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給大家帶來宋朝的故事，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看一看。
“朝爲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對於這些詩句，我們耳熟能詳，而它們正是在宋代產生的。由此我們可以想見當時的人們相信知識可以改變命運，也從側面反映出科舉制能夠使大量寒門子弟實現階層跨越。
我們知道兩宋一共享祚320年，根據統計，共開科118榜，錄取人數超過11萬人，是唐及五代錄取總人數的十倍之多，就連以後的元明清各代，錄取人數均無法與宋代相比。
自從科舉制從隋代誕生到清朝結束，這一千三百多年的歷史中，沒有任何一個時代能夠像宋代那樣產生大量的文學家、史學家、哲學家與政治家。可以說，這是中國文明史上的一個高峯。正如陳寅恪先生所言：“華夏文明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
提到宋代的科舉取士，就不得不與唐朝做一個對比，所謂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
科舉制雖然在唐代基本定型，但當時並不是一考定終身，完全由成績決定的。一個人能否高中不僅由他的家庭出身、社會關係、個人風評、外貌口才等決定，但更爲關鍵的還是“行卷”與“公薦”。
所謂的“行卷”就是考生在考試前將自己寫的詩文投遞給達官顯貴，以求他們能夠推薦。我們所熟知的唐人朱慶餘所寫的“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就是表現出其在“行卷”後的微妙心情。所謂的“公薦”則是指公卿大夫向主考官推薦人才。
李白一生未曾參加科考，卻供奉翰林，就是因爲玉真公主的推薦。我們所熟知的白居易的《賦得古原草送別》、張繼的《楓橋夜泊》以及杜牧的《阿房宮賦》都是爲“行卷”而作。
這下我們就清楚了，這種制度下，沒有人脈，沒有社會關係是不成的。這種制度保障了世家子弟的利益，對於寒門子弟相當不公平。晚唐的杜荀鶴就是因爲出身寒微導致屢試不第，“空有篇章傳海內，更無親族在朝中”便是對這一不合理制度的吐槽。所以在唐代這種社會氛圍和制度下，寒門難出貴子是一種必然現象。
那麼，我們再來看看宋代的科舉制度。
宋代的科舉制度分爲三級：解試、省試和殿試，考生們需要逐級博弈，方能實現鯉魚躍龍門。
解試全稱發解試，在各州郡、開封府和國子監考試。
考試合格則可參加禮部組織的全國性考試，因禮部隸屬尚書省，故又稱省試。
省試結束以後，就進入殿試環節，由皇帝親自主持考試，通過即可直接授官，成爲天子門生。
此前殿試也實行淘汰制，但自從仁宗嘉佑年間以後就不再淘汰人。就是在這位仁宗皇帝時期，嘉祐二年，出現了“千古第一榜”的奇局。這次的主考官是歐陽修，共錄取388人，不僅出了蘇軾、蘇轍、曾鞏這“唐宋八大家”中的三位，還有張載、程顥這“北宋五子”中的兩位。
之所以說宋代是“寒門出貴子”的時期，就在於其公平性。
歐陽修曾感慨“無情如造化，至公如權衡”。之所以這樣說就在於無論是乞丐、孤兒還是書童皆可憑藉自己的本事考取功名。如宋初的張雍是個流浪兒，靠乞討爲生，但勤奮好學，對於《詩經》深有研究，於是在太祖時期高中進士，最後官至尚書右丞。杜衍也是流浪兒，靠給人抄書勉強度日，在真宗時登科，仁宗時官至宰相。陳昇之，出生貧寒，在朋友的勉勵支持下刻苦學習，最終在仁宗朝登科，神宗時期官至宰相。……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
還是說說我們所熟悉的兩位名人的故事吧。范仲淹，兩歲失怙，母親改嫁他人，生活拮据。爲了學習，他寄居在寺廟中，晝夜苦學，靠吃粥度日，最終高中進士，官至副宰相。歐陽修，四歲喪父，母親無奈帶他投奔叔叔，叔叔家生活也不好，母親便教他用秸稈在沙子上讀書寫字，最後經過苦學考中進士，官至參知政事。
雖然這些人的故事很勵志，但有一個更勵志的，那就是汪激的書童汪淑，在侍候主人讀書之時耳濡目染，勤學苦思，最終和主人一同考中進士。和他一起考中進士的還有蘇軾、曾鞏等人，王淑的名次還在曾鞏之上。
根據學者的統計，宋代布衣入仕者佔比55.12%。其中官至一到三品中佔比53.67%，到了北宋末年已達到64.44%。而唐朝寒素子弟的錄取率卻僅有15.9%。可見，宋朝的科舉考試真正實現了“取士不問世家”，以至於有這麼多“寒門出貴子”的佳話。那麼，宋代到底有什麼樣的環境和制度，以至於如此呢?
第一、以儒立國，整個社會崇尚知識，尊重讀書人。
第二、科舉面前人人平等，上至官宦子弟，下至乞丐，任何人皆可應試。
第三、廢除推薦制度，一以成績定去留。
第四、完善考試製度，鎖院、糊名、謄錄並行，嚴防營私舞弊。
第五、試題靈活多樣，重視考生的個人見解及致用能力。
第六、擴大錄取名額，其中北宋平均每年大約錄取360人，取士人數遠超各代。
第七、登第後即可授予官職，而且升遷途徑較快。
當然，這只是制度上極大程度的保障了考生的公平，僅僅是機會平等。但起點的不平等卻是一條鴻溝，那麼宋代又是如何解決的呢?
我們知道，宋代“義學”、“義莊”興起，不僅爲那些貧寒學子提供經濟支持，也爲他們提供讀書機會。此外還有官辦學校、書院對於貧寒子弟也會給予一定的生活補貼。對於進京趕考的貧寒子弟，政府也會發放“公券”，憑此可以在公家的驛站免費食宿。
由此，我們似乎明白了，宋代之所以能夠使得“寒門出貴子”成爲一種普遍現象，除了社會重視知識，制度上保障了每個讀書人的機會平等外，與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是分不開的。正是因爲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寒門子弟與官宦、富家子弟之間的起點鴻溝，寒門子弟纔有了更大的可能性實現階層跨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