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的6月5號，重慶發生了駭人聽聞的“六·五大隧道慘案。”在日軍的疲勞轟炸中，近萬重慶市民涌入位於較場口的公共防空隧道中，後因長時間的高溫缺氧窒息傷亡。這是在長達六年零十個月的日軍對渝無差別轟炸中最令人震驚的一次傷亡，6月5日也成爲了“重慶大轟炸紀念日”。而從1938年日軍對重慶發動第一次試探性轟炸開始，已經過去了整整80年。
站在這一片廢墟之上、身材微胖的攝影師，名叫哈里森·福爾曼。抗日戰爭期間，福爾曼作爲美國合衆社與倫敦《泰晤士報》的代表記者來到中國，走遍瘡痍滿布的大江南北，用手中的相機記錄下了無數戰火下的真實瞬間。
今年年初，福爾曼的50幅精選攝影作品在重慶湖廣會館展出。這些罕見的老照片，向世人披露了1938年-1944年期間，在侵華日軍的無差別大轟炸之下，當時陪都重慶人民不爲人知的生存與生活狀態。
對於大轟炸時期的重慶，《時代》週刊記者白修德曾這樣描述道：
“中國在移動，寧肯逃亡也不願屈服的中國人向西移動，這是遊牧時代以後絕無僅有的景象。”
19世紀末的開阜通商奠定了這座城市現代化的前奏，隨着抗戰後陪都身份的確立，重慶又經歷了空前的人口激增。在喧囂擁擠的街頭，來自全國乃至世界各地的文明和時尚在這裏迅速彙集、傳播。
綠豆湯遇上西式咖啡冰淇淋，中英文標識“洋氣”十足。由此也可以看出，當時重慶的城市經濟文化中，吸收的不只是外來商品本身，還有商業廣告的思維和形式。
1941年的商區：織造廠、大藥房、服裝店、規整精緻，現代化城市的氣息撲面而來。
然而，與朝氣蓬勃的城市現代化同期而至的，是毀滅性的大轟炸。
日軍轟炸下，被損毀的建築物和公共設施不計其數。不過，重慶人展現出來的，卻是一種“小鬼子炸，我們就修”的骨氣。不論身份，不分男女老少，都投入到了重建家園的努力中。
當時重慶的房屋少磚石結構，多用稻草和竹木，人們用腳踩的方式將石灰和稻草攪拌，混合成石膏泥做建築材料。
軍民共築軍事工程，男女齊上陣
保住生產是支撐持久抗戰的重要條件。抗戰爆發以來，中國大地上的工廠也像游擊隊一樣流動了起來。
雖然幾乎90%的工廠或被日軍佔領或在內遷中遭遇破壞，但憑藉航運和人力，13餘萬噸的工業設備，歷經2000多公里內遷至西部大後方。一時間，重慶市內外，無論是重工業還是輕工業，都在敵人看不見的地方隆隆作響。
纖繩因巨大的摩擦力嘎嘎作響，配上回蕩在峽谷間的號子，是最驚心動魄的命運歌。
製革廠搬遷到懸崖底下的防空洞，以躲避空襲
針對當地人用竹子和木頭架起來的“捆綁房”，日軍除了炸彈之外還投下了“特製”燃燒彈。如此，每次轟炸過後，市區常常淹沒在一片火光之中，尤其是“五·三”、“五·四”大轟炸後，彷彿江水都被映紅。
可是，懸崖邊，江面上，只要有空間，山城人都能造房;只要是在中華大地，就都是家園。
國民教育在大轟炸中依舊堅挺。
對於戰時的教育政策，曾有過兩種不同聲音的爭辯：一種主張大學生應中斷學業參軍殺敵;另一種則主張抗戰報國的形式可以有多種。教育，尤其是進步觀念的培養，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形式之一，因此應堅守教育，不該因戰爭而暫停國家的教育事業。
最終，後者的觀念被政府採納，也由此誕生了“戰時教育需作平時看”的前瞻性指導方針。其着眼的是未來，爭取的是更加長遠的民族改造與國家復興。
大轟炸下的一隅教室，一方書桌，孩子們依舊穿着體面。
戰爭縱然殘酷，卻也並非只有傷痛與血淚。危如累卵的形勢中，哪怕一些些極淺極淡的生活氣的點綴，或許就能成爲生命延續的支點。
春節大巡遊的舞龍表演
只要傳統不丟，民族的精氣神就在。
吹口琴的男孩與搬運鋼琴的民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