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之洞短暫署理兩江總督期間結識康有爲，與康有過數度深夜長談。那時，他的一個兒子因賞月覓詩不慎落水淹死，家人朋友勸他多找人聊天緩解悲痛。最初他很賞識康有爲的才華見地，籌款1500兩白銀支持康有爲創辦《強學報》，其中500兩是自己解囊。但在《強學報》創刊號中，康有爲的做法引起了張之洞極大不快：康刊發不能公開的光緒帝“上諭”，並用旁註文字自詡自重。更“令人駭異”的是，刊物首頁以“孔子卒後二千三百七十三年”的方式紀年，擅自“奉正朔”。這在現代國家也不合規程。《強學報》只辦了3期即被張之洞叫停，兩人漸行漸遠。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冬，康有爲進京，政治上就要一展身手。張之洞對他們由警惕轉向擔憂。他認爲康所主張的“平等、民權”，“一萬年做不到，一味囈語”(他們兩個所理解的平等、民權，均與現代政治概念相去甚遠)。但張之洞畢竟是新派人物，從未向康有爲“公發難端”。他不反對變法，只是希望來一場沒有康有爲的變法。爲闡明自己的政治與學術思想，張之洞在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年)春主持撰寫《勸學篇》，一是針對康有爲的“邪說”，二是針對保守官員的“迂說”。書多變法主張，經光緒帝推廣產生了巨大影響。
茅海建指出，這部寫於變法前夕的《勸學篇》，因間有“非康”言論，清廷清算維新派時反助張之洞“免議”。就在“百日維新”前夕，清朝中樞有過一項重大政治舉動，召湖廣總督張之洞入京輔政。這一動議差點成爲現實。光緒二十年(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慈禧太后重新起用恭親王奕 ，重領軍機處和總理衙門。然而奕 壽日無多。在慈禧太后及一班老臣眼中，一旦恭親王去世，將無人制約翁同龢。翁同龢時任戶部尚書、軍機大臣、總理衙門大臣，是光緒帝的師傅。
在此背景下，戊戌年三月二十九日，大學士徐桐出奏“請調張之洞來京面詢機宜”，慈禧足足思考了3天。這是一個重大決定。張之洞接旨後一頭霧水，四處打聽“兩宮”真實意圖，知道自己入京後“或有大用”，卻高興不起來，推諉遷延，光緒帝則嚴詞催促。張在惴惴不安中上了路。人在途中，沙市招商局更夫與湖南船幫發生械鬥，船幫放火點着了海關，延燒到日本領事住宅。光緒帝下旨，着張之洞迴歸本任處理。有跡象表明，翁同龢對此旨出臺施展了手段。此後北京政情大變，奕 去世，慈禧起用王文韶、榮祿、剛毅等取代翁同龢，電告張“勿庸來京陛見”。
茅海建感嘆，如果不是沙市事件突發，翁同龢不從中阻撓，張之洞應於戊戌年四月初(月底變法開始)到達北京。如果他輔政，必不會聽命於翁同龢。翁、張兩人只是政策分歧，並無不可解的恩怨，也許會互爲推重，形成政治平衡。張將阻止康有爲一派的冒進和保守派的反動，清末新政或提前實施。
然而，歷史沒有“如果”。戊戌變法匆忙展開，100多天後，政變到來，血腥跟進。思想家可以超越他的時代而指引後來者，政治家則必須堅實地站在時代給他搭建的舞臺上。對政治家來說，任何一種輕率的超越都有非常大的危險。張之洞毫無疑問是那個時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但不是那個時代最優秀的思想家。他不是那個時代最具實力的政治家，但又是最有遠見的政治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