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泰帝朱祁鈺被明英宗廢掉帝號，卻讓明英宗兒子明憲宗“平反”了?小編帶來詳細的文章供大家參考。
明代政治史上的一樁轟動大事，就是“明憲宗爲景泰帝朱祁鈺平反”。
要知道，在明英宗通過“奪門之變”重新登基後，曾經受命於危難之時，“搶”了明英宗皇位且挽救大明朝的景泰帝朱祁鈺，就成了大明朝堂上下的“忌諱”。
從明英宗二度執政的天順年間起，已故的景泰帝朱祁鈺被廢掉帝號，只給了諡號“郕戾王”，幾乎是被一踩到底。
他執政時“年穀屢豐”“元元樂業”的景泰時代，也被不斷抹黑，文臣武將，多年來更慘遭清算打壓，堪稱一場政治災難。
但這場政治災難，最終卻以一種出乎意料的方式化解：朱祁鈺去世十八年後，即明朝成化十一年(1475)，兒子明憲宗朱見深爲叔叔朱祁鈺恢復名譽，追諡爲“恭仁康定景皇帝”。
圖：景泰帝朱祁鈺畫像
是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大明朝更以隆重典禮，爲朱祁鈺在奉天門舉行了加諡儀式。而於謙等諸多因此蒙冤的臣工們，也相繼獲得了平反。
大明王朝，至此終於了結了這樁舊案。
那麼問題來了，雖說是朱祁鈺的親侄子。但作爲皇子的明憲宗朱見深，當年就是被親叔叔朱祁鈺廢掉了太子身份，更因此度過了一段悲催的童年。
作爲明英宗的兒子，他更有理由把當年這樁恩怨，變成永遠沒法翻身的“鐵案”。但爲什麼他卻做出了這個抉擇呢?
第一個原因是童年時的明憲宗，與朱祁鈺一家的特殊關係。
在打贏北京保衛戰且成功“撈回”明英宗朱祁鎮後，已是帝王的景泰帝朱祁鈺，對待朱祁鎮朱見深父子，確實有些刻薄：朱祁鎮被軟禁南宮，朱見深也被廢掉太子位。但朱祁鈺的皇后汪氏，卻竭力反對。
這位被史書評價“剛毅偏執，心懷仁德”的皇后，爲了保朱見深的太子位，自己甚至也被朱祁鈺一怒廢黜。
待到明憲宗登基後，明憲宗與其母周太后，也一直對汪氏關照有加。
也正是這特殊的淵源，使得明憲宗看待這段“恩怨”，自然與父親明英宗觀點不同。
第二個原因則與明憲宗在位時的局勢有關。
父親明英宗朱祁鎮“復辟”後，雖說勤政方面進步了不少，卻又遇到了“曹石叛亂”，最後扔給兒子明憲宗朱見深的，依然是一片殘破的江山。
朱見深登基的前幾年，西南西北荊襄先後爆發叛亂，明英宗時期積累的各種矛盾一股腦爆發，急的朱見深在朝堂上多次嘆氣。
如此危急時刻，想要穩定人心，最好的辦法，就是平反昔日冤獄。
所以，從朱見深登基起，他就第一時間忙活“平反”。
明英宗駕崩不到八年，即天順八年(1464)六月時，他就爲明英宗年間遭“奪門功臣”誣陷貶官的御史耿九疇父子平反。
這個“信號”一放出，“喊冤聲”滾滾而來。
成化元年(1465)二月，挽救明王朝的大英雄于謙，也洗清了身後“謀反”的污名，得以恢復名譽。
次年八月，朱見深更特命翰林院爲于謙書寫祭文，定論了被其父冤殺的于謙，那無可爭議的英雄功業。
圖：于謙塑像
另外，還有曾血戰瓦剌，卻受于謙株連身死的範廣將軍，以及“奪門之變”慘遭流放的陳循俞士悅等內閣重臣，也都在明憲宗登基後的短短几年裏，或是身後恢復名譽，或是官復原職。
但所有這些揚眉吐氣的臣工及其家屬們，都與景泰帝朱祁鈺息息相關。
既然他們都平反了，那景泰帝怎麼辦?
如果說明英宗年間的朱祁鈺，是個羣臣們諱莫如深的敏感詞。那麼經過了一系列“平反”後，“朱祁鈺”更成了滿朝文武的一個“心結”。
如果不能正確評價這位皇帝，不能給那個時代正確的定論。這事兒不止是明憲宗的“家務事”，更牽動大明朝的朝局走向。
所以，平反朱祁鈺，也就變得水到渠成。
而更重要的原因，卻是成化年間，諸多大臣的強力推動。
比起晚明的末世鬧劇來，明憲宗年間的明朝官員們，依然保持着剛正樸實的士風。對這個問題，也是一個賽一個敢說話。
成化三年時，湖廣荊門州訓導高瑤，這位舉人出身且在景泰年間落榜的小官，率先勇敢爲景泰帝“發聲”。
他的一篇奏疏，詳細陳述了景泰帝之冤，以及這一系列的冤案，對明王朝道德風氣甚至統治的敗壞。
一句“而天心可回矣”，也讓明憲宗受到了觸動。
當然，高瑤的奏疏，並沒有直接怒斥當年的明英宗，而是把這場悲劇，甩鍋給了石亨曹吉祥等“奪門功臣”們。
而這一“炮”開過後，接下來的幾年裏，好些大臣也紛紛發聲。
比如曾牽涉入“奪門冤案”的名臣楊守隨，在自己得到平反後，也再接再厲，於成化六年繼續上書，大讚朱祁鈺“削平禍亂”的功績。
雖然此時的朱見深，尚且還在猶豫，只是在楊守隨的奏疏下，批覆了“所言事具處分已定”幾個字。
但“平反”的大勢，已經不可擋。
明憲宗自己也明白，在明朝的輿論環境下，如果不能拿出定論，這件舊案的爭論，只能越來越兇。
於是，成化十一年，藉着冊封皇長子朱佑樘爲太子的機會，明憲宗終於下詔，承認了朱祁鈺“勘難保邦，奠安宗社”的功績，捎帶還加了一句解釋：“先帝(明英宗)尋知誣枉，深懷悔恨”。
這意思就是說：我爹明英宗是知道他冤枉的，只不過還沒來得及平反就駕崩了，這事，就交給我吧!
圖：明英宗朱祁鎮畫像
有了這個大義的名分，事情也就順風順水。朱祁鈺獲得了“恭仁康定景皇帝”的諡號。
這事情的意義，不止是一位帝王的名分問題，更關乎着一個時代的定論，以及一代文武臣工的歷史評價。
正如《國榷》裏評價：大哉憲皇追稱景帝，所挽回元氣多矣——這是一樁關乎大明國運的大事。
瞭解這個，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爲什麼這位在位二十三年，就多年“曠工”的懶皇帝，即便趕上明王朝歷史上自然災害空前多發的二十多年，卻依然能憑着“主昏於上臣奮於下”的模式，開創“成化中興”的業績。
因爲，雖然對這意義重大的事情，明憲宗的動作慢了一些，足足拖了十年。
但是，能以這種方式，完美解決這個難題，也足見其胸襟和智慧。更足見此時明王朝，依然暢通的言路與剛正的士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