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今天有人不知道莎士比亞，不管他屬於哪個國家，那讓我們先鄙視一下，他一定是個沒讀過書的人，需要腦補。在羣星閃耀的世界文學天空，莎士比亞是一顆巨星。我們這一代的閱讀史，就是一個戴着意識形態眼鏡的批判史，但在我的記憶中，即使在前蘇聯號召每個人都可以成爲莎士比亞，即使在文革中將全部世界文學都打倒的時候，也沒有人寫過文章批判莎士比亞。
然而，有一個作家就敢站出來狠批莎士比亞，他就是托爾斯泰，世界文學星圖上另一顆耀眼的巨星。也只有他有這個資格，把莎士比亞貶得一錢不值。在他75歲高齡寫的一篇文章中，他直言莎士比亞的劇作毫無是處，瑣碎淺薄，東拉西扯。莎士比亞的思想是混亂的，人物性格是不連貫的，情節是不合邏輯的，人物語言也不是實際生活中的語言。總之，莎士比亞既沒有刻劃人物性格的能力，也沒有寫對白的能力。
最讓托爾斯泰鄙夷的是，莎士比亞對人生採取的是看透一切的態度，沒有值得一提的思想或信念，不講道德和世界觀，將不公正的社會等級視作天經地義。托爾斯泰搞不明白，爲什麼全世界有那麼多人喜歡莎士比亞?他得出的結論是，全世界人都被欺騙了!
托爾斯泰是個關心社會的人，所以他批評莎士比亞不關心社會問題，但他的此番言論卻遭到英國作家奧威爾的反駁。如所周知，寫出《1984》的奧威爾是一個更加關心政治的作家，唯其如此，他對文學與政治的關係，應當比託斯泰理解得更準確。奧威爾承認，按照托爾斯泰自身的邏輯，他的批評是有道理的，莎士比亞的確不講情節的一貫性，他的人物就像大多數英國人，“雖然有行爲準則卻沒有世界觀”。
奧威爾這句話深刻表明了英國人的性格與其政治文明的關係，他覺得沒有世界觀的英國人沒有什麼不好。正如英國學者赫斯勒特所言：“我們都是哈姆萊特。”但這種性格卻成了托爾斯泰最反感莎士比亞的地方，作爲俄羅斯精神的代表，他強調世界觀在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而莎士比亞卻總是對一切都興致盎然，在托爾斯泰眼裏，這是“一種對實際生活過程感到談不上愉快而只是興趣的傾向”。言下之意，莎士比亞不可能寫出生活的本來面目。從他們的分歧中，我們可以看出英國與俄國採取的不同的歷史道路。
這裏還產生了一個重要的問題，什麼是偉大文學作品的標準?
托爾斯泰採用的文學標準是真誠和真實，厭惡庸俗，這也是他那個時代俄羅斯知識分子的道德標準。比如，在《伊里奇之死》中，伊里奇這個人物就活得不真實，所以他痛苦，想要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而在英國人看來，自然就是真實。如詩人約翰生稱，莎士比亞是獨一無二的自然詩人，是共同人性的真正兒女，他認識到有節制的情慾會導致幸福，而過度的情慾會導致災難，其人物都是受這些具有普遍的感情和原則影響的結果，這些感情和原則能夠震動各種人的心靈。
另一位性格接近盎格魯理性的德國大詩人歌德也說，他只想和莎士比亞生活在一起，莎士比亞是個美妙的萬花筒，沒有比他的人物更自然的了，他寫的是“自然的真實”。的確，莎士比亞對生活多樣化的同情，恰恰是出於高貴的情懷。他的劇作並非沒有中心主題，如《麥克白》寫野心，《奧賽羅》寫嫉妒，《李爾王》寫權欲和背叛，《哈姆萊特》寫思想與行動的關係。
換言之，莎士比亞的劇作表現的都是普遍的人性，如慷慨或貪婪、英勇或怯懦、誠實或狡獪、節制或野心。就此而言，一個讀過並思考過莎士比亞作品的人，不會庸俗到哪裏去。
這個頗有意思的爭議其實也顯示了時代的價值觀念變化，莎士比亞時代的幸福、美德、力量、智慧等價值標準，隨着浪漫主義潮流的興起，變成了動機、真誠和心靈純潔，由此造成了文學觀念的變化。如果說，莎士比亞是通過快樂來告訴世人什麼是真善美，而托爾斯泰則不是這樣，他是俄羅斯的彌賽亞情節與西歐的浪漫主義的結合，要通過痛苦來告誡世人什麼是真善美。
自從席勒提出素樸的詩與感傷的詩之後，文學家就可以大致分成兩類。按照以賽亞·伯林的說法，一種文學家是隻對一箇中心思想感興趣的刺蝟，另一種文學家是對所有事物都感興趣的狐狸。托爾斯泰是前者，莎士比亞則是後者。用歌德的話說，莎士比亞告訴人們：“我們稱之爲惡的東西，只是善的另外一個面，對善的存在是不可缺少的，與之構成一個整體，如同熱帶要炎熱，拉伯蘭要上凍，以致產生了一個溫暖的地帶一樣。”
波蘭哲學家科拉科夫斯基有一個更明晰的劃分，他認爲歐洲觀念史上一直存在着兩種對立的思維模式，一種是牧師思維，認爲事物背後存在着一個終極原因;另一種是弄臣思維，對一切終極原則都表示懷疑。托爾斯泰是牧師，莎士比亞則是弄臣。在經歷了牧師的絕對思維控制之後，弄臣的懷疑與反諷曾成爲前東歐的文學主流。而在西歐，後現代作品表現得同樣是終極價值世界崩塌後的自我嘲諷。
也許，在對存在的根本看法上，世界文學正在從托爾斯泰迴歸莎士比亞。
由此看來，哈姆萊特的猶豫就不是性格上的弱點了，既不是歌德所說：“一件偉大的事業擔負在一個不能勝任的人的身上”，也不是柯勒律治所說，過多的“精力全花費在作決定上，反而失卻了行動的力量”，而是哈姆萊特面對一個人類的永恆問題產生了懷疑：我們稱之爲惡的東西，是否只是善的另外一面，對善的存在不可缺少?
記得少年時讀到田漢的話劇，其中一個人物引用了哈姆萊特的名言：To be or not to be，that’s the question。心裏就有一種震動，隱約感到其中包含了生命中的全部疑問和選擇。後來讀到朱生豪的譯本，這句話翻譯成“生存還是毀滅，這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顯然，朱先生只是譯出了這句話的部分意思。這個翻譯例子不過是再次表明了莎士比亞這句話的真確性：一百個觀衆就有一百個哈姆萊特。
今天，我們當然不會再像莎士比亞那樣去看待人類、社會與政治，對待托爾斯泰也是一樣。但是，他們對人性的弱點都有着深刻理解，同時對人類抱有希望。如果不是表現了永恆的人類問題，他們的作品不可能常存於世。
爲此，我們必須既向莎士比亞致敬，同時也要向托爾斯泰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