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理論衝突之焦點——克勞塞維茨
不列顛民族在二十世紀非常有幸地同時擁有兩位軍事思想的巨匠，今天，他們在很多場合還是被相提並論的——機械化戰爭理論、有限戰爭理論等等。甚至在英國三軍學會頒發切斯尼獎時，他們也是同時接受。實際上，兩人之間的交往從二十年代就開始了。他們開始的關係既象合作者又象朋友，年長的富勒對機械化戰爭理論的執着在很大程度上感染和影響了哈特，當然哈特對機械化戰爭態度的日趨堅定也有他對一戰反思的結果。哈特還曾以學生對待老師的禮節對待富勒，把自己的著作拿去讓富勒指點。但他門之間在學術上的合作僅限於機械化戰爭理論。儘管他們對戰爭和戰略目的的追思都有異曲同工之處。但是在學術上兩人的距離始終是保持着的,用富勒的話來說就是“是夥伴似的而非合作似的”。 那他們在軍事思想上倒底有什麼相異之處呢?
也許他們最明顯的不同就是對克勞塞維茨的態度。毫無疑問的是，他們在研究戰爭的指導思想和戰略原則時都受到了克勞塞維茨思想的影響。富勒在《戰爭指導》一書中仍尊稱克氏爲“戰略之父”，而哈特在《戰略論》中卻大力批判克氏的戰爭一定要流血的觀點。鈕先鍾先生把他們對克氏態度不同的原因歸結爲哈特對《戰爭論》看得不夠透徹，沒有象富勒那樣領會更深。我認爲這種斷言有點武斷，哈特之所以對克氏的理論持比較激進的批評態度主要是出於對傳統戰略思想的反動。正如我前面已論述到的，他的間接路線戰略就是要避免克氏倡導的決定性會戰，以最小的代價來實現目標。如果他在這一點上也沿襲克氏的觀點，那他的間接路線戰略充其量只能成爲戰術一級的間接手段。我們可從哈特的原句中看到這種因素：“‘在戰場上消滅敵人的主力’是戰爭的真正目的----把這條原則變成教條，主要是由於克勞塞維茨的影響。”“克勞塞維茨過分強調了陸軍的作用，因而未能正確估計海軍的意義。他的眼光顯得相當近視，就在戰爭的機器時代已經敞開大門的時候，他還在宣揚自己的信念，說什麼數量的優勢仍在與日俱增地具有決定性的意義。這樣的“信條”增長了一般軍人本能的保守主義思想，使他們不敢相信機械的發明有創立新型優勢的可能性”。“在爲軍事目標下定義的時候，克勞塞維茨曾使自己的戰略趨向於純粹的形式邏輯。”“他寫道：‘使敵人無力抵抗是戰爭行爲的目標’，至少在理論上必須這樣”。“克勞塞維茨儘量頌揚‘絕對’戰爭的觀念。他在這個問題上的理論闡述，對軍事學術的發展也產生了相當有害的影響。”
實事求是地說，富勒也對克勞塞維茨提出了較多批評的：“克勞塞維茨的缺點在於他的哲學式的思維方法，一種尋求絕對的習慣，經常不斷地使他陷入迷途。”“克勞塞維茨有許多盲目的見解，其中最大的錯誤是，他從來沒有認識到戰爭的真正目的是和平而不是勝利。”“雖然克勞塞維茨有二十年參加拿破崙戰爭的親身經歷，但他對戰爭的理解仍然是模糊不清的。由於誤解了拿破崙的進攻原則，他竟把自己的絕對戰爭概念強加給了拿破崙，這樣，不僅把他許多未來的弟子引人了歧途，而且對於二十世紀無限戰爭的廣泛擴展，也負有大部分的間接責任。” 我們從哈特和富勒對克勞塞維茨批評言論的對比中不難發現，其實兩者的觀點有很多相近之處。之所以會產生不同的反響，主要正是因爲哈特必須否定當時流行和主導的“絕對戰爭”的觀念，不破則難立。再加上哈特在批評克氏理論同時也牽涉進了一大批人，這樣一來，對克氏之批評自然尤爲顯眼。反觀富勒，我們知道《戰爭指導》一書並不象《戰略論》那樣很明顯地要確立一種新觀點。富勒更多的是在總結歷史的經驗，他看待克勞塞維茨的理論，儘管有不敢苟同的地方;但他決不會視其爲非要拔去的肉中刺。他寧願承認克氏的歷史影響和時代條件下的合理性;寧願把人類的軍事思想史看成是一個演進的歷史過程，從歷史中得出一種結論，而不是象哈特那樣以歷史來證明自己的觀點。對於克氏思想的反動，我們直到今天還不敢評定其是非。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在當今實際的軍事戰略和戰術應用過程中，李德爾·哈特的理論更普遍於克勞塞維茨的理論
富勒與哈特在戰略理論上還有一點分歧就是對決定性會戰的態度，這實際上也是他們對克勞塞維茨思想分歧的延伸。我已經在前面分析過，富勒對戰爭的結果講求一個經濟的收益，但他對決定性會戰的態度卻不象哈特那樣極端的反對。他研究軍事歷史的鉅著《西洋世界軍事史》原名就是《決定性會戰》。富勒雖然倡導機械化戰爭以代替當時盛行的陣地戰和包圍作戰方式，但他對機械化部隊仍能以低代價取得決定性戰果持肯定態度。富勒在《裝甲戰》中就寫道：“總之，摩托化和機械化只是改變了戰爭的條件，即改變了將軍使用的工具，而不是他的軍事原則，這一點是顯而易見的。我希望我的聽衆承認現有的軍事原則，而不予以修正，並在研究過去、現在和未來戰爭時，把這些原則作爲他們必須學習的主要內容。” 他的戰略目的就是要達到“癱瘓”敵人。當然，我們也看到後來隨着時間的推移，富勒對決定性會戰的態度也不象早年倡導機械化戰爭是那樣堅定了。尤其他在《西洋世界軍事史》的最後修訂版中曾對戰爭的形式作了與他從前很不一樣的評論：“一切的意義不過是說某一種戰爭形式過時了，於是由另一種取而代之。” 從李德爾·哈特的角度來看，他也未必是絕對地反對決定性會戰。他的觀點實際上是認爲在沒有力量或時機贏得一場決定性會戰時應儘量避免它——“如果不預先使對方發生動搖，喪失平衡，那麼要想把敵人打倒在地，就不得不同對方作緊張的較量，因而過多地耗費力量。採取這樣的鬥爭方法，要想奪取勝利，那就必須在力量上大大超過敵人，即使在這樣的條件下，他也不一定能取得決定性的戰果。在大多數的戰役中，使敵人在心理上和物理上喪失平衡，常常是最後打敗敵人的一個重要前提。” 他還從大戰略的角度強調政治目的纔是大戰略的最終目的，軍人就是要跳出本位的思考以軍事戰略服從國家戰略，在這樣一種前提下，決定性會戰的地位也就不那麼重要了。“軍事目標只不過是達成政治目的的一種手段而已。所以，軍事目標是由政治目的來決定的。” 不過，這裏有一個基本的條件，那就是政治不可以要求軍事去完成它所辦不到的事情。因此，我們對比兩爲理論家的觀點，實際上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李德爾·哈特與富勒在“決定性會戰”上的分歧，只是對其重要程度上的認同差異而已，並不是某些人提到的截然對立。
第二節、氣質與偉人
其實，比較富勒與哈特在理論上的差異實在一件瑣碎的事，尤其是關於一些由於兩人不同的背景而導致兩人在一些基本的軍事見解和戰術修養上的不同，更不如比較兩人個性上的差異能說明問題。的確，富勒和哈特是兩種完全不同類型的人。富勒是受正規軍事傳統教育成長起來的職業軍人;而李德爾.哈特則只在大學讀了不到一年時間，又是不顧父母反對爲理想而直接參軍，其後又成爲自由職業者，甚至一度還成爲政治家的私人顧問。可以說，哈特的經歷要比富勒複雜得多。兩人的性格受其經歷的打造，明顯表現出不同。富勒比較嚴肅、沉穩、孤僻、尖刻，典型的英國紳士的氣質;而哈特比較活潑、衝動、機警、圓滑，十足的中小知識分子的性格。但兩人之間卻存在一種極爲重要的共性——執着，這是他們成功的關鍵。
兩人的影響和地位直到今天都被爭論不已，但基本上有一個趨勢，即富勒的影響和地位正在軍事理論界的評價中超過哈特。要知道，早些時候，富勒的聲名是受到一定程度的埋沒的。這可能與他孤僻、尖刻、不善表達的性格特徵有關，也可能與他不合時宜的政治態度傾向有關。他曾因寫《戰爭科學基礎》一書因語言尖刻引來一片反感，以至於總參謀部的軍官們公開抱怨：“有兩類人我們從都不會將他視爲朋友並與之交往。一類是那些誹謗和抱怨比自己高明的人的人，另一類是那些以爲自己讀過一點軍事歷史就認爲其他人都一無所知的人。富勒就是這兩類人的代表。” 哈特在肯定了富勒的見地同時，也提醒富勒在表達上的方式。哈特本人在這方面確實做得比富勒成功。即便當時哈特對軍事理論的祖師爺克勞塞維茨作了相當嚴厲的批評，他也是以一個富有熱情和朝氣的軍事理論的改革家爲世人所接受。由於德軍名將裝甲兵司令古德里安對李德爾·哈特的推崇，他的聲名在在軍界由爲受人尊重。特別是在二戰中德國人將機械化作戰演繹得光彩四射，作爲機械化理論的積極倡導者和一個被敵方著名將領極爲推崇的人，哈特自然是聲名遠揚。他生前所獲得的榮耀遠遠勝過了富勒，尤其是二戰才結束後的一段時間裏，人們從現實的反思中直接到哈特那裏尋得軍事戰略和軍隊建設的答案。相比之下，一直默默寫書的富勒便黯然不少。但是隨着富勒的著作一部部被世人所仔細研讀，並被奉爲經典，這爲裝甲戰之父的成就漸漸爲人所知。富勒留下了四十五本著作，這其中有多本已被列入經典，尤其是軍事理論界已認識到富勒理論基礎的紮實、思想的連貫、戰略體系構架的完備。而相比之下，李德爾.哈特的三十六部著作中只有《戰略論》最有影響。另外，他著名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從其內容來看，更應視其爲一部傑出的軍事歷史著作，而不是軍事戰略理論的著作。專門研究這二人的英國著名軍事理論家佈雷安·霍爾登·瑞德這樣評說二人：“我認爲就一位思想家的眼界、創造性以及思想深度而言，富勒是兩者中更傑出的一位。
伴隨着富勒聲譽大振的同時，李德爾·哈特卻開始飽受非議。有人批評哈特的見解過於膚淺，他的很多機械化戰爭理論是在抄襲富勒……其實，哈特自己從未否定過他從富勒那裏吸取過思想與經驗;即便在哈特聲譽最輝煌的時候，他也認爲富勒是機械化戰爭理論的先驅，並對富勒的每部著作都大加推崇。在他們生前並沒有我們所理解的兩個處於榮譽焦點的人之間的那種“瑜亮之感”，倒是在他們去世後充滿了種種謠傳，真可謂“身後是非誰管得，滿村爭說蔡中郎”!而鈕先鍾先生對他們的比較評價卻更體現出東方人的見解：“李德爾·哈特非常人也。他雖然是由於富勒的指導，在學問和思考上才能更上層樓，進入新境界，但最後他還是能夠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另立宗派。李德爾.哈特在思想上雖以富勒爲源頭，但並不受其限制，他有其獨立的路線，於是終成一代大師，取得與富勒分庭抗禮的地位。” 儘管我們說，對他們的評價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表達，二人確實也是各有優缺點。而伴隨着時代的演進，他們各自的地位還會有起伏，但我們必須以歷史事實來說話。尊其二人爲二十世紀的戰略大師應該是沒人反對的。他們是歷史造就的雄才，也是改變了歷史的雄才!
我們在探討富勒與李德爾·哈特的不同之處時，也不能忽略了他們最爲相近的一面。可以這樣說，如果沒有他們二人朝一個方向的努力，二十世紀的軍事理論在同古典軍事理論的交鋒中未必能獲得如此徹底的成功;人們也很難說得出今天的世界戰略思想是一種什麼樣的格局。他們驚人的相似並不是在於他們身世或理論上的相似，他們在對歷史的反思中產生出來的那種衝擊傳統的思想和驚人的創造力的相似纔是最具決定性和戲劇性的。戲劇性的編著者不是莎士比亞，而是歷史!富勒說：“戰爭是個歷史的問題”， 哈特說“歷史是實際的經驗”。 實際上這就已經在回答我們在本文開頭引用的馬克布·洛赫的提問。拿破崙老早就告訴我們要在歷史中去獲得戰略的經驗。
我們也可以這樣說，真正的戰略家是無法離開歷史而思考的。在富勒和哈特最初的眼光中，現實就是要避免歷史上所犯過的錯誤的重演!富勒一生最有影響力的著作中，研究軍事歷史的佔了一半以上，尤以他的《西洋世界軍事史》和《戰爭指導》最爲成功;哈特研究軍事歷史的著作也許比富勒要少，但他最重要的兩部著作《戰略論》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卻都是軍事歷史研究的成果。儘管我在前面也提到過：富勒主張從歷史中總結經驗，得出結論;哈特更善於用歷史來證明自己的觀點。這兩種態度只是個性差異的結果而已。但兩人對於歷史的倚重卻是一致的。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我們稱兩者均爲機械化戰爭思想的創立者也不爲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