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那周，人們被事件發展之快嚇倒，危機好像無處不在。雖然過去十年裏，歐洲幾乎一半人希望戰爭，卻沒人能想象到發生在6月底的奧地利大公暗殺事件會是這場戰爭的導火索。
1914年7月，大部分德國人仍然過得很安心，即使在發生薩拉熱窩刺殺事件之後，局勢依然很平靜，這很大程度是德國政府刻意營造的假象。表象之後的事實是奧地利政府被柏林高層所誘導，把刺殺事件作爲藉口攻擊塞爾維亞，好讓它再一次、一勞永逸地屈服。奧地利和德國的領導人在公共場合都煞費苦心地掩飾他們的真實意圖，所有人都像往常一樣，假裝繼續度假。
在那些對危機感到猝不及防的人中，有一個36歲的柏林銀行家，他有一個奇怪的名字：賀瑞斯·格里利·亞爾馬·沙赫特(Horace Greeley Hjalmar Schacht)。雖然當局一直在故作姿態，精心掩飾，但早在7月初，關於戰爭的流言已經開始在德國銀行圈高層之間流傳。其中從一開始就對局勢看法十分消極的是馬克斯·沃伯格(Max Warburg)，他是聲名顯赫的漢堡銀行家族的成員，以與皇室關係甚密著稱。以不慎重著稱的德皇自己是銀行圈流言的源頭，因爲他堅持要在全國總動員之前通知他的朋友艾伯特·巴林(Albert Ballin)——哈帕格公司(Hamburg-America Line)的老總。也有人說是皇儲泄密，警告他財經界的朋友說雖然表面風平浪靜，但是柏林證券交易所裏的樂觀氛圍是大錯特錯的，德俄之間很可能會爆發戰爭。
亞爾馬·沙赫特只是古特曼的德累斯頓銀行的一位部門經理和助理董事，還沒有資格參加柏林銀行家高層的聚會。雖然他在德累斯頓銀行的地位不高，但作爲沒有家族關係的德國年輕人，他在這個行業已經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並且開始引人注意。危機爆發前的幾個月，他一直在做一筆給布達佩斯的借貸業務，資金由德國、瑞士和荷蘭銀行組成的國際財團提供。之後，瑞士銀行家菲利克斯·索馬萊(Felix Somary)評論道：“他的風頭蓋過同事，那些腰纏萬貫的富豪們的兒子們以及那些趨炎附勢者”。
沙赫特留着軍人般的小鬍子，短髮從中間分開，很容易被人認作是普魯士軍官。他走路時腰背挺直，像是那種“被訓練出來的奇怪的步法”。他僵直的姿態，再加上他最喜歡的漿挺的、高高的、閃着微光的賽珞璐領子，顯得有點誇張。但他既不是普魯士人，更無論如何都跟軍人扯不上關係。他出生於一箇中產階級下層家庭，來自德國與丹麥接壤的地區，在整個王國最國際化的城市漢堡長大。
終有一天沙赫特會因他無盡的野心和追求成功的強大意志而出名，這種個性部分來自於對他父親長期失敗的自然反應。他的父親威廉·利昂納德·路德維希·馬克西姆利·沙赫特(Wilhelm Ludwig Leonhard Maximillian Schacht)生於北石勒蘇益格(North Schleswig)西海岸。
威廉·沙赫特是一個鄉下醫生11個孩子中的一個。1869年，因爲對可能會應招入伍的前景感到不快，沙赫特和其它四位兄弟移居到了美國，並在那待了七年。雖然他變成了一個美國公民，但卻一直未能站穩腳跟，一直不停地更換工作。最後，到了1876年，他決定返回德國。
他返回之際，恰巧普法戰爭帶來的經濟繁榮正在結束，衰退正在來臨，因此他的運氣並沒有好到哪兒去。之後的六年裏，他從事過各種職業，但卻無一成功。最後，他找到一份公平保險公司(Equitable Insurance Company)的工作，之後的30多年他都呆在了那家公司。沙赫特對他父親有些牴觸情緒，宣稱他就是一個“不知疲倦的流浪者，永遠不會在某一個地方安定下來”。與他父親的軟弱無能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沙赫特有着無以倫比的野心，以至於他在自傳裏忍不住說，他在25歲之前就比他父親賺錢更多了。
與他笨拙且已退休的父親相比，他的母親康斯坦·賈斯廷·索菲·馮·埃格斯(Constanze Justine Sophie von Eggers)就顯得“敏感、快樂，並且感情豐富”， 即使是在最艱難的時候，她都保持的快樂的心態，把全部的熱情都投入到家庭中去。康斯坦·賈斯廷·索菲·馮·埃格斯生於一個長期向皇族提供服務的丹麥家庭，同威廉·沙赫特結婚其實是把自己的社會地位降低了一大截。她祖父是國王的法律顧問，曾致力於農奴解放，負責過18世紀末的丹麥貨幣改革。但其家族逐漸沒落，年輕的康斯坦·馮·埃格斯沒有獲得任何遺產。1869年她遇到當時還是身無分文的窮學生威廉·沙赫特，之後跟隨他去了美國，三年之後在美國結婚。
1877年，也就是全家返回德國幾個月之後，亞爾馬·沙赫特生於北石勒蘇益格的小鎮廷萊夫(Tingleff)。孩童時代的他，因爲父親頻繁換工作而不斷搬家，1883年，他們最後定居在漢堡。19世紀末的德國充滿了矛盾。沙赫特生活在歐洲最嚴厲的階級制度——實際上是最嚴格的等級制度之中，君主獨裁統治，容克軍事架構以及精英階層受教育的體系，然而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他成功地拉近了作爲小職員或教師的中產階級下層與上層之間的距離。其實早在1886年他9歲的時候就被吸收進約翰諾伊姆學校(Johanneum)——漢堡最好的預科學校接受最嚴格的古典教育，在那他主修拉丁文、希臘語和數學。
他不能夠完全擺脫階級壓迫帶給他的困擾，因爲家庭貧窮，他的學校生活充滿了羞辱。由於受到那些富裕學生的冷嘲熱諷，他不得不獨來獨往，努力學習，盡職盡責。1895年，他從約翰諾伊姆學校預科畢業進入大學，最終獲得瞭解放。
他繼承了德國人愛轉校的傳統，在柏林、慕尼黑以及萊比錫待過幾個學期，1897年的冬季學期則是在巴黎度過的。他一開始主修醫學，並在文學和語言學習方面頗下功夫，最終以政治經濟學專業畢業，並繼續以“英國18世紀的重商主義”爲題目撰寫博士論文。
拿到博士學位以後，沙赫特開始從事公共關係職業，開始是在一個出口同業公會，同時兼職爲一份普魯士雜誌寫經濟評論。他勤奮努力並且非常可靠，急切地想給他將要接觸的銀行家和商業巨頭留下深刻印象。1902年，他終於引起德累斯頓銀行某個董事會成員的注意，並在那得到一份工作。他升職很快，1914年就已經成爲柏林一家大銀行的中層管理人員。
那時的德國，像沙赫特這種家庭背景的人只能從軍隊或者文職中獲得前進的機會。然而在戰前幾年裏，德國正在由一潭死水似的西歐邊緣的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甚至有超越英國的勢頭，其經濟發展爲許多野心家提供了無可限量的商業機會。對於銀行家來說，這更是千載難逢的機遇，因爲沒有哪個國家的銀行有這麼大的勢力。雖然作爲國際金融中心，柏林仍不能與倫敦或巴黎相提並論，但德國大的商業機構控制了本地的經濟命脈，長期以來都是工業資本的主要提供者。
沙赫特極力用他那呆板的外交造型掩飾他內心的不安，而他似乎有種獲得關注的天賦。1905年，因爲英語流利，他和另外一名德累斯頓銀行董事會成員被派往美國，獲得了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的接見，並獲得對一個年輕銀行家而言更爲重要的機會：他們受邀到J.P.摩根的股東餐廳去共進午餐。婚姻也成爲他進階的階梯，他娶了一個普魯士警官的女兒，這個警官曾被指派去爲王室服務。
沙赫特眼見着國際危機不斷髮展，直到7月底，他還一直希望事件能夠通過外交手段得以解決。雖然他堅持戰爭絕不可能爆發，但這種論斷絕對是他的癡心妄想和一廂情願。他在德國發展的很好，戰爭爆發可能會讓他失去很多，而且他很難看着他的國家陷於戰爭而無動於衷。雖然有着自由主義的家庭背景，他卻是典型的德皇統治下的附屬品：遵從、不問是非的國家主義傾向以及爲國家及其物質和知識成果而倍感自豪。
像大部分其他德國銀行家和商人一樣，他堅信罪魁禍首是英國。作爲一個霸權衰落的國家，英國陰謀阻止德國應該獲得的強國地位。正如他之後所寫，“德國在世界市場上的發展進步已經引起那些老牌工業國家的敵視，他們感覺到市場地位受到了威脅”，特別是英國，“它建立了一個強大的聯盟，簽訂協議直接對抗德國”，想把德國包圍起來。
1914年7月最後幾天，戰爭的流言和對流言的反駁互相激盪。柏林陷於戰爭聲浪的漩渦，充滿着歇斯底里和不安的氣氛。從德累斯頓銀行總部到貝貝爾廣場上的歌劇院，沙赫特有一個就近的位子，可以觀看下面的街道上正在上演的宏大史詩。每一天，巨大的人羣都會在菩提樹大街的古羅馬邊境城牆下游行，高唱着《德意志，德意志，高於一切》和其它愛國歌曲。那一週，憤怒的人羣有幾次幾乎要涌入俄國大使館，而這一切就發生在離他辦公室幾個街區的不遠處。
最後，7月31日(星期五)下午五點，近衛團(Grenadier Guards)的一箇中尉爬上了坐落在德累斯頓銀行辦公室外菩提樹大街正中的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的騎馬雕像，宣讀一份以德皇的名義的公告。俄國已經下令總動員，戰爭的陰雲籠罩着德國，雖然離宣戰還有一步，柏林已置於全面的軍事管制之下。
8月3日，德國對法宣戰，軍隊爲了攻打法國，第二天早上入侵了比利時。從1839年起擔保比利時中立地位的英國向德國發出退兵的最後通牒。8月4日午夜，過了通牒規定的最後期限，英國對德宣戰。
戰爭開始的前幾天顯得相對和緩。德國似乎正在平穩地度過掃蕩了歐洲的金融風暴——在沙赫特看來，德國的形勢比英國好多了。雖然有過幾次小的崩盤——7月最後一週股票大跌，幾家德國銀行陷入困境，但一般公衆卻還保持着平靜。全國各地的一些小型儲蓄所的門外排着長長的隊伍，大部分都是本地的僕人和工人，他們耐心地等待在城市儲蓄銀行外面，把他們的儲蓄取出來。然而卻沒有人像往常戰爭發生時要求支取黃金，在開始的幾天裏，德意志銀行的5億美元的黃金儲備只減少了2500萬美元。
德意志銀行爲應對戰爭爆發做了幾年的準備，這並不是什麼祕密。早在1911年阿加迪爾危機後德國就開始認真地做財經方面的基礎研究，那時德國爲了爭奪摩洛哥處心積慮地挑起與法國之間的爭端。危機中期，德國受到了金融恐慌的嚴重打擊。股票市場一天內暴跌30%，公衆開始失去信心，全國爆發了銀行擠兌，並開始要求用貨幣兌換黃金。這種潮流在整個國家風起雲涌，而德意志銀行在一個月內就損失了1/5的黃金儲備。據傳聞，這種狀況是由法國和俄國的資金提取引發的，而法國財政大臣精心策劃了這一切。德意志銀行的黃金儲備馬上就要低於能夠應付現金支付的最低法定儲備金率。面臨着取消金本位的恥辱，德皇凱撒只能看着法國接管摩洛哥的大部，毫無反擊之力。
幾個月後，心靈創傷還未平復的德皇召集了一批銀行家，其中包括德意志銀行行長魯道夫·馮·哈芬施泰因(Rudolf von Havenstein)，詢問他們德意志銀行是否有能力爲一場歐洲戰爭提供支持。當這些銀行家表現出猶豫的神色後，他告誡他們：“下次我問你們這個問題時，希望從你們這些紳士們口中得到一個不同的答案”。
在這段插曲之後，德國政府下定決心，不能再被金融問題所困惑了。政府要求銀行加強他們的黃金儲備，德意志銀行把儲備從阿加迪爾時期的2億美元增加到1914年的5億美元，相比較而言，英格蘭銀行卻只有2億美元的儲備。政府甚至重啓了一項早在18世紀由腓特烈大帝(Frederick)最初構思的計劃，成立黃金戰爭基金，把價值7500萬美元的黃金和白銀存放於柏林西郊斯潘道要塞(Spandau)中的朱利葉斯城堡(Julius Tower)。同時，爲了禁止法國策劃的摩洛哥危機事件的再次發生，德意志銀行命令各銀行限制外國人能夠提取的存款量。
通過這些措施，1914年8月德意志銀行已經擁有足夠多的黃金儲備，他們充滿信心能夠避免1911年的悲劇重新上演。一旦危機擡頭，從7月31日起，德意志銀行先發制人地暫停黃金兌換。
但是當沙赫特看着身着迷彩制服的士兵們排着一列列長隊，穿過柏林街頭歡呼的人羣時，他忍不住想起俾斯麥親王(Prince Bismarck)。這位鐵血宰相在位期間一直在努力確保德國在歐洲內不被孤立，以至於面臨和俄國和法國的兩線作戰。他17歲時曾參加頌揚這位親王的火炬遊行，那時79歲的俾斯麥已經退休，住在漢堡城外的撒克遜森林(Saxon Forest)裏的腓特烈斯魯莊園(Friedrichsruh)。這位老人“極其嚴肅，好像已經預見未來世界的沉重和黑暗”的形象給沙赫特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他總是會想，俾斯麥在用他那深邃的目光直視着他，訓誡他和其他人“不要讓我終身致力的工作毀於一旦”。年輕時的沙赫特就有着大膽的想象，對他的命運有着宏偉的規劃。(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