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道武帝拓跋珪建立北魏政權時，北方各地宗族塢堡林立。北魏政府利用各地“宗主”督護地方，實行宗主督護之製作爲地方基層政權組織。宗主控制下的包蔭戶多數沒有戶籍，他們只爲宗主的私家人口，任憑宗主剝削和奴役，國家不得徵調亦不能干預，這嚴重影響了北魏政權的賦稅來源。在孝文帝時，給事中李衝上書建議實行三長制來取代宗主督護制，使徵收租調有根據和準則，又可清查出大量的隱匿戶口，以增加國家的賦稅。馮太后採納了此建議，三長制得以推行。
實施時間
三長制的確立與均田制的推行聯繫密切，考察立三長的時間，離不開分析它與行均田的先後及關係。設立兩制的時間，《魏書》中均有明確記載。《高祖紀》稱行均田在太和九年(公元485年)十月，立三長在次年二月;但據同書卷五三《李安世傳》，均田制的頒行應晚於立三長。而《南齊書·魏虜傳》確有永明三年(485年，北魏太和九年)立鄰、裏、黨三長的記載。史書說法歧異，學者因而形成不同的觀點。
一種意見可稱爲“均田先行說”。持此說者信從《魏書》本紀的記載，認爲北魏頒佈均田令後深感若無嚴密的基層組織，難以推行均田制，故轉而設置意在整頓戶籍的三長制。池田溫、韓國磐、魏明孔等持此說。[2]李安世的上疏，則被認爲在太和十年或稍後。
另一種意見則屬“三長先立說”。從此說者根據《南齊書》的記載，相信三長制立於太和九年，早於均田制。首倡此說的是日本學者志田不動麿，後中國學者繆鉞也得出類似的結論，贊同此說的還有朱紹侯與高敏。
第三種意見以唐長孺爲代表，認爲三長制立於太和十年，而均田制則晚至太和十四年纔開始正式實行。在立三長的時間上，贊同第一說。
另外，日本學者堀敏一亦相信《魏書》的說法，但他認爲兩制開始是分別構想出來的，三長制的實施晚於均田制的頒佈。爲了實施均田制，三長制才變成必要，而均田制的真正實行，要到太和十二——十四年。堀氏的見解接近唐長孺的看法，但也有些分歧。可以算作第四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