嬴政征服韓、趙、魏、楚、燕，都是經過戰爭這一途徑，甚至還曾經在趙、楚兩軍面前吃過大虧;面對綜合實力最強的齊國時，卻偏偏是最輕鬆的。
公元前221年初，在滅燕之後，秦將王賁突然率軍南下，所過之處一片坦途，沒有遇到絲毫抵抗就挺進了臨淄;隨後，秦國派出使者約見齊王田建，許諾日後給他500裏的封地;田建欣然同意，出宮投降;但秦人卻違背了承諾：沒給他裂土封侯，反而將其安置在松柏之間、活活餓死。
從理性的角度而言，齊國這種死法，其實是最“和諧的”——秦滅六國，說到底屬於華夏文明內部的衝突，本質是不同貴族集團的兼併。犧牲田建一人，就能讓齊國免於生靈塗炭，上哪找這種好事?但本着“鑑往知來”的視角，這種現象值得後人深思：當其他國家都拼死抵抗秦國時，齊國這麼一個“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的強大政權，人口多到“連衽成帷、揮汗成雨”，爲啥會輕易自廢武功?
其中的教訓時至今日仍值得汲取：堡壘往往從內部攻破。一個國家，即使條件無比優越，但如統治羣體跪下了，那就等同於腦死亡了，軀幹再強壯也無能爲力。齊國就是這樣的典型。
縱觀春秋戰國，齊國是唯一持續強大的諸侯。它地理優越、資源豐富，“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人口密集，勞動力充足，“臨菑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揮汗成雨”。在戰國前半期，它曾與秦國一東一西、雙雄並立，分別採用合縱、連橫的戰略逐鹿天下。
但到了中後期，由於兩件大事，齊國戰略發生了180度轉向。
其一是公元前284年的五國攻齊事件。由於齊國滅宋、大幅改變了諸侯實力對比，燕、秦、魏、韓、趙聯軍攻齊，齊國遭受重大削弱、幾乎滅亡;
其二，公元前270年，范雎爲秦國擬定了“遠交近攻”之策，確立了蠶食韓/魏、威懾楚/趙、拉攏齊國的路線圖。這一戰略閉環中，齊國的角色極爲吃重，按照范雎的設想，“齊附則韓、魏因可虜也”，保證齊國袖手旁觀，是秦國徹底拿下韓魏的關鍵。
兩大事件疊加，讓齊國無視“脣亡齒寒”的基本邏輯，從此基本不再參與秦國與其他各國的紛爭。
公元前265年，田建即位，母親君王后垂簾聽政。當時的秦昭襄王加快了東進的步伐，接連發起重大戰役，其中就包括長平之戰。但面對天下格局大動盪的節點，齊國全程保持中立，“君王后賢，事秦謹，與諸侯信”，仗着本國遠在東方海邊，採取坐山觀虎鬥的姿態，倒也落得國泰民安。當然了，其中免不了有秦國外交手段的作用。
公元前249年，君王后死，田建親政。同一年，嬴政之父即位、呂不韋擔任秦國相國。接下來，秦國吞併天下的節奏再次提速，施加給六國的壓力再度加碼。到了這個時候，所有人都知道秦國的野心在於整個天下;爲了自家的祖宗社稷，即使虛弱如韓、魏也竭盡全力殊死抵抗，齊國爲何仍無警覺知心、還是一副躺平的姿態?
因爲它的統治中樞已被秦國進一步瓦解。嬴政採取李斯的計謀，派出大量攜帶金銀珠寶的間諜潛入六國，軟硬兼施，重點收買那些可以對政權政策產生影響的重臣，不從者予以暗殺。
這一計策獲取了巨大成功，許多國家的戰略產生混亂，君臣關係被離間，重災區有二：其一是趙國。名將李牧多次挫敗秦軍攻勢，成了嬴政面前的攔路虎。於是秦國重金收買趙王寵臣郭開，以離間計除掉李牧，令趙國自毀長城;
其二就是齊國。齊相後勝徹底被秦國擺平，他不但自己收受錢財，而且還拉了一大批大臣下水，這些人都勸田建“去從朝秦”，即不參與合縱、轉而與秦國交好，“不修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既不強軍、也不支持五國抗秦。就在燕國被滅的同一年，甚至還有人勸說田建前去咸陽拜見嬴政。
就這樣，雖然自身客觀硬實力笑傲山東各國，但由於當權者幾乎全部淪爲秦國的傀儡，齊國在持續數十年的空前大變局下，竟然從始至終置身事外，既不早做準備、練好內功，也不審時度勢、幫助盟友。“建不早與諸侯合從攻秦，聽奸臣賓客以亡其國”，被羣臣洗腦的齊王最終活活餓死，又能怪誰?
回顧歷史的目的是爲了警戒當代，類似的例子在現今層出不窮。比如，我們總是奇怪，爲啥總有一些人願意甘當漂亮國的馬前卒、甚至不惜損害自己國家的利益?爲啥總有人裝作看不懂是非大局，不明白“脣亡齒寒”的道理?很簡單，他們也許面臨了兩千多年前郭開、後勝之流所面對的誘惑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