被擠到支洞轉角處就壓得不能動彈。他急中生智，把雙手搭在旁人肩上用力往上爬，終於站在防空洞石凳上。他的身體上半部浮在擁擠的人頭上，可腰上肚皮上被掙扎亂擠的人咬了十幾個牙齒印。高鍵文的下肢被卡在死人堆中，直到後來搬開死屍，才發現他的左下肢被一死人緊緊抓住不放手，由於時間長，最終造成了左腳殘廢。
第二天下午3點左右，高鍵文才被救出來，躺在擔架上的他目睹了周圍死難者的慘狀。“有的全家遇難，遺下孤兒無人撫養，有的嬰兒死在母親懷中，有的夫妻一方死亡另一方頓成瘋癲，有的孕婦被踏死，赤身露體長髮蓬鬆，其景慘不忍睹。”高鍵文說，洞內的遇難者擡出後，先用各善堂常務的薄棺裝屍，後來又用粗篾席包紮。“但由於死屍太多，剩下的只好用20輛卡車運到朝天門河岸，再用50只船運到黑石子地區掩埋，整整花了5天時間。”
霧都亂世
死難者的故事和轟炸現場的白描就像一滴滴水珠折射出當時作爲“戰時首都”的重慶在大轟炸時期的命運。
日軍對重慶的轟炸大致從1938年開始。“1939年之前，日軍採取小編隊的重點進攻，主要針對機場、國民政府所在地、軍政機關，後來擴展到文化區和鬧市區。”潘洵告訴本刊，“因爲重慶當時的建築主要是竹木結構，雖然每次來的飛機只有二三十架，但日軍轟炸的同時投下燃燒彈，很多人都是在大火中遇難。”
在漫長的轟炸期裏，1939到1941年的持續無差別轟炸最爲嚴重。“日軍從1940年開始對重慶進行地毯式轟炸，每次來的飛機多達100多架甚至200多架，沿着上下半城一路轟炸過去。”到了1941年，日軍又改變了策略。“每次來的飛機很少，甚至只有幾架，轟炸後從城市離開。但在警報還沒結束時，第二批飛機又來了。第二批離開還沒解除警報時，第三批又來了。甚至出現過96個小時沒有解除警報。”
“重慶當局的積極防空力量很弱，尤其是1940年日軍的零式戰機投入戰鬥以後，中國空軍遭受重創。”僅璧山空戰中，日軍便擊落中國空軍戰機27架，而日軍無一損傷。在喪失制空權的狀態下，國民政府尤其注重消極防空。“首先是疏散，把重慶周邊80公里到100公里地區劃爲疏散區，包括沙坪壩、北碚、江津等地區。成立疏散委員會，編寫疏散條例，分幾個批次，疏散到哪裏，如何安置，都有詳細的計劃。”潘洵說，重慶人口在抗戰前不到40萬，在戰時猛增到六七十萬，“而‘5·3’、‘5·4’大轟炸後短短几天內就疏散了25萬人”。
重慶城要運轉，仍然需要一些人留在城裏，“比如水電的供給人員、市區的日常經營人員，和政府辦事處人員。這些留在城區的人就只能往地底下鑽了”。一時之間，整個重慶到處都在挖防空洞。當時的報紙評論曾這樣調侃：家家在修防空壕，石工成了救命人，可惜現在很“缺貨”。根據重慶防空司令部發布的信息：“重慶公共防空洞及隧道與私人防空洞，約計容二十四萬餘人，現正積極擴充建築，預計至一九四一年春季止，可增加容量十一萬餘人，共計容卅五萬人。”
“政府還印了很多極具操作性的小冊子，宣傳防空要點。比如，地下室或防空壕內應備斧鋸以及電棒等物，以使出口被毀後，可以挖掘通路，並須用泥土或沙包圍護窗戶。”甚至對儲水和沙包的數量也有詳細規定：“每家最少儲水5擔以上，輕便滅火器、水桶、橡皮管和沙包(每小家5個、大家15個以上等)。燃燒彈落下時，應自迅速用沙撲滅。”
此後的數年中，“跑警報”成爲重慶市民日常生活中的必備生存技能。在《蔣碧薇回憶錄》中，曾這樣形容躲警報的情形：敵機每兩小時一批輪番襲擊，警報整天整夜不能解除。我們躲在防空洞裏，經常是日以繼夜地不飲不食，捱到天黑，實在撐不住了，冒險回家吃點冷東西，休息一下。萬一飛機再來，我們就只好再躲小防空壕。每次躲警報回來總要大掃除，房子受到震動，天花板和牆壁的石灰泥塊紛紛墜落，地面一片狼藉，傢俱蒙上厚灰。
《國民公報》1938年2月23日第3版的一篇時評更是詳細描述了重慶人“跑警報”時“朝出暮歸”的生活方式。“清晨起，汽車、轎子、洋車，非常擁擠地向城外流出。薄暮時分，又擁回來。大溪溝一帶居民，爲了防止空襲來時跑不動，許多人特別在早晨就僱好轎子在家裏等着，只等警笛一鳴，就可擡起跑。”
重慶市內的景象，都隨空襲改變了形態，沒有了以前的繁華景象，留下許多殘垣斷壁。“城市的公共設施被炸燬了，如果需要，就建簡易的夾壁牆。而機關、銀行、公司和商店，也改訂了營業時間，從上午7點到10點，下午4點到晚10點。”徐光煦說，“往日熱鬧的娛樂場，由於長期顧客十之八九已經疏散到郊區，戲院和影院莫不門前冷落，車馬星稀。”
儘管生存艱難，但日軍的轟炸卻沒有打垮人們的鬥志。“今天這裏被炸了，只要沒有被燒燬，比如百貨商店、餐廳甚至火鍋店，第二天就會掛出一個‘正常營業’的牌子。”徐光煦說，轟炸過後由於電力系統受損，城裏往往漆黑一片，很多百姓就把自家的煤油燈放在家門口，方便過往行人和救援隊通行，“這在當時被稱爲‘太平燈"。
南岸慈雲寺的主持和僧侶自發組織了救援隊，出生入死，奮勇搶救，是當時非常著名的宗教救援會。“還有很多到城裏做工的人，包括挑夫、茶幫和運幫，也自發地參與到各種援救當中。當時有一支英雄消防隊救援很得力，國民政府給每人獎勵了30元，他們後來卻又返還了一半的錢給政府。”
“重慶是個霧都，一般來說每當秋天過後霧季到來時日軍沒法來轟炸。重慶文化界就辦了一個霧季藝術節，演話劇、放電影、唱歌跳舞來宣傳全民抗戰，並募集資金捐到前線去。”《蔣碧薇回憶錄》中這樣說道：在那種生死俄頃的當兒，居然有人幽默地提出了“見機而作，入土爲安”的口號，傳誦遐邇，人人聽了都發出會心的微笑，這就是當時的實況寫照。
隨着抗戰形勢的明朗和日軍的節節敗退，日軍對重慶及周邊地區的轟炸持續到1944年底終告結束。“重慶大轟炸期間，日本飛機轟炸重慶200餘次，出動飛機上萬架次，炸死2.3659萬人、炸傷3.1072萬人，傷亡人數總計5.4731萬人，財產損失無計其數。”在潘洵看來，這段歷史需要重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