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24年(公元1891年)5月11日，日本滋賀縣大津，萬頭攢動，彩旗飄飄，鮮花招展，等待尊貴的國賓到來。23歲的俄羅斯皇太子尼古拉親王，意氣風發，剛在海參崴出席西伯利亞大鐵路開工儀式，便行程僕僕，訪問日本。 日本政府不敢怠慢，多年來兩國關係一直緊張微妙，正愁無法改善。此番天賜良機，豈能白白錯過。日本政府決定以最高規格接待，希望藉此契機，化敵爲友。
日本官方特意派出二十多位官員，專程到長崎港，爲尼古拉太子接風洗塵。港內商船一律不準停泊，其餘艦船均需高懸俄羅斯國旗以示歡迎。訪問期間，皇太子的人身安全如何保障?日本政府大包大攬，信誓旦旦，一方面，加強警力，嚴加防範，力求做到萬無一失。另一方面，日本外交大臣青木周藏與俄國駐日大使約定，萬一發生暗殺行刺事件，屆時按照日本《刑法》116條“加害皇室罪”，處以死刑，絕不寬貸。
大津行刺案爆發
當天上午，尼古拉皇太子一行，來到小城大津。結束禮節性拜訪後，他與希臘王子格奧爾基，一起觀光。坐在人力車中，東瀛風光之美麗，物產之奇特，令初訪東方的歐洲貴賓眼花繚亂。希臘王子對日本竹杖愛不釋手，欣然買下。
下午一點五十分，禍從天降，一名日本警察，突然狂性大發，揮舞軍刀，向坐在人力車中的貴賓狠狠砍來。尼古拉皇太子右耳捱了重重兩擊，鮮血四濺。
大驚失色的尼古拉，連忙驚呼：“你想幹掉我?快來人啊!”忍痛捂住傷口，倉皇跳車逃命。殺手緊追不捨，形勢危在旦夕。就在此時，希臘王子拿出剛買的竹杖，大顯神威，一下就將陷入瘋狂狀態的兇手，劈倒在地。隨行醫生忙給尼古拉王子包紮止血。驚魂未定的俄羅斯皇太子，唸唸有詞“上帝保佑”，憤而中止訪日行程，準備及早打道回府。
轟動一時的“大津行刺案” 爆發，消息傳來，舉世震驚。陪同的日本有棲川宮威仁親王，向天皇發去緊急電報，明治天皇聞訊大驚，次日派出御醫調理，後來又親赴神戶港停泊的俄羅斯軍艦，溫言慰問尼古拉皇太子，表達不勝痛惜之意。日本政府也通過外交渠道，向俄羅斯官方道歉，允諾按照兩國約定，嚴懲兇手，爲俄羅斯皇太子出氣。
日本全國上下，同感震撼，國民異常羞愧。從國會議院，到各道府縣市町村，紛紛向尼古拉皇太子，以及遠在聖彼得堡的沙皇發來慰問道歉電報，數量超過一萬封。日人深恐俄羅斯報復，發動對日戰爭。學校全部停課，在神社寺院，祈禱尼古拉皇太子痊癒。山形縣金山村，禁止以兇手姓名津田三藏命名。5月20日，爲了平息俄國人的怒氣，日本千葉縣女子畠山勇子，在京都府廳前留下道歉遺書，剃刀刺喉自盡，國人譽爲“烈女”。
案發當晚，大津地方法院派出預審法官與檢察官，即對兇手展開盤問。刺殺動機爲何?是否受人指使，刻意挑起日俄衝突。一查之下，讓日本官方更加尷尬，原來兇手津田三藏，不是旁人，竟是負責尼古拉一行安全的警察。素來仇視俄國的他供稱，不滿於俄羅斯長期以來，虎視眈眈，威脅覬覦日本北方領土。皇太子日本之行，一定會打探我方虛實，浪人出身的津田三藏，決心鋌而走險，爲國除害，以表對天皇的忠心云云。
行刺案發後，日俄兩國關係降到冰點，戰爭似乎一觸即發。沙皇揚言，日本如果不能給予滿意答覆，則不惜兵戎相見。一時間，戰雲密佈日本海峽，如何妥善處理此案，讓灰頭土臉，大丟面子的日本官方，在外交道歉撫慰之餘，陷入長考。
行政與司法拉鋸角力
爲維護日本外交威信，維持日俄兩國關係於不墜，日本首相鬆方正義，召開內閣緊急會議，會上達成一致意見，以“大逆罪”罪名處決罪犯津田三藏，承擔國際法上政府責任。外交上息事寧人，刻不容緩，殺一浪人，又有何惜?並將內閣善後決定，向前首相，現任元老院院長伊藤博文等人通報。
日本最高司法機關大審院(最高法院)，火速組成特別法庭，當晚由一名預審法官和兩名檢察官，對“大津案件”進行審理。不過，司法機關與力主從嚴從快從重的行政機關，很快就因如何適用刑法，產生嚴重分歧，相持不下。日本內閣以案件牽涉日俄外交關係，俄國隨時發動戰爭，且早有兩國密約爲由，主張非重判不可。
新出任大審院院長一職的兒島惟謙，拍案而起。就法言法，《日本刑法》第116條，規定凡加害日本天皇、皇后、皇太子等皇室成員者，不分未遂即遂，一律處以死刑。這一條加害皇室之罪，俗稱大逆罪，只適用於保護日本皇室成員人身安全，而非訪日的外國皇室成員，後者地位與普通日本國民無異，其理甚明。
依據現代刑法“罪刑法定主義”，法無明文規定不爲罪，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刑法最忌類推，貿然擴張解釋，必動搖刑法基礎。本案只能按照普通殺人未遂罪，處以被告終身監禁。加之《明治憲法》規定法治國家，政府施政必須完全遵守法律，自不得玩弄法律於股掌間。
日本行政部門不以爲然，以事涉兩國邦交，關係國家重大利益，並以事前兩國政府早有協議，事後內閣決議適用刑法116條，並已通報俄國等理由，首相鬆方正義親自出馬，與兒島惟謙院長見面，力陳己見。同時透過綿密人脈，安排親友及前輩，向七位主審法官施壓，要求他們相忍爲國。避免日本外交食言，防止俄國藉機挑釁。多數法官在強大壓力下，立場搖擺，同意尊重日本內閣的重判主張。
大審院院長兒島惟謙，司法歷練二十餘年，深知兩年前頒佈的《明治憲法》雖規定司法獨立原則，但無奈日本行政權獨大，根基未深的司法權，隨時可能胎死腹中。此案動見觀瞻，一旦司法向行政示弱臣服，日後斷難有出頭一天。他馬不停蹄，來到大津，向七位法官痛陳利害。動之以情，曉之以理，挽狂瀾於即倒，成功說服下屬同舟共濟。
法官天職依法審判，日本司法能否獨立，在此一舉。他鼓勵法官：“既然法無明文規定，不能草率判處死刑。堅持原則，拒絕向政治壓力屈服。諸君，捍衛司法獨立，捨我其誰? ”
日本政府聞訊，立刻派出內務大臣西鄉從道與法務大臣山田顯義二人，聯手向法官遊說。沒想到，七位法官以司法獨立爲由，拒絕在審判前，與行政官員見面。法務大臣山田顯義聞訊，七竅生煙，簡直不敢相信，平時溫文爾雅的法官居然敢如此“放肆”，破口大罵：“好個法官，居然如此無禮，豈有此理?”
公判前夕，5月25日，日本總檢察長三好退藏與法務大臣山田顯義，祭出“撒手鐗”，聯名發佈敕令，規定刑法116條可以進行擴張解釋。水來土掩，兵來將擋。法理功底深厚的兒島惟謙，挺身而出，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他微微一笑，《刑法》總則第三條白紙黑字，禁止法律溯及既往原則，新敕令無法適用於“大津”案，殆無疑問。兒島向法官表態，如判決曲解法律，身爲負監督責任的大審院長，將辭職以答天皇，以謝世人。
驚天判決 餘波盪漾
日本司法機關真能無畏無懼，堅持獨立審判嗎?全世界都在看。1891年5月27日，審判正式開庭，證據調查環節結束，三好檢察總長與川目檢察官相繼發言，以加害外國皇族與危害本國皇族相同爲由，力主適用刑法116條;辯護律師谷澤與中山二人，針鋒相對，強調現行刑法並無加重處罰之規定，力陳其非。
重重壓力下，日本大審院特別庭毅然下判：被告津田三藏犯下《刑法》292條謀殺未遂罪，處以終身苦役。判決一出，司法獨立於行政權，初現端倪。日本行政機關，臉上如吃了一記響亮耳光。外交大臣青木周藏、內務大臣西鄉從道、法務大臣山田顯義三人，迫於插手司法不遂，東窗事發，相繼宣佈辭職，以示負責。
而事前態度強硬的俄羅斯，苦於國力日衰，戰爭準備嚴重不足，只能吞下苦果。藉口皇太子尼古拉傷勢不重，日本天皇親自看望，日本政府多次誠懇道歉，居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悻悻地離開日本的尼古拉皇太子，只能私下痛罵：“日本人，真是一羣東方的獼猴!”
後人讚揚兒島惟謙爲日本司法守護神，爲日本司法獨立奠定根基。他義正詞嚴告訴內閣首相鬆方：“下官非才，恭奉天皇任命爲大審院長，職責所在，不管內閣如何討論和決議，其解釋如曲解法律精神者，斷不予以接受。”又表示：“不曲解法律，亦必另有其他維護國家利益之方略。立憲國家如欠缺法律之威嚴與正義，則必然失其存在意義。” 面對多位內閣大臣連珠炮似質問兒島惟謙：“若因此導致日本亡國滅種怎麼辦?”兒島惟謙拍案而起：“日本若因此而亡國，那就讓它亡國吧，至少世人將記得日本曾是一個司法獨立的國家。”
西方國家盛讚，後起之秀的日本，居然能做到司法獨立，讓人眼前一亮，難能可貴。高舉司法獨立大旗的日本，借勢與英法美等多國，修改不平等條約。此案對於日本司法權，最終擺脫行政權宰制操控，以及《明治憲法》引進的三權分立制衡得以落實，影響更爲深遠。
一片讚美聲中，也有學者冷靜指出，本案根據《日本刑事訴訟法》，理應由案件發生地大津地方法院進行審判，卻由最高法院組成特別審判庭，徑行審理，與法不合。大審院院長兒島惟謙未親自參與審判，卻向主審法官發出裁示，也與司法獨立的精髓——法官獨立，存在不小差距。特別法庭多數法官，更是一度態度搖擺。至於刺客津田三藏本人，發監北海道釧路監獄，同年9月29日病死獄中。死因爲急性肺炎，疑點重重，至今仍有人認爲可能系政府謀殺。
大津案四年後，日本再度發生震動國際的暗殺案——清朝重臣李鴻章馬關遇刺，刺客小山半太郎，用手槍擊中李鴻章，導致李中堂面部受傷。暗殺事件連環爆，國際輿論交相指責。明治天皇大怒，下達敕語“嚴戒不逞”。首相伊藤博文祕派特使，要求將犯人判處死刑。但負責審理的山口地方法院的法官鶴岡琢郎，仍然“冒天下之大不韙”，依法將犯人判爲無期徒刑。
法治成功，祕訣何在?
在幕府的長期統治下，日本國民習慣於專制餘習，孤陋寡聞而不以爲然，進退俯仰唯政府之命是從。不知權利義務爲何物?日本司法，爲何能在短時間內，取得如此成功?
原因無他，明治維新後，日本展開急行軍式的近代化開發，全盤西化，引進西方先科技、武器、文化，特別是法律思想及制度，功不可沒。
君不見，1869到1889年，學者尾佐柱猛統計，日本翻譯西方法律著作五百餘部。1870年，日本製度調查局江藤新平，命學者箕作麟祥翻譯《法國民法典》，甚至指示說：“儘快地翻譯，有誤譯也無妨。”大量法學名著改編進入中小學課本，權利、自治、自主思想深入人心，其來有自。
1871年，日本設置司法省，同年設立東京法院，1875年創立大審院。1880年，參照《法國刑法典》的日本《刑法》率先問世，首次確立罪刑法定主義，廢除舊律中罪名模糊的“不應爲罪”。
1889年，明治天皇頒佈日本歷史上第一部憲法，史稱《明治憲法》。1890年推出《行政裁判法》與律師法前身的《代言人規則》，1898年實施《日本民法典》，次年誕生《明治商法》，六法全書爲標誌的法治體系粲然大備。
日本，從農民佔總人口的80%，文盲比比皆是的落後農業國，到非西方國家中第一個趕超西方，世界輿論反響強烈。法國人驚歎：“日本人簡直像從路易十一時代，直接跳進羅伯斯庇爾時代，從鄉間小路突然進入鐵路時代。”英國人難以置信：“文明開化如此迅速，真是不可思議的國家，不可思議的歷史。”
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在《激盪的百年史》一書中，深情回憶大津案法官，懷着日本是法治國家的自豪感，充滿獨立精神作了他們認爲是正確的事情。所奠定的司法獨立，終於開花結果。曾記否，日本檢察官與法官，聯手扳倒時任首相的田中角榮。多少日本高官議員，在司法面前，不得不鞠躬下臺，甚至鋃鐺入獄。
時光匆匆，大津案距今正好一百二十年。以兒島惟謙爲代表的日本法律人，風雨際會，爲所當爲，截斷衆流，發獅子吼，怎不教人感慨系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