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英宗正統十四年（1449年）八月十五日，御駕親征瓦剌的明武宗朱祁鎮，被瓦剌可汗也先圍困於土木堡，是日深夜瓦剌軍總攻，明軍全線崩潰，號稱最精銳的數十萬明軍三大營，頓時被打得灰飛煙滅，僅騾馬損失就達二十多萬匹，兵器火藥損失更無算。戰場的屍首堆積如山高，貴爲天子的明英宗，更是慘遭俘虜。明朝名臣李賢更在其《順天目錄》裏悲憤得慨嘆：自古胡人得中國之利未有勝於此者。
這是大明王朝建國以來，最爲慘痛的奇恥大辱。這場載入史冊的悲劇，便是“土木堡之役。”
歷經開國之後，數代帝王勵精圖治，且不斷打造盛世圖景的大明王朝，爲何會這樣輕易一戰摧鋒，落得這般狼狽的失敗？封建時代的史家門談及此事，大多將其簡單歸位明英宗寵信宦官王振，好大喜功，以至貿然親征，自取其辱。而細究起來，事情卻沒這樣簡單。
一：宦官從此腰桿硬
說句公道話，御駕親征的明英宗之所以淪落如此，不止是他個人錯誤。他那幾位英明神武的“仁君”父輩們，好幾個都前後給他挖了坑。
而第一個該負責任的，恐怕得是明英宗的曾祖父：永樂皇帝朱棣。朱棣的一大功業，便是削藩，但這事執行下去，卻有一條做過了頭：當初朱棣削掉了手握重兵的寧王，將其遷至南昌養老，但是寧王先前的屬地大寧，卻被朱棣廢棄，另一重鎮東勝衛，也被東遷到內地。這樣做的後果，就是明朝建立於元朝古都上的重鎮開平衛，從此獨木難支，也不得不於宣德五年（1430年）內遷。原本鞏衛“九邊”的一大屏障，至此不復存在。
而在明英宗的父親，即宣德皇帝朱瞻基時期，這位帝王雖然少年時即跟隨祖父出征，但骨子裏並非銳意開邊的人物，他曾經有首詩贈予邊將們：慎守只需師李牧，貪功何用學陳湯。也就是把家門口守好就行，不必大規模徵繳。
這話道理沒錯，執行起來卻生硬，這時的蒙古草原，正出現了一個大鉅變：瓦剌迅速崛起，除了擊敗韃靼，獨霸草原外，更扶植了本雅失裏的侄孫脫脫不花爲可汗，蒙古三部間的戰略平衡，至此被徹底打破。正統四年（1439年），也先繼承瓦剌可汗後，自稱“太師淮王”，成爲草原實際統治者。這以後的也先，四處南征北討，向西攻克哈密衛，向東控制遼東女真部落，已經擺出全面壓制明朝的架勢。
而對這日益臨近的危險，明朝君臣上下，始終堅持“安邊持重”的戰略，更沒把瓦剌放眼裏，連哈密衛淪陷，都坐視不救。雖然長期以來，瓦剌一直採取與明朝通好的政策，一直沒有發生戰爭，但以也先的野心，這場較量遲早要發生。
而除卻上述外因外，另一個釀造悲劇的內因，其責任，更被後世史家多歸罪於明宣宗：設置內書堂。即在宮廷裏設立學堂，教宦官讀書識字。
在明朝宦官權力演變史上，內書堂的設立，堪稱是個分水嶺。原本宮廷的宦官們不識字，而且對國家大事，也極少有參與權。即使朱棣在位時期，宦官權力提升，獲得的也不過是諸如出使，鎮守等職權，核心的國策運轉，宦官們無法染指。
但內書堂設立後，一切就不一樣了，從這裏學習出來的宦官們，大多清一色分配到一個單位：司禮監。也正從此開始，當內閣有了“票擬”大權後，宦官執掌的司禮監，也同樣有了批閱回覆奏摺以及蓋章的職權，也就是“批紅”。
在後世眼裏，明宣宗的此舉，是明朝“宦官專權”景象的關鍵一步：正是從此開始，原本只是打雜部門的司禮監，具備了國家核心決策的參與權，地位大大提升，更成爲宦官機構中最位高權重的部門。
但是在明宣宗看來，此舉卻很有必要，因爲司禮監這個特殊部門，其興衰本身就與內閣相始終。早在朱元璋在位時代，正是在設立內閣的同年，增設了司禮監這個部門，彼此就是相互制衡的結果。
而隨着內閣有了“票擬”大權，司禮監的職權，也要水漲船高，如果說內閣已經成了國家運轉的發動機，那麼司禮監就成爲必須的掌舵操縱裝置，兩相配合，帝王才能高枕無憂，國家纔可運轉穩定。
然而這時的明王朝，無論“內閣”還是“司禮監”，都還處於初步完備的階段，相互之間的協調運轉，更需有個磨合期。倘若是個成熟穩重的帝王執政，還能確保平穩過渡，偏偏明宣宗三十八歲那年過世，即位的朱祁鎮，只是個九歲孩童。操縱這個剛剛進入磨合期的政治體制，必然要出麻煩。
事實也正是如此，自“正統”年間開始後，明朝這種司禮監與內閣相互制衡的運轉體制，逐漸就變得嚴重失衡，司禮監一家獨大，甚至壓倒百官，宦官王振更權傾朝野。也正是在他的攛掇下，明王朝也最終做出那個瘋狂的決定：明英宗御駕親征瓦剌。只有在一個行政運轉嚴重不正常的體制內，纔會發生如此荒唐的一幕。
而對這樣的麻煩，明宣宗在彌留之際，也不是沒有預警，他的應對辦法，就是留下一個強大的輔政團隊：除了行政能力卓越的“三楊”閣臣外，另有永樂年間的老臣禮部尚書胡瀅，以及戰功卓著的名將英國公張輔。這樣一個文武薈萃的強大陣容，按說足夠確保朝政穩定。
而除了五位大員外，明宣宗的母親，即太皇太后張氏，更有決斷國家大事之權。這位張太皇太后，是明朝少見的女政治家，素以賢德著稱。哪怕輔政團隊不爭氣，張太皇太后也足以壓住局面。
而在正統元年，明王朝更做出了一個重大的改革：內閣完全執掌了“票擬”大權，正式確立了百官核心的地位。從這時看，明王朝的內部政局，依舊運轉正常，後來那場恥辱的浩劫，也絲毫沒有徵兆。
然而最大的漏洞，在這個輔政團隊初步確立時，就已悄然暴露。
二：教書先生王振逆襲
從表面看，明宣宗的這個人事安排，已經近乎完美。
可真運轉起來，卻未必這麼回事，首先是年齡問題，“三楊”當時已垂垂老矣，朱祁鎮登基時，就連最年輕的楊溥，都已有六十三歲。胡瀅和張輔，更是永樂皇帝時期留下的老臣，這個核心執政團隊，年齡嚴重斷層。
而作爲小朱祁鎮身邊最親近的宦官，王振的年齡不詳，卻早就是蒸蒸日上的新勢力。他長期陪伴小朱祁鎮，與小皇帝感情極深，深得寵愛，而且這人性格狡黠，很會來事，早已暗地勾連了各色關係網，權力扶搖直上。自從朱祁鎮登基後，更很快取代了先前的司禮監太監金英，成爲宦官界的首席人物。
必須說明的一點是，這個王振並非是不學無術的草包，早年雖說學業不成，只是個教書先生，但典籍中的權謀學問，也都用得圓熟。更值得一提的是，早在朱祁鎮極小的時候，他就負責督促其學業，更並非像諸多史籍所說，成天攛掇小太子不學好，相反學業抓得很緊，發揮其教書先生出身的行業優勢，把小朱祁鎮教育得有模有樣，因此早在明宣宗在世時，就深得寵愛，非常有名的一個事是：後來朱祁鎮登基早期，一次想踢球取樂，王振知道後立刻攔阻，當場撲通跪倒，流淚勸說朱祁鎮不要沉迷嬉鬧。連一旁的“三楊”老臣，也都感動得不行，連聲稱讚：“宦官中也有這樣的賢良人物啊。”
也正因這份出色的工作業績，所以長期以來，朱祁鎮對於王宦官的感情極深，終其一生，都不直呼其名，始終稱其“王先生。”
而對比王振的出色工作業績，其他幾位被給予厚望的輔政大臣，可就一個個差遠了：楊榮一直以來，貪腐腐敗就是毛病。胡瀅雖說爲官簡樸，但卻不巧犯了大錯：多次遺失官印。楊士奇工於心計，權謀圓熟，但是後院其火，他的兒子在家鄉橫行不法，民憤極大。外加楊士奇也有一政治污點：偏私。不止袒護兒子，就連同鄉犯法，也時常包庇。這有實權的三位重臣，人人都有毛病，而楊溥雖然爲官清正，但權謀水平有限，張輔戰功卓著，但早早解除了兵權，沒毛病的這二位，話語權一直就不大。
如上的情況，長年累月，早就牢牢收在了王振的眼裏。他處心積慮，不但結交文官中的親信，蒐羅各位大員的劣跡，早早捏住了短處不說 ，更四處安插親信，步步爲營爭權。
雖然王振自以爲做的巧妙，但事實證明，他還是着急了一些：正統元年（1436年），王振提拔了自己親信紀廣爲禁軍都督僉事，自以爲做得不動聲色，卻沒瞞住張太皇太后的眼睛。這下碰了大黴頭：張太皇太后立刻行動，將五位輔政大臣和小皇帝朱祁鎮都叫來，繼而宣召王振，當着大家的面，歷數王振各色過錯，並聲言要殺王振，這下可把王振嚇壞，慌不迭的求情，這時九歲的小皇帝朱祁鎮更急壞，甚至不斷的扣頭請罪，求祖母繞過王振一命。一番哭訴後，張太皇太后氣消，也就擡手放了王振一馬。
這事之後，王振老實了好些年，確切說也裝了好些年，見誰都特別謙虛，也讓大臣們放鬆了警覺，而他裝的最成功的，卻是在張太皇太后面前樹立好形象：起初的張太皇太后，確實對王振不待見，甚至隔三差五，都要把王振叫來罵一通，但王振能忍，不但逆來順受，而且極力逢迎，他真正討得張太皇太后歡心的，主要有倆事：一是張太皇太后想帶朱祁鎮外出進香，但羣臣認爲勞民傷財，上奏摺拼命反對，這下朱祁鎮犯了難，不燒香不孝順，燒香就驕奢淫逸，倆下都不討好，卻是王振完美解決這問題：把佛像請進皇宮來，既省錢又孝順，一舉兩得。這下可撓中了太皇太后的癢癢肉，老太太笑逐顏開，不住口誇王振會辦事。
而另一件事，卻更是王振意外收穫：一直以來，王振都想辦法整三楊的“黑材料”，甚至三楊竟窩裏反：福建按察使廖謨因爲小事打死驛丞，廖謨是楊士奇的同鄉，死者卻是楊溥的同鄉，這下倆老同事真翻臉，竟從朝廷一直吵到太皇太后身前，張太皇太后也爲難，還是王振一句話解決了問題：這事不處理難服衆，處理了又寒老臣心，不妨折中下，廖謨殺人有罪，但給楊士奇面子從輕發落，降職調動得了。
一語既出，張太皇太后茅塞頓開，從此就對王振信任有加。而幾位德高望重的老臣，卻因此顏面掃地，彼此關係更就此破裂。
而隨着王振權力日大，內閣四分五裂，王振也乘勝追擊，先是往內閣裏摻沙子，陸續提拔了一批自己的親信進來。對幾位老臣，更是窮追猛打，楊榮貪污事發，不得已黯然退休，緊接着楊士奇兒子殺人事發，爲給兒子脫罪，也只得引咎辭職。剩下的楊溥能力有限，只是個擺設。而隨着正統七年（1442年）張太皇太后病故，王振更肆無忌憚，從此大權獨攬，連朱元璋生前立下不許宦官干政的鐵牌，都偷偷派人砸毀。
掌權了的王振，不經意間，也就開創了明朝政治的新模式：宦官專權模式。
專權的王振，也幾乎呼風喚雨，朝野上下全是同黨，倆大特務組織錦衣衛和東廠，一家被他侄子王山操控，一家被其心腹馬順掌握，朝堂上更全是同黨：工部郎中王佑，主動認他當乾爹，甚至爲巴結王振，鬍子全都剃光，哄得王振哈哈大笑，立刻提拔他當侍郎。這口子一開，好些逢迎拍馬之徒，全都聚攏在他身邊。
這會的王振，也威風到了極點，就連參加宮廷宴會，百官都圍着他朝拜，就跟侍奉皇帝似的。大權在手，自然也胡作非爲，貪污腐敗必不可少，而且就連和他見面，也明碼標價，百兩黃金才能見一面，千兩黃金才能吃頓飯，想要送禮請託，甚至買官跑官，更得下大本錢。
而對不服從自己的官員，王振也手段酷烈，比較知名的事件，除了他把上書揭發自己罪狀的侍講劉球害死，以及惡治不肯向自己下跪的御史李嚴，將其發配鐵嶺勞改外，更創造一種刑罰：製造一種二百多斤的大枷鎖，誰惹了他就要戴上受罰，哪怕僥倖不死，也是重傷。
但是在整人這事上，王振倒也有個好處：顧念鄉情。大儒薛瑄起初被王振拉攏，但隨後看不慣王振所爲，與之憤然鬧翻。王振聞訊大怒，將薛瑄羅織罪名打入死牢，眼看這位後來的明朝學問家，就要冤死錦衣衛詔獄，孰料當天晚上，王振聽到家裏的老僕人偷偷抹眼淚，連忙驚問緣故，老僕人流淚答道：“薛少卿要被處死，所以我才哭的。”然後一番細說，王振才知道，和自己同是蔚州老鄉的薛瑄，在家鄉一直享有盛名。接着王振便改主意，僅將薛瑄罷官了事：畢竟是老家有名望的人物，真弄出好歹來，那就沒臉回老家了。
但大多數的朝臣們，卻沒薛瑄這麼好運氣，被惡整甚至害死的，更是不少。而歸根結底，王振這時的專橫，卻還是來自於明英宗朱祁鎮的全力支持：在整個正統年間，朱祁鎮對於王振，一直信任有加，一是由於自小形成的情感依賴，在年輕的皇帝眼裏，這位嚴厲的王先生，正是自己成長的恩師。二卻是政治需要：朱祁鎮童年登基，親政之前，一直生活在五大輔政大臣與張太皇太后的訓導中，長此以往的訓誡，自然產生逆反，而對他百依百順的王振，就顯得尤其親信。而最重要的一條原因是：在後世史書記錄中，幹盡了太多壞事的王振，這期間做的也並非全是惡行，相反業績也不少。
王振教書先生出身，肚子裏不缺墨水，正統年間做了司禮監掌印太監，幹起工作來，也從不缺小聰明。就拿蒐羅黨羽說，雖然王振的手下，多是徐佑這樣的無恥之徒，但也有王文這樣做事幹練的御史。他整掉的文官重臣們，雖有不少忠良，卻也不乏鉅貪大惡。而且對於許多治國能臣，王振也着力拉攏，比如此時依然擔任江南巡撫的名臣周忱，他此時依然在推行的各項經濟改革，也多得到王振的全力支持。而在正統十四年“土木堡慘禍”前，王振最拿的出手的一項政績，就是著名的麓川平叛。
三：功過爭議，麓川平叛
麓川，位於今天雲南騰衝縣西南，在明朝的全明叫“麓川平緬軍民宣慰使司。”屬於明朝治下的土司政權，由當地思氏家族世代鎮守。
這個土司機構，設立於明朝洪武年間，但是幾年前來，卻經常不消停，時不時就鬧點動亂。等到第三代“宣慰使”思倫發時期，更鬧得變本加厲，宣德年間，就曾多次出兵侵略周邊土司，氣的鎮守雲南的明朝沐國公沐晟憤然請旨，要求出兵討伐。但當時明朝剛從交趾撤軍，實在不願生事，因而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等到明英宗朱祁鎮即位後，思倫發更加變本加厲，大肆侵吞周邊土地，欺壓忠於明朝的各地土司，儼然成了一方豪強。
對這個不消停的土司，朱祁鎮一開始還想忍，甚至還多次免徵其各類稅賦。誰知事與願違，眼看思倫發越發囂張，也終於忍夠了：正統四年（1439年），思倫發大肆侵擾騰衝等地，公然武裝叛明，明英宗也憤然出手，先後派大軍進剿，誰知這思倫發卻極強硬，連續多次擊敗明軍，連明軍統帥沐國公沐晟，也因憂憤交加，甚至暴死於軍中。次年明王朝再度南征，由沐晟之弟沐昂統軍，誰知事與願違，思倫發堅壁清野，打得明軍灰頭土臉，再度勞而無功。
眼看戰局不樂觀，明朝內部的反戰聲也四起，此時依然主政的楊士奇等文臣們，更極力主張罷兵休好。年輕的明英宗，也不免心生動搖。恰就在此時，初掌大權的王振站了出來，二話不說否決了罷兵建議：堅決打！
在王振的力主下，外加張輔等人的支持，明軍對麓川的第二輪征討啓動。王振之所以全力支持此戰，說到底還是爲了樹政績立威，但在這次籌謀中，他卻不是瞎指揮，相反物色了一位得力能將：兵部尚書王驥。
在當時，王驥可謂是文官帶兵的傑出人物，朱元璋之後的明朝文官裏，因爲戰功而封候的只有三人，其中就有他，而在這次大戰前，王驥早就立功頗多，多次出征蒙古，打了一堆勝仗。這次王振命他提督軍務，更開了一個先例：這是明朝歷史上第一次由文官帶兵的大規模軍事行動。
接下來的戰局證明，王振沒看錯人，正統六年（1441年）起，麓川戰役第二階段打響，明軍一改上次的狼狽，打得高歌猛進，特別是發揮火器優勢，在馬鞍山戰役中一次性殲滅思倫發部十多萬人，將其精心訓練的戰象部隊消滅殆盡。倆年以後，王驥再度南下，終於逼迫緬甸方面交出思倫發，這個長期作亂的梟雄，於正統十年（1445年）被王驥斬首，函送京城。
至此思任發敗死，其領地麓川宣慰使司，也被明英宗改爲“隴川宣慰使司”，思倫發的餘部，則由其子思機發帶領，躲在孟養苟延殘喘，而大明的兵威，也將其徹底嚇怕，事後思機發派弟弟入京，請求招撫講和。事情到了這裏，按說該圓滿結束：挾戰勝的兵威，收服思氏家族殘部，便可一舉安定西南。
然而明英宗與王振，對這事卻不這麼看，非要徹底趕盡殺絕。結果正統十三年（1448年）三月，王驥再度率軍出征，這次的戰鬥打的異常艱苦，明軍深入金沙江，一路浴血搜殺，在鬼哭山強行攻堅，終於一舉擊潰思機發，誰知前腳剛班師，思氏殘部又擁立另一兒子思祿發，再度攻佔孟養，這下明軍師老兵疲，只能與之議和，承認了其土司地位。麓川地區，終歸和平。
平定麓川之戰，是土木堡慘禍之前，王振專權時期的最大政績。若以功過論，此戰消滅了一直作亂的思氏家族，穩定了西南局勢，確實功業多多。但王振好大喜功，特別是正統十三年的這次遠征，更堪稱重複勞動。結果徒費錢糧不說，更陷入戰事泥潭。
而更嚴重的後果是，正是由於大批精銳部隊，相繼南下征討，明朝在京城地區的軍事力量，也大爲削弱，後來土木堡慘案的敗筆，也在這裏種下。
四：軍政敗壞埋隱患
雖然征討麓川，留下了諸多隱患，但無論明英宗還是王振，都自然看不到。
而且對照後來的土木堡慘禍，其實更多的伏筆，在明英宗執政的“正統年間”早期，也已相繼種下，論罪過，更難歸於哪一個人。
在經歷了“仁宣之治”的高度繁榮後，正統年間的明王朝，逐漸暴露出諸多問題，首先是土地兼併日益嚴重，這既是封建王朝的自然經濟規律，更與宣德年間後期起，吏治的日趨腐敗有關。
而土地兼併的直接後果，就是流民的大量增加，從宣德年間後期起，明朝的流民問題就越發嚴重，大批的無地農民，爭相向湖廣地區甚至閩浙地區聚集，成爲嚴重的社會隱患。在土木堡之變前，南方的浙江，福建，相繼發生葉宗留，鄧茂七等人的農民起義，廣東也爆發黃蕭養農民起義，逼得明軍不得不大舉南下，換句話說：土木堡前，大明的軍事，一直是多線作戰。
同時天公也不作美，自從明英宗登基後，一直到土木堡慘禍前，明王朝幾乎無年不鬧災，特別是北方的山東，河南，山西地區，更是連年持續不斷的蝗災。這時的明王朝，賑災問題做的還算靠譜，明英宗本人更是連年下旨，督促地方官員開倉賑濟，更頒佈規定：凡是逃荒百姓積欠的賦稅，一律減免。而這時的王振，表現也相當不錯，正統七年（1442年），他還做主減免了明王朝往各地的採辦，減輕百姓負擔，確實善舉不少。
但一個最嚴峻的問題，無論明英宗還是王振，都沒有看到：軍政敗壞。最直接的表現，就是衛所制度廢弛，大批士兵逃亡。
由於土地兼併的劇烈，原屬於軍隊衛所的各類軍屯土地，也大面積流失，外加腐敗滋生，軍戶負擔加重，各地士兵不堪重負，紛紛逃亡。正統年間，明朝進行了多次軍隊戶籍的清理，好些個地區軍隊缺編極其嚴重。比如山東御史李純奏報，山東的好些衛所，一些原先有百多士兵的軍事重地，竟然逃得只剩下一倆個人。
而沒逃的部隊，不但戰鬥力低下，而且供應嚴重不足。比如軍事重地大同，御史張鵬就曾奏報，親眼看到大同當地的駐軍衣不遮體，生活極度困頓。而且軍械質量也下降，就連號稱大明最精銳的高科技部隊神機營，正統四年（1439年）領到的兵器盔甲，好些質量都不過關，根本不能用於戰爭。就連大明最精銳的騎兵三千營，戰馬竟然缺兩萬多匹。這樣的軍隊，根本打不得仗。
如上的各種情況，明英宗不是不知道，每次也都及時辦理。但是問題累計成堆，處理辦法更都是小修小補，根本問題在於，明初確立的衛所軍事制度，這時已經遇到了大麻煩。而還沒等着明英宗解決這麻煩，瓦剌打來了。
五：瓦剌敵人很強大
正統十四年（1449）七月，瓦剌首領也先，藉口明朝削減馬匹價格，悍然發動了對明朝的入侵：中路軍由他親自率領，攻打重鎮大同，東路軍由傀儡可汗脫脫不花率領，攻打遼東，另有阿刺知院率軍，攻打宣府。
這場戰爭的導火索，是明朝與瓦剌之間的“互市”貿易糾紛，然而更深原因是，爲這場戰爭，也先已經準備了很久。
早在正統十一年（1446年）的時候，也先就曾大舉入侵遼東女真，而在當時，已經有諸多大臣警惕到也先的野心，麓川戰役期間，之所以諸多朝臣拼力反對，一大原因正是對北方邊患的警醒。
但在這事上，王振卻眼光極短，這人權謀一流，國家大事的眼光，卻只是末流，最大的能耐，不過是些小聰明，因此多年來瓦剌大肆擴張，明朝基本不管，直到戰火燒到家門口，卻還渾然不覺。
事實是，這次瓦剌的入侵，是明朝自朱元璋時代後，北方面臨的一次巨大考驗，因爲即使永樂皇帝朱棣在位時，對蒙古部落也是打一批拉一批，從來未曾與整個蒙古草原開戰，但這次的瓦剌卻不同，三路的入侵大軍，既有瓦剌本部兵馬，更有傀儡可汗脫脫不花率領，早已臣服瓦剌的韃靼部兵馬。換句話說，這是明王朝自北元瓦解之後，第一次面對蒙古草原部落的聯合入侵。
一邊是歷經多年戰爭磨練，躊躇滿志的蒙古騎兵，一邊是多年來積弱不振，問題成堆的大明邊軍，開戰之後，過程毫無懸念，軍事重地大同損失最慘，當地駐軍主動出兵抵抗，先後在貓兒莊和陽和口被殺得大敗。值得一提是，這兩場戰鬥，明軍表現非常英勇，倆個主將吳浩與宋瑛，都先後爲國捐軀，拼了死命，還是打不過。
敗報傳來，朝野震動。明王朝也火速做出應對，由駙馬井源率四萬大軍出擊大同，誰知井源的大軍剛出發，七月十五日，明英宗立刻做出決定：率領五十萬大軍御駕親征。
做出這個決定，正是由於王振的攛掇，這個鼠目寸光的權閹，大難臨頭尚不知，反而小聰明發作，得知瓦剌軍隊人數極少後，心中也盤算開來：如果集結重兵出擊，打個大勝仗，豈不更能鞏固自己地位？
小聰明的王振，把戰爭想的太過簡單，根本不清楚箇中的殘酷性。外加明英宗年輕，只覺得御駕親征壯懷激烈，也根本沒想操作性，結果這主僕一拍腦袋，大明王朝的戰爭機器火速開動，不到倆天就集結了幾十萬人，七月十七日大軍開拔，留下成王朱祁鈺在京城監國，內閣重臣曹鼎，張益，英國公張輔乃至六部尚書等重臣，全部隨行。也就是說，大明王朝的中央級別官員，三分之二都上了戰場。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這樣一個決定，都堪稱荒唐，一個不懂軍事的皇帝，外加一個拍腦袋的太監，竟然就聯手導演了這樣一場鬧劇般的出征，這樣的情景，放在任何一個政治制度運轉成熟的王朝，都是不可想象的。
而這恰是此時明朝政治最大的短板，明宣宗留下的輔政團隊，早已輕易背擊破，王振爲首的宦官勢力一家獨大，完全壓倒了文官集團，先前話語權極大的內閣與六部，這時全成了王太監的馬前卒。本身文官制度的制衡體制，一個重要的職能，就是對專制帝王的制約，特別是遇到重大抉擇時，這種制約往往可以糾錯。然而在此時，這卻成了空談。
於是，這場出征於七月十七日起，開始了悲劇的情節：大軍出征後就麻煩不斷，先一路遇雨，道路泥濘，行進非常艱辛，很快又遇到了斷糧，好些大臣餓得飢腸轆轆，士兵士氣更是低落，一路抱怨聲不斷。
之所以鬧成這樣，還是王振想的簡單，總覺得打仗就是把人湊起來就好，所謂兵馬糧草，物資供應，戰略戰術，更是想都沒想，這次出征的軍隊總數，號稱五十萬人，但對比正統年間的戰爭就知道：當時南征麓川，以及東南平定鄧茂七，早已抽走了京城相當多的精銳，留守的本身就是些二線部隊，而且以當時越演越烈的軍戶逃亡景象，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再倆天之內湊齊五十萬人，而論質量，這幫士兵的素質更是差，幾乎沒有受過什麼訓練，好些人連刀槍盔甲都沒有，這麼一羣人拉到前線，完全送死。
隨着行軍的進行，越來越多不想送死的大臣們，爭相給明英宗進言，這時輪到王振大發淫威了，凡是進言撤軍的大臣，不是被他罰跪，就是被他編入前線軍隊，等着打仗的時候當炮灰。就連將門之後，成國公朱勇向他奏報，也要“鹹膝行進”。這麼一羣文臣武將，就拿這個太監沒招。
在王振的幾番威逼下，大臣們都不敢在說話了，於是這支沮喪的大軍，經過十多天艱難行進後，終於在八月初一抵達了目的地：大同。此時明朝先期派出的駙馬井源的部隊，已經被瓦剌消滅，瓦剌聞明軍大軍已到，已然後撤二十里，企圖誘使明軍出塞追擊以全殲。
誰知這一次，沒有大臣敢勸，王振自己卻改主意了，到達大同後，親眼看到戰場的慘狀後，王振着實驚了：真實的戰爭，遠沒有想象中輕鬆，自己熱情高漲的跑上來送死，其實是幹了一件大蠢事：結果荒唐一幕再度發生，大軍抵達大同，還沒等着喘口氣，第二天就在王振的攛掇了，明英宗再度下令：班師回朝。
聽說要撤兵，明軍的行動力極其強，全軍火速開撥，如果按照原路撤退，基本萬無一失，然而王振卻又心血來潮，非要回老家蔚州耍威風，這一下大軍又要繞道，改成從紫荊關回京，等於幾十萬士氣低落，疲於逃命的軍隊，直接暴露在瓦剌軍眼皮底下。
這樣做的嚴重後果，大臣們不是不知道，但王振的威風，大家更知道，就連精通軍務的英國公張輔，也乾脆一言不發。而經過多日觀察後，久經沙場的也先，也終於摸清了這支明軍的底，開始嘗試尾隨追擊。
事實是從大同到紫荊關的這一路，原本應該十分安全，早在明朝洪武年間起，這條線上就有明朝的大批衛所，然而時過境遷，各處衛所不是淪陷就是裁撤，這一條線路，早就變成蒙古騎兵的自由通道，於是數萬瓦剌大軍尾隨追擊，很快逼近了明軍。
眼看着火燒眉毛了，王振卻再度犯傻，好不容易確定了從紫荊關回京，誰知王振又犯嘀咕，生怕大軍踩壞了老家的莊稼，眼看就要到蔚州，立刻又下令全軍原路折返，改從居庸關入京，這麼一鬧，等於走了個折返跑，喪失了撤軍的黃金時間。
而在瓦剌大軍日益逼近後，王振也終於做了一個正確的選擇：由成國公朱勇等四員大將，率領五萬騎兵，分頭阻擊瓦剌，結果訓練有素的瓦剌騎兵，給明軍上了一堂生動的騎兵訓練課，三下五除二就將明軍擊敗，即使如此，明軍奮勇的阻擊，也總算遲滯了瓦剌追擊的腳步。再次贏得了三天逃命的時間。
這寶貴的三天，是這支明軍最後的機會。
六：奇恥大辱土木堡
利用這寶貴的時間，明軍星夜兼程，於八月十四日中午抵達了懷來北面的土木堡，只要再堅持走一個時辰（兩個小時），明軍就可安然進入懷來城，這次來去匆匆的北征，也就可全身而退了。
但意外偏偏又在此時發生了，王振因爲運載自己家產 的十幾輛車子沒有到，堅持讓部隊停下來等，一等就等了整整一下午。而瓦剌方面，就趁這寶貴的一個小時，黑壓壓的撲了過來，先佔據了當地唯一一處水源，然後騎兵四處紮營，將明軍團團包圍：御駕親征的明英宗，這下跑不了了。
其實就在瓦剌騎兵追到前，明軍還有最後一次逃生的機會：兵部尚書鄺焚主張，集中最後的精銳騎兵，護送明英宗火速前行，能逃出多少是多少。這本來是最後一樁辦法，然而鐵了心的王振卻不知爲何，堅決不肯答應，這次鄺焚也終於膽氣充盈，和王振當場大鬧起來，最後被衛兵打出，就在爭執間，瓦剌大軍合圍，明朝沒救了。
八月十五日白天，瓦剌大軍集結重兵，向斷水缺糧的明軍發動了總攻，悲劇就此到達高潮：明軍竟然爆發出了強大的戰鬥力，結成軍陣數次打退瓦剌的進攻。眼看強攻不力，狡猾的也先再次耍詐，假裝要與明朝議和。已經苦苦堅守三天，斷水斷糧的明英宗果然上當，眼看瓦剌故意撤出水源地，早已飢渴難耐的明軍蜂擁去取水，就在這時，瓦剌的突襲發動了，明盔亮甲的蒙古騎兵一面高呼着“解甲者不殺”，一面肆意砍殺着失去武器的明軍，原本慘烈的攻堅戰，這下徹底變成一邊倒的屠殺，數十萬明軍土崩瓦解，全線崩潰……
這場浩劫一般的戰敗，整整殺了一夜才落幕：明軍只有千餘人突圍出來，數百文武大臣遇害，數十萬士兵陣亡，釀造這一慘禍的王振，更一併慘死於軍中。而翻開陣亡名單，更令人痛心疾首：內閣閣臣曹鼎等人，乃至戰功卓越的英國公張輔，六部尚書鄺焚等人，全在陣亡之列。大明王朝的核心執政團隊，幾乎全部報銷。這恥辱的一幕，便是土木堡之敗。
然而就在這一系列恥辱中，卻還有一幕場景，即使瓦剌人見到，也不禁動容。
當慘烈的屠殺接近尾聲時，屍橫遍野的戰場上，卻隱然飄揚着一面大明的龍旗，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在數名護衛的簇擁下，淡然的下馬放劍，等待着未知的命運。也先的弟弟賽刊王見狀驚訝無比，經過明朝俘虜的辨認，終於確認了這個驚天的事實：大明皇帝朱祁鎮，被俘了。
這以後的朱祁鎮，承受着淪爲俘虜的恥辱，在瓦剌軍營中，度過了一年多囚徒的時光，更經歷了多次生死考驗。然而值得稱道的卻有一點，無論身處怎樣的險惡局面，受到怎樣的磨難，瓦剌人面前，朱祁鎮一如既往，保持着他的淡然，也先的弟弟伯顏，更對他欽佩不已，甚至到了後來，朱祁鎮得以被放歸時，伯顏竟然一路相送，依依惜別。這個執政失敗的青年皇帝，唯一稱道的，便是一直保有這高貴的氣節。他的雍容大氣，甚至感動了敵人。
但在當時，不論朱祁鎮本人多麼淡然，京城上下，卻真是亂作一團。大臣們除了哭天搶地，就是呼籲遷都，關鍵時刻，卻是代理兵部尚書于謙站了出來，憤怒駁斥了遷都的奏議，定下了整軍備戰的抉擇。八月十八日，監國的成王朱祁玉召開會議，衆大臣怒斥宦官亂政，當着朱祁玉的面吵做一團，並在爭吵中爆發了羣毆，當場毆死了王振的親信太監馬順。因衆怒難犯，朱祁玉當場宣佈王振罪狀，並將王振全家滿門抄斬。九月，朱祁玉正式登基，次年改年號爲“景泰”，正在蒙古當囚徒的朱祁鎮被尊爲太上皇，同時大規模的清算行動展開，諸多王振的親信宦官及黨羽紛紛落馬，全權負責北京防務的于謙整肅內部，調集重兵，安定人心，最終於十一月在北京保衛戰中擊退瓦剌。從此，爲“土木堡慘案”買單的罪過，也僅由王振及其黨羽們承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