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則天即位之初，可謂是內憂外患。一方面要鎮壓國內的反對勢力，一方面要防止敵國入侵。
因此，武則天急需培植親信力量，從而加強了軍事人才的選拔力度。唐代時期的科舉制，可以分爲兩種：制科與常科。制科是由皇帝下令舉辦的考試，在時間上不確定。常科則是通常所謂的科舉考試，一般每三年一次。
儘管在唐太宗時期，科舉制已經成形，但也僅限於文科。而武舉制則是在武則天長安二年，即700年才正式出現的。
因此，武則天即位之初，選拔軍事人才的主要手段是開制科。一方面由於制科開得過多過濫，另一方在選拔人才的標準上不科學，太過於偏重於武力，而忽視謀略;因此，最終選拔出來的多爲一些有勇無謀之輩，甚至存在着徇私舞弊，任人唯親的情況的。
對此，左補闕薛謙光上疏武則天，提出了自己的質疑，他說：“選舉之法，宜得實才，取捨之間，風化所繫。今之選人，鹹稱覓舉，奔競相尚，喧訴無慚。至於才應經邦，惟令試策;武能制敵，止驗彎弧。昔漢武帝見司馬相如賦，恨不同時，及置之朝廷，終文園令，知其不堪公卿之任故也。
吳起將戰，左右進劍，起曰：‘將者提鼓揮桴，臨敵決疑，一劍之任，非將事也。’然則虛文豈足以佐時，善射豈足以克敵!要在文吏察其行能，武吏觀其勇略，考居官之臧否，行舉者賞罰而已。”
薛謙光看來，選拔軍事人才固然是需要的，但是隻考彎弓射箭之類的雕蟲小技，是不可能選拔出優秀軍事人才的。例如，戰國時期的吳起，當有人向他進獻寶劍時，他斷然拒絕。因爲，在吳起看來，一個出色的將領，其首要的職責不是衝鋒陷陣，而是判斷戰爭形勢，從而作出有利於整個軍隊的決定。薛謙光的這種思想，可以歸結爲兩個字，那就是“謀將”。
中國歷史上不乏謀將的典範，例如漢代的張良、三國的諸葛亮。他們雖然不擅長武藝，但是能夠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勝過無數只具有匹夫之勇的蠻夫。
薛謙光的上疏引起了武則天的高度重視。從此後武舉的發展情況來看，“謀將”思想在其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唐代統治者對於武將的謀略的重視程度也越來越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