爲了取得自身免稅的特權，貴族匆匆放棄了稅收的控制權，結果使自己淪爲王權的依附者;爲了保住免稅的特權，貴族匆匆聯合第三等級對王權發起挑戰，結果爲第三等級提供了政治機會;面對第三等級的衝擊，貴族又匆匆轉向王權，希望藉助王權的力量迫使第三等級順從，結果引發的是導致自身毀滅的大革命
讀法國大革命史，會發現一個非常耐人尋味的現象，這就是貴族在大革命中的短視。正如法國學者喬治·勒費弗爾在《法國大革命的降臨》一書中所指出的那樣，這場引起整個法國陷入天翻地覆中的大革命，最早其實是由貴族發起的;然而貴族發起的這場革命，最終毀掉的恰恰是貴族制度本身。貴族是革命的最早發起者，也是革命的最大受害者，爲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要理解這一悖論，我們得追溯到1370年法國國王與貴族之間達成的那個著名的協議。英法百年戰爭期間，爲了籌措對付英國人的軍費，法國國王亨利五世與貴族約定：以貴族和教士免稅爲條件，國王得到了可以在全國範圍內徵收人頭稅的權力。法國國王從此取得了不需要三級會議同意就能徵稅的權力，貴族和教士由此也取得了免稅的特權。
後來的歷史證明，這筆交易的最大受益者，是法國的王權。不受限制的徵稅權力最終爲法國王權的走向強大開闢了道路，而在徵稅問題上失去對國王約束權力的法國貴族，則一步步被王權所降服，最終成爲王權的依附者。貴族們顯然低估了失去稅收控制權所帶來的長遠影響。法國貴族的短視，在這件事情上已經充分表現了出來。
在此後的歷史歲月中，享有免稅權力，對貴族來說似乎是天經地義的。然而情況到18世紀下半葉發生了變化。由於連年的對外戰爭，法國的財政出現了巨大的危機，國王不得不靠舉債度日。到18世紀80年代，法國每年僅償還國債的利息就已經用去了預算的一半以上。每任財政大臣的首要任務就是想辦法增加稅收。然而，對民衆的壓榨已經到了極限，農民收入的五分之四已經被用各種名義掠奪了過來，不可能再向他們開徵新稅。增加稅收的唯一辦法，就是向過去享有免稅權力的貴族和教士們徵稅。
巨大的財政危機終於使14世紀以來貴族的免稅權成爲社會的焦點。人們突然發現：在法國，那些最有能力支付稅收的人實際上並沒有交納稅款，而稅收負擔留給的是那些最沒有能力承擔的人。這是最大的社會不公正。如火如荼的啓蒙運動更是使貴族這種特權的正當性遭到了破壞。
然而貴族卻並不這樣認爲。免稅是他們古老的特權，他們一定要保護自己的這一特權，而不管會因此發生什麼。由於貴族的頑強抵制，連續幾任試圖以向貴族徵稅的方式解決財政危機的財政大臣，都先後被迫下臺。
到大革命之前，法國政府已經瀕臨破產了，國王路易十六找不出其他辦法來解決財政危機，向貴族徵稅的方案於是再次被提出。爲了維護自己的免稅權力，貴族開始行動起來，他們以巴黎高等法院、省三級會議和僧侶會議等爲陣地向王權發起挑戰;對於國王徵稅的要求，貴族掌握的巴黎高等法院提出要由高級教士、貴族以及第三等級共同組成的三級會議來決定。貴族把第三等級也就是資產階級拉進來，目的是作爲同盟軍，壯大自身對抗王權的力量。
在貴族看來，三級會議一直是以等級來投票的，兩個特權等級——教士和貴族聯合起來自然就會佔有壓倒的優勢。然而沒有想到的是，第三等級卻提出了新的投票方案：第三等級的代表人數加倍，並且要按人頭投票。這樣一來，毫無疑問是第三等級而不是貴族，會主導整個三級會議。這當然是貴族所絕對不能接受的。國王的做法最多使他們失去免稅的特權，而第三等級這樣做無疑會使他們失去更爲根本的政治權力。貴族堅決反對第三等級的要求，貴族和第三等級的矛盾，出人意料地取代了貴族和國王的矛盾，變成了鬥爭的焦點。
雙方都不肯讓步，身陷僵局之中的第三等級決定拋開前兩個等級，單獨成立國民議會，並宣佈國民議會有權決定稅收等重大事項。貴族驚慌失措，於是便決定放棄對國王的挑戰，轉而向王權尋求保護，希望能夠藉助國王的力量，迫使第三等級讓步。在稅收問題上貴族和王權存在着衝突，但是在維護傳統的封建制度方面，貴族和國王卻有着更根本的共同利益。然而貴族的這一行爲卻進一步激化了矛盾，國王和貴族的結盟使一場以國王和貴族爲矛頭的大革命終於爆發了。而貴族的特權，連同整個封建制度，最終也就一起陷入了毀滅。
今天回顧這段歷史時，人們依然會爲貴族在關鍵時刻的短視而感到不可思議：爲了取得自身免稅的特權，貴族匆匆放棄了稅收的控制權，結果使自己淪爲王權的依附者;爲了保住免稅的特權，貴族匆匆聯合第三等級對王權發起挑戰，結果爲第三等級提供了政治機會;面對第三等級的衝擊，貴族又匆匆轉向王權，希望藉助王權的力量迫使第三等級順從，結果引發的是導致自身毀滅的大革命。
法國貴族爲什麼會做出如此的選擇?作爲一個特權階層，法國貴族優先考慮的，從來都只是自身的權力與利益。當社會中的某一階層將自身的特權凌駕於社會整體利益之上、一切都只是爲了維護自身的眼前利益的時候，便註定了其在關鍵時刻所做出的選擇一定是短視的，並最終要爲這種短視付出長遠而深重的代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