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聖嘆是我國明末清初著名學者，他也是著名的小說評論家，對《水滸傳》、《西廂記》、《左傳》等書及杜甫諸家唐詩都有評點。
金聖嘆原名金人瑞(1608—1661年)，聖嘆是他的字。他是明末清初著名文學家，文學批評家。金聖嘆本姓張，爲人狂傲有奇氣，因明朝滅亡，發誓不仕清朝，常喟然嘆曰：“金人在上，聖人焉能不嘆?”從而改姓金。
金聖嘆認爲《莊子》、《離騷》、《史記》、《杜詩》、《水滸》、《西廂》是“六才子書”，打算對這些書逐一做批註，但僅完成後二種，《杜詩解》沒有完成未成而罹難。據記載，金人瑞金聖嘆在臨刑前泰然自若，他還向監斬官索酒，酣然暢飲，邊酌邊說：“割頭，痛事也;飲酒，快事也;割頭而先飲酒，痛快痛快!”
金聖嘆之死，其實和清初的民族矛盾緊密相關，由此引發的“哭廟案”和“奏銷案”，並和“通海案”(在鄭成功反攻南京與其合作)一起，稱爲“清代江南三大案”，也是清初著名的大案，江南知識份子爲之一空。
金聖嘆他們與“通海案”被抓的士人一起，於七月十三日立秋，在南京三山街執刑死刑。《辛丑紀聞》記載:“至辰刻，獄卒於獄中取出罪人，反接，背插招旌，口塞慄木，挾走如飛。親人觀者稍近，則披甲者槍柄刀背亂打。俄爾炮聲一震，一百二十一人皆斃死。披甲者亂馳，羣官皆散。法場之上，惟血腥觸鼻，身首異處而已。”
“哭廟案”的起源是這樣的。
平定江南後，清廷下令廢除江南地區舊明的沉重苛捐雜稅，“一時人心，翕然向風”，此後又“裁不急之徵，減可緩之稅，節可緩之用”，負擔大爲減輕。不過，到了順治末年，地方稅收的拖欠又開始增多，“舊賦未清，新餉已近，積逋常數十萬。時司農告匱，始十年並徵，民力已竭，而逋欠如故”，官員常因奏銷不合格而被罷免。
江寧巡撫朱國治感到江蘇積欠過多，無法向中央交待，便提出嚴懲拖欠的地方紳士。他首先在常州府的無錫縣和蘇州府的嘉定縣進行試點，出臺這樣的規定：凡紳衿拖欠八九分者，革去功名，枷號兩個月，杖責四十大板，仍追未完錢糧，以下依次遞減，拖欠三四分以下，亦杖責二十板，革去功名，這引起了江南地方士紳的強烈不滿。
順治十七年(1660年)，蘇州吳縣知縣任維初上任，一面以嚴刑催交賦稅，杖斃一人，一面又大舉盜賣官米七百石，中飽私囊，貪污受賄，吳中百姓不堪其苦。順治十八年二月初二日，順治帝去世的遺詔到達蘇州府，地方官員準備“哭臨”。初三日，生員倪用賓等人向巡撫朱國治上書，揭露任維初的劣跡。任維初被摘掉官印，看押在土地廟中，不過他逢人就說是朱國治向他索要銀兩，纔不得不糶賣官糧。著名文人金聖嘆寫出《哭廟文》，借控訴任維初而將矛頭直指朱國治：任維初，膽大包天，欺世滅祖，“公然破千百年來之規矩，置聖朝仁政於不顧”，潛赴常平倉，偷賣公糧，“罪行髮指，民情沸騰”，“生員愧色，宗師無光，遂往文廟以哭之”。
朱國治大爲震怒，當場逮捕倪用賓等人，並上奏朝廷稱“諸生掠擾哭臨，意在謀叛”，得到四輔政大臣的同意，以“糾黨千人，倡亂訐告，擬不分首從斬決”，將帶頭的18名生員處死。金聖嘆之死，給當時的文人以巨大壓力。
哭廟案的發生，使得清廷將原本限於嘉定、無錫的做法推廣到整個蘇州、松江、常州和鎮江府地區，統一要求“陳明錢糧拖欠之由補入年終奏銷之例”。《東華錄》也記載，戶部要求各地：“錢糧系軍國急需，經管大小各官須加意督催，按期完解，乃爲稱職。近覽章奏，見直隸各省錢糧，拖欠甚多，完解甚少。或系前官積逋，貽累後官;或系官役侵那，藉口民欠。向來拖欠錢糧，有司則參罰停升，知府以上，雖有拖欠錢糧未完，仍得升轉，以致上官不肯盡力督催，有司怠於徵比，枝梧推諉，完解愆期。今後經管錢糧各官，不論大小，凡有拖欠參罰，俱一體停其升轉，必待錢糧完解無欠，方許題請開復升轉。爾等即會同各部寺酌立年限，勒令完解。如限內拖欠錢糧不完，或應革職，或應降級處分，確議具奏。如將經管錢糧未完之官升轉者，拖欠官並該部俱治以作弊之罪。”
經朱國治清查，最後上報鄉紳2171人，生員11346人，均在降革名冊。地方官乘機上下其手，交不足錢糧的人家只有求助於高利貸，“每月利息加二加三，稍遲一日，則利上又復起利”，“賦稅之慘，未有甚於此時者也”。
探花、編修葉方靄只欠一釐，也被降職，民間有“探花不值一文錢”之說。吳偉業、徐乾學等江南名流，也都未能倖免。
康熙親政後，兵部尚書龔鼎孳奏稱：“三吳財賦最重，故明三百年來從不能完之地，而年來俱報全完，雖惕息於功令，不敢不勉力輸將，然該撫朝夜拮据及地方剜肉醫瘡之狀，可以想見。”直至康熙十四年(1675)，因三藩叛亂，戰事頻仍，在軍餉缺乏的情況下，朝廷才同意：“順治十七年奏銷一案，凡紳衿無別案被黜者，分別納銀，許其開復，原系職官，照品級納銀，自六千兩起至五百兩止，進士納銀一千五百兩，舉人納銀八百兩，貢、監生納銀二百兩，生員納銀一百二十兩，俱準開復。若運米豆、草束於秦、楚、閩、粵危疆輸納者，減本省之半。”
順治末年，一連串發生的“丁酉科場案”、“通海案”、“江南奏銷案”、“哭廟案”、“莊廷鑨明史案”，都是清人入關實行“異族統治”必然的結果，所謂“朝廷有意與世家有力者爲難，以威劫江南人”(《研堂見聞雜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