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國運動是清朝後期的一次由農民起義創建的農民政權，接下來小編給大家帶來相關的文章
清政府在和太平天國以及其他各路起義者漫長的拉鋸戰中，最大的問題就是金錢。戰場上的將軍，自始至終爲錢犯愁，軍隊裏欠餉嚴重。尤其當左宗棠收復新疆時，經常被軍費問題搞得焦頭爛額。之所以遇到這種困境，是因爲清政府混亂不堪的財稅制度，導致收支統計無法明確。可以肯定的說，它影響了軍隊的流動性和靈活性，更不利於軍隊配置裝備，使19世紀清政府對暴動的鎮壓受到了嚴重限制。爲什麼這麼說呢?#晚清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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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兩的流通價值
除了極少數的情況外，直到19世紀末之前，中國都是用銅這種金屬作爲正式流通貨幣的材料。鑄幣方面中國都是以銅爲標準，通常把這種貨幣叫作“銅錢”。中國很久以前的確定了一枚銅錢的價值爲1/1000兩白銀，此後一直沿用。這是百姓所用的現金，普通人的交易都以銅錢結算。面值更大一點的貨幣是以“吊錢”的形式出現的，把錢幣穿成串的過程會有一定的損耗以及人工費，去除損耗值後一吊錢相當於1000個銅錢。
這些貨幣的實際流通價值是變化的，不同的時間、地點則有不同的價值。政府和全國性的大筆交易，就並非使用銅錢作爲貨幣，而是使用稱量貨幣——兩，又稱爲“銀兩”。然而，在銀兩的重量和稱重方法方面，清政府並沒有統一的標準。每一個商業城市都有自己鑄造銀兩的標準，在許多地方甚至有十種以上的標準。有些銀兩流通性相對更廣，例如清政府稅收所用的衡量標準——庫平兩，徵收各省漕糧所用的漕平兩，1860年後海關收稅時所用的海關兩，還有上海兩。這些銀兩的價值如下: 100海關兩相當於101.642庫平兩、103. 38清平兩、111.40上海兩。
銀兩在外幣兌換中的價值取決於銀價，據粗略估計，1海關兩相當於當時的0.7美元。除了咸豐年間以外，清政府沒有發行過任何紙幣。朝廷並沒有採取任何措施，以統一白銀的重量和成色。白銀通常以條狀、船型或銀錠的形式流通，重量在10至50盎司(1盎司約等於28克)之間。所有的交易中白銀都要稱重，按照所立契約中註明的計值，或以當地所使用的銀兩爲單位計算。政府和大型機構有兩套秤盤，一套支出所用，一套收入所用，而支出比收入所用的重量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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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稅收的主要來源
19世紀請政府的財政收入來源主要有：地稅、國內外關說、鹽稅、厘金及其他雜稅。在19世紀初，地稅是朝廷最主要的收人來源，國庫中大約2/3的現金收入來源於此。1713年康熙皇帝對稅收做了一番評估，詔令當年的賦稅就是今後的固定稅率。然而，後來的稅率實質上大幅度地增加，比康熙時期增加了好幾倍。這是爲什麼呢?
原因是清廷後來增加了大量的附加費和徵集費，無視先行的貨幣兌換率，而是任意規定銀兩與銅錢之間的兌換率。
雖然基本稅值仍採用1713年的標準，但實際繳納的稅額是其三倍至四倍。流回國庫的稅金扣除既定費用後以1713年的稅金爲基準值計算。各省所承擔的稅收似乎是隨意分攤所致，例如山西是最窮的農業省份之一，卻在徵收地稅的名單中位列榜首，而廣東這樣十分富庶的省份卻排在第十位。據美國學者莫爾斯統計，流入國庫的地稅總計爲2588.7萬兩白銀，而他估計百姓繳納的稅額是其四倍。
此外，實物稅是爲全國生產物而設的另一個稅種，主要是穀物繳納。其他繳納的實物包括銅、絲綢、木材、蠟、水果、人蔘和瓷器。很難計算徵收的總額，但據莫爾斯估計是742萬兩白銀。(下圖爲當時的土地稅收賬本)
至於與外國之間的出口貿易要徵收關稅，本國物品在國內口岸的轉運也要徵收關稅。在邊境和一些大城市還設有陸關。所有進入北京的貨品都要徵稅。1841年之前所有來自國外的海運貨物都只限在廣州口岸交易。主要的陸關設在恰克圖，來自俄國的商品在此交易。根據清廷在1842年與英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另有五個口岸對外開放通商，隨後還簽訂了其他不平等條約，使開放的口岸不斷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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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海關的應運而生
太平天國運動造成混亂以後，有一段時間，由外國領事館官員在某些口岸代表清廷徵收關稅。隨着這種徵稅方式的逐漸發展，爲了滿足英法兩國在1860年提出的賠款要求，大清海關才應運而生。海關由英國人赫德替清政府管理，並不全屬於清朝的司法管轄，對通商口岸的所有進口和出口的商品徵收關稅。因此產生了內關和外關之分，內關在不對外通商的口岸和內河的關口徵稅，而外關在通商口岸徵稅。所以海關逐漸成爲全國稅收的主要來源，而在其建立之前關稅對政府財政貢獻並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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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稅
鹽稅在中國最爲古老的稅種之一。它極易被濫用，讓徵收的官員有機可乘，這種情形在中國歷史上出現過多次。鹽的來源有沿海的海鹽，內陸鹽水湖沼的湖鹽、雲南和四川鹽井的井鹽。莫爾斯寫道：‘’稅收中最含糊不清的就是鹽稅，這是徵收過程中官商勾結的緣故。政府對鹽的控制非常嚴格，從生產、採購、運輸到批量售賣和零售，每個環節都要徵稅。”
厘金從1853年開始首先在長江流域徵收，目的是爲繼續鎮壓太平軍籌集軍費，1861年開始在政府駐軍控制的每個省份強制推行。起初稅金只佔省際貿易的千分之一。隨後這項稅款逐漸增加，且充滿了隨意性。不同省份之間差異很大，而且同一省份不同地區之間的貿易也要徵稅。例如湖南省延續原來的規定，初次交易已交厘金的商品在省內再次交易可免稅。其他省份則關卡林立，對商品貿易層層設限，濫徵厘金的現象十分嚴重。
除了上述稅種外，還有各項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稅。主要有蘆葦稅、茶葉專賣稅、註冊費、典當費和其他商業許可費，這些稅款還不包括各地自立名目徵收的。
糟糕的是，清政府的財政收支根本無法精確統計。從徵稅、支付到覈計這一整套系統，無論是皇帝、負責管理財政的戶部尚書還是其他任何人都不甚瞭解，也弄不清楚納稅人所繳納的稅款與政府收入所得之間的聯繫。值得強調的是，稅款並不流入國庫，然後有國庫分配至各個政府部門。相反，徵稅的部門通常把所得稅款直接分到各個部門。
除了鹽稅、糧稅和關稅之外，其他稅款由知縣徵收，由他們上繳至省級銀庫。在一般情況下，每年的財政收入基本不變，朝廷清楚可支配的額度。到了晚秋時節，朝廷會指定下一年度的財政支出預算。通常是由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鹽道和糧道發出指令，要求他們在政府資金中撥出一定數額，分到其他政府部門以作他用。這些款項並不流經銀庫，而是直接撥到指定部門。問題出在一些較窮的省份根本不用交稅，反而從較富庶的省份領取“財政補貼”。用現在的話說，轉移資金涉及交易、折息貼現和自然損耗，免不了產生很多費用。
除了各地兌換率的不同，每次交易還需讓利至少交易額的2.5‰，而所有這些額外的費用無疑都是從納稅者身上壓榨而來。此外，匯款方式是真的把銀兩從江蘇運往甘肅，每一步的兌換交易都必不可少;而且路途所需時間起碼要一個月以上，這其中涉及的運輸費、護送費又是一大筆數目。
因此，除了整治黃河的幾次撥款以外，朝廷基本失去了中央政府應有的職能。國家變成了一個個半自治的省份，每個省份基本是自給自足，省內的每個地區亦如是。國家幾乎完全沒有了政治凝聚力，隨着國內的動盪不安和國外勢力的插足，大清僅剩的凝聚力也喪失殆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