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軍將領提“重慶轟炸無用論”：重慶人早已免疫

1893年1月2日，遠藤三郎出生於日本山形縣東置賜郡，6歲進入小松町立普通高等小學讀書，14歲時進入仙台陸軍幼年學校學習，由此開啓了長達近40年的軍事生涯。1922年，他從日本陸軍大學畢業後，於翌年12月進入參謀本部作戰課任職，同時兼任海軍軍令部參謀。1926年到1929年的3年裏，他被委派到法國留學，先後在梅斯防空學校和法國陸軍大學學習。1929年底，他從法國回到日本，繼續在參謀本部作戰課任職。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1932年1月28日晚，日本海軍陸戰隊又對駐守上海的十九路軍發起攻擊，“一二八”事變爆發。戰事期間遠藤三郎接到指令負責擬定了“上海七了口(這個地名在中國普遍稱“七丫口”，可能是遠藤三郎本人筆誤——作者注)登陸作戰計劃”。1932年8月，他離開參謀本部作戰課轉任關東軍作戰主任參謀。1933年3月初，日軍進攻熱河與長城沿線，中國軍隊所組織的長城抗戰以失敗告終，被迫與日本簽訂《塘沽停戰協定》，遠藤三郎親歷了該協定的簽字過程。1934年7月，他被調離駐紮東北地區的關東軍，回國擔任日本陸軍大學軍事教官，在日本向中國發起全面進攻的前一年即1936年7月，他又轉任野戰重炮兵第5聯隊長。　　 上陣突襲蔣介石黃山官邸，堅持“重慶轟炸無用論”　　 1941年8月30日，重慶迎來了炎夏裏普通的一天。而這天，因爲遠藤三郎的一次突擊轟炸，二戰的歷史差點改寫。　　 這天下午，蔣介石正在黃山官邸雲岫樓召開軍事會議，來自各個戰區的將領和高級參謀都匯聚於此。時任第3飛行團長的遠藤三郎已在早些時候獲得這一重要情報，他還通過從重慶撤回的意大利領事處瞭解到雲岫樓的具體位置，甚至連該棟別墅的屋頂瓦的顏色都打聽得一清二楚，“爲了將此別墅炸燬，我們是斟酌着蔣介石本人在場的時候發起了進攻”。　　 遠藤三郎決定由飛行第60戰隊執行突襲任務，他親自搭乘別府中隊長的飛機於上午11點從漢口出發。下午3點，雲岫樓裏的軍事會議正在緊張進行着，27架日軍轟炸機突然出現在重慶上空，向雲岫樓發起猛烈攻擊，密密麻麻的炸彈頃刻間傾瀉而下，在黃山官邸四周炸開。其中1枚炸彈恰巧落在了雲岫樓西面的防空洞入口附近，守衛在這裏的2名衛兵當場被炸死，另有4名衛兵負傷。警報聲尖銳地響起，雲岫樓中與會的將領和參謀慌忙躲進了防空洞。幸運的是，雲岫樓附近沒有被炸彈二次擊中。

　　 蔣介石親身體驗的這次大轟炸給他帶來了極大觸動，在隨後的一次全國廣播中，他動情地說：“……在房子裏感到震動才知道敵機來轟炸，到了夜裏下起雨來，實在難以入睡。經歷此次轟炸更加使我體會到重慶全市同胞所經受的肉體和精神的雙重苦痛，這是任何語言都難以形容的，而國民遭受這種苦難並不是一次，而是已持續4年之久了。”這次經歷也讓遠藤三郎終生難忘，他在戰後的回憶錄裏有這樣一段描述：“雖然沒有遭遇到敵人戰鬥機的迎擊，但是其高射炮的射擊不僅激烈而且準確，有些時刻我們的飛機差點兒被炮彈擊中，由於那些炮彈在距離我們非常近的地方爆炸，爆炸所形成的衝擊波使得我的臀部屢次從座位上被擡起。連超低空精密轟炸都很難達成目標，在超高空進行平穩的一般性轟炸就更沒有理由命中目標了。”　　 對蔣介石黃山官邸突襲無果後，遠藤三郎對自己思考已久的一個想法變得愈加自信了，它就是著名的“重慶轟炸無用論”。　“重慶轟炸無用論”在遠藤三郎頭腦中醞釀已久，“重慶轟炸無用的看法是我在執行轟炸任務之前就已經理解到的，爲了賦予這一觀點權威性，我親自乘上重型轟炸機與飛行員一同連續數次去轟炸重慶。到達重慶上空向下俯視，果然看到被江水隔開的重慶半島上，大街小巷已經被破壞得亂七八糟了，但是兩岸地區尤其是右岸地區，在廣闊的範圍之內已經有了很好的發展勢頭，究竟轟炸哪裏能夠給予致命傷害也完全不得而知”。在對黃山官邸突襲無果後，9月3日，遠藤三郎向上級提交了一份意見書——《有關內地進攻作戰的意見》。　　 在意見書中他這樣寫道：“最近一段時間敵人空軍的動向表現爲——遭到我軍攻擊時就選擇躲避，並且採取迷彩、遮蔽、掩護以至欺騙等手段。尤其是我軍爲了進行攻擊所需要的行動距離很長遠，而在此區間內敵人的諜報監視網絡又很嚴密，因此，想要通過偷襲來取得成果幾乎是不可能的，通過一般性的進攻性作戰終究是無法達成殲滅敵人航空力量之目的，這是極爲明顯的。”他不僅開門見山地提出自己的觀點，還言辭激烈地對日方記者誇大戰果和不實報道給予批評：“一直以來所報道的轟炸效果顯得過於誇大了，有人作出判斷說我軍已經把重慶炸成了如同廢墟一般，這就大錯特錯了，依據卑職實際所看到的情況，我覺得中國方面已經索性使重慶由半島區域向其周邊發展了。”　　 此外，他還更爲深刻地道出了“重慶轟炸無用論”的深層次原因：“支那(“支那”一詞本是近代日本侵略者對中國的蔑稱，此處爲了不破壞史料本身的原始性，故不做人爲轉換——作者注)民族自古以來歷經種種改天換地、兵燹之禍，以及其它之人爲災害，幾千年來所受虐待與欺凌甚多，他們對一切災害都已習慣並且熟識，按照他們的風俗與習慣早已看破了這些災難並謂之‘天命’。因此，由轟炸所造成的那種打擊，最初有什麼樣的影響姑且不談，就現在來說，由於經過了數年時間的洗禮，重慶人民似乎已經有了免疫力，對轟炸沒有太大感覺了。因此，僅僅通過轟炸就能使其屈服的這種想法是絕對不可能實現的。”　　 對於以重慶爲中心的大後方軍事設施特點以及航空部隊自身轟炸成本，他也進行了充分的說明：“尤其是像四川省內的那些軍事設施，大多規模比較小且分散在各地，不管是炸燬了哪一個都不足以置蔣介石政權於死地。因此，如若今後繼續實施此類進攻的話，考慮到目前的帝國航空部隊的戰鬥力，特別是燃料方面的問題，真是很讓人寒心。以上這些就是切盼長官您重新考慮轟炸重慶的理由。”　　 這份言辭懇切的意見書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上層的決策，9月7日，日本駐中國派遣軍接到命令，中止了對以重慶爲中心的大後方地區的轟炸。　　 深刻反省侵華戰爭，對田中角榮表達不滿　　 1945年8月15日拂曉，曾指揮了兩次長沙會戰的日本陸軍大將阿南惟畿切腹自殺，幾個小時之後的正午時分，“玉音放送”(天皇廣播)開始發佈已於前一天提前錄好的日本裕仁天皇親自宣讀投降詔書的聲音，宣佈接受《波茨坦公告》，停止戰爭行爲。　　 聽完天皇廣播的遠藤三郎百感交集，各種思緒在他的腦海中翻騰涌動，只是這些思緒當中全無懊惱和憤懣，有的只是懺悔和反省：“當我拜受完停戰的詔書，冷靜地離開的時候，在我的頭腦當中浮現出來的是——‘戰爭是最大的罪惡’‘軍隊是危險的存在’‘真正的武力是無形的而只存乎於心中，如果具備威武不屈、富貴不淫的心志，軍隊就沒有存在的必要’，還有‘以德勝人者則強、以力勝人者則亡’這一古訓，‘真正的勝利不是用暴力把對手打垮、而是以仁德將其化敵爲友，正者無敵’。這些認知是我在經歷長達近40年的軍旅生活之後得出的結論。”　　 在遠藤三郎的回憶錄《日中十五年戰爭與我》的序文裏，他開門見山地寫到：“那場戰爭客觀的來講，是確鑿無疑的侵略戰爭，其結果也正如我們所知道的那樣，慘痛敗北。因此，我在當時(戰時)的一切的所作所爲當然也就徒勞無益了。”在書的最後還有寫給年輕人的寄語：“我相信日本與中國之間這場持續了15年(日本侵華戰爭從“九一八”事變算起共計14年，日本學界很多學者算作15年，是週年與非週年的算法差異——作者注)的戰爭，客觀的說，就是一場日本對中國發動的侵略戰爭，無論任何人都不能否定……即使在今天仍然有一部分人肯定這場戰爭，他們自我陶醉似地認爲這場戰爭進一步解放了世界範圍內的殖民地……”　　 不僅如此，他還對田中角榮表達了不滿：“對於日本在這場侵略戰爭中對中國犯下的罪行，田中角榮首相的認識是粗淺的。”並對田中角榮訪華時在歡迎宴會上的致辭表示質疑，認爲田中角榮當時所說的“日本給貴國添了麻煩，我們對此表示深刻反省”這句話沒有充分表達出“罪孽的深重和道歉的誠意”，而中日兩國最終簽署的共同聲明裏所使用的措辭——“戰爭給中國國民造成了嚴重的損害，對此，我們深切的認識到這一責任並表示深刻的反省”，也只能說差強人意。

　　 獻身護憲運動，反對軍備國防　　 在日本宣佈投降的第8天，即1945年8月23日，遠藤三郎親自撰寫了一篇文章並在日本國內各大著名報紙上同時發表。文章鮮明地指出，“日本已經接受了《波茨坦公告》，所以就沒有軍備了，但這絕不是值得悲痛的事情，相反，倒不如說這是日本的黎明，爲了日本的將來，更爲了世界的和平，這是應該高興的事情”。此番言論一出，立即受到一部分軍人和右翼分子激烈地逼問指責。但當時戰爭剛剛結束，軍人集團與右翼勢力正處於最低谷，盟軍佔領之下的日本終於還是制定了一部和平憲法即《日本國憲法》，並於1946年11月正式公佈。　　 然而，朝鮮半島在1950年爆發戰亂，日本政府無視並歪曲和平憲法，開始重整軍備，再次走上“軍備國防”的道路。這促使遠藤三郎積極投入到護憲運動中，他堅信“軍備式國防是錯誤的，軍備應當完全廢除……日本在世界上爭做率先完全廢除軍備的領頭者纔是日本的黎明”。　　遠藤三郎在護憲運動中的不遺餘力與兢兢業業得到了日本國內衆多和平主義人士的讚賞，日本前首相片山哲在給《日中十五年戰爭與我》一書作序時說：“……遠藤三郎君所致力的和平運動是基於持續40年之久的軍人生活和實戰體驗，附有作爲軍事專家的科學的判斷，貫穿了反對軍備國防之理論，……遠藤三郎君的這本書的論述會將彼等的糊塗言論打破到體無完膚的地步。”這幾句話充分顯示出遠藤三郎在護憲運動中所作出的巨大貢獻。　　 開啓中日友好運動，與毛澤東互贈禮物　　 遠藤三郎深知，能否廢止“軍備國防”並維護和平憲法不僅取決於日本自身，還大大受制於國際政治環境。他開始積極地尋求機會與新中國政要接觸和溝通。　　 1955年8月，作爲中國代表之一的劉寧一赴日本廣島參加世界和平大會，寄住在東京品川區的王子酒店，遠藤三郎與護憲聯盟的風見章等幾個人於會議結束後一同去拜訪他。交談中，遠藤三郎十分坦誠地對劉寧一說：“儘管臺灣問題是貴國的國內問題，但是如果發展成了武力衝突的話，蔣介石的背後有美國，貴國又與蘇聯交好，這兩個國家都是有核武器的，衝突會逐步升級到何種程度就難以預料了。因此，想懇請你們雙方務必停止爭鬥啊。”這些話出自一個侵華日軍原高級將領之口，着實令劉寧一感到意外，遂當即迴應遠藤三郎說：“像今天這樣有實質內容的話，我還是第一次聽到，我回國以後就向我的上級報告，希望先生能來中國直接與我們交談。”幾個月之後，遠藤三郎收到了來自中國外交學會會長張奚若的邀請。1955年秋，遠藤三郎與日本前首相片山哲先生一同來到中國訪問。　　 這次訪問給遠藤三郎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來中國之前，有一個問題一直困擾着他：“中國對日本有沒有復仇或是侵略的企圖?”當他實地考察了新中國國民教育以及軍隊教育的情況後，這個疑問徹底解開了，“一國國民從孩童時代就徹底地接受‘國際友好’‘發動侵略戰爭的軍隊必敗’等內容的教育，像這樣的國家會去侵略別的國家嗎?”　　 遠藤三郎還受到了毛澤東、周恩來以及其他政要的親切接見，毛主席在會談中對遠藤三郎說了這樣一句話：“一直以來，從日本來的客人大多數是左翼人士，我們也想見一見右翼人士。尤其是像遠藤三郎君這樣的軍人，我們也是想見一見的。”遠藤三郎回憶，當他離開北京回國的時候，“廖承志先生在飛機場向我轉達了周總理的口信——希望我儘快尋求機會組成一個軍人代表團來中國訪問。中國政府方面存有這樣的一個期望”。　　 回國後，遠藤三郎積極組建“原軍人代表團”，並於1956年和1957年兩次率“原軍人代表團”訪問中國。　　 值得一提的是，在1956年訪問中國期間，遠藤三郎特意準備了一把家傳的日本寶刀贈與毛主席，毛主席則以齊白石先生的一幅名畫作爲答禮，還附上一封親筆書寫的感謝信，信中寫道：“承遠藤三郎先生惠贈珍物，無以爲答，茲以齊白石畫竹一幀爲贈。”　　 1960年初，日本國內爆發了大規模的反戰羣衆運動——安保鬥爭，遠藤三郎於此時再度接到來自中國方面的邀請。隨後，他以個人名義帶領友好人士德地末夫來到中國訪問，這是他在戰後第四次訪問中國。訪問的過程中，遠藤三郎與德地末夫商量把那些志同道合的舊軍人聚集起來，組織成立一個“中日友好原軍人會”，兩人回國後立即着手實施且訂立了創立宣言：　　 親身體驗過戰爭之罪惡的我們這些原軍人，發自內心的認識到人類的尊嚴，因而我們否定戰爭。　　 我們立足於對過去的反省，遵守已經寫明“放棄戰爭”“不保持作戰能力”等內容的日本國憲法，爲了真正地能爲人類的幸福與世界的和平作出貢獻，需遵照成立本會的宗旨書以及會則行事，同志之間應相互協助阻止一切戰爭準備，努力消除戰爭原因，主動推動與近鄰各國尤其是中國的友好關係。　　 周恩來評價：“遠藤先生比我們還要‘左’啊!”　　1972年6月6日，遠藤三郎一行自羽田機場出發，先在香港停留兩晚，然後在廣州停留一晚，最後於6月9日傍晚時分到達北京。他在日記中詳細的記述道：　　 從深圳到廣州的途中，我透過車窗眺望兩旁農村的狀況，田地整理得井然有序，真的是今非昔比啊。另外，我還在到達廣州後的8號下午參觀了交易會場，產業方面的進步也讓我眼前一亮。時隔12年再次來到中國，真的是令我百感交集。6月9日傍晚到達北京機場，我受到了王國權先生等諸位的熱情迎接。已經許久沒見的孫平化先生、肖向前先生、金蘇城先生、金黎先生等和以往相比一點兒都沒變，看上去還是那麼年輕有精神。他們都熱情地歡迎我的到來，令我完全感覺不到歲月之隔帶來的生疏，那種親切感反而令我感覺就像是回到故鄉，受到親兄弟迎接一般。　　 遠藤三郎於6月14日下午4點在人民大會堂見到了周恩來總理，兩人暢談了三四個小時，其間聊的最多的仍然是日本的軍備與國防問題。交談中周總理說道：“日本作爲一個獨立國家，持有一定的自衛力量也是理所當然的，……但是現如今大搞軍國主義化，不能不引起中國的關注啊。”遠藤三郎立刻認真起來，他借用日本前首相吉田茂的話迴應：“自古以來，總是有人藉着自衛的名義發動侵略戰爭，正因如此，和平憲法中即使考慮到國家的自衛權也禁止保持軍隊。”周總理聽後大笑：“遠藤三郎先生現在變得比我們還要‘左’啊。”　6月16日上午，遠藤三郎來到陳毅、李德全、蔡廷鍇以及謝光南的墓前獻花，隨後與陳毅將軍的長子陳昊蘇會面並交談，之後又到西安、延安、南京、上海、長沙、韶山等地參觀考察，最後於7月7日上午8時40分在香港乘飛機回國。這次訪問前後歷時一個月，遠藤三郎見到了他的中國“老朋友”，也參觀了中國各地城市，留下了一段珍貴和難忘的記憶。　　 對於中日兩國關係，遠藤三郎的認識非常客觀，他常對他的朋友說：“切莫害怕改正錯誤，這是古訓。做了壞事就坦率的道歉，在此基礎上去商討未來，我認爲應該這樣做纔對。”　　 對於先後5次訪問中國，中國政府與中國人民的熱情與友好常令他感激不已：“(他們)也不問我最初去中國訪問的動機是什麼，對於像我這樣一個參加了自1931年以來全部的日本侵華戰爭、罪孽深重的舊軍人，中國政府和人民還是把我當成一個親切的朋友來款待。”　　 遠藤三郎認爲，中日關係終究會向前發展，雖然前進的道路十分曲折，“我覺得中日兩國之間的人際的交流、文化的交流、經濟貿易的往來都會越發的興盛起來，但是我認爲心靈層面的交流是最重要的”。　　 1984年10月11日，遠藤三郎去世，時年91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