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德華·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是近代英國傑出的歷史學家，影響深遠的史學名著《羅馬帝國衰亡史》一書的作者，十八世紀歐洲啓蒙時代史學的卓越代表。
1737年4月27日，吉本出生於倫敦附近的普特尼鎮一個富有家庭，據他追記，其家族在14世紀時開始擁有土地。到16世紀後期，其遠祖已獲得縉紳的稱號。他後來在回憶錄中頗以其出身門第而自豪:"我出生於一個自由而文明的國家，一個科學和哲學的時代，一個門第榮耀、家資富有的家庭。"父親是國會議員，母親共生了7個孩子，吉本爲長，也是唯一的幸運者，其它幾個早就夭折了，但他的童年時代也是不幸的，自幼病魔纏身，幾乎接近死亡的邊緣。多病的身體，加上母親的早逝(在吉本10歲時)、父親的嚴厲，他從小就磨礪了頑強不屈的意志，形成了沉默內向的性格，他由姑母撫養，年少時多病，喜歡讀書，在《我的作品和生活回憶錄》中提到自己早就發現歷史是自己"特有的糧食"。
吉本最初所受到的教育多是不正規的，1749年(12歲時)，他到西敏寺學校上學。後因身體不好，不得不中途輟學。通過刻苦自學與獨立思考，此時他已掌握了日後成爲一個偉大史家所應具備的許多方面的知識。這種學習特點，保持在他一生之中。從1752年起，他的健康狀況好轉。是年4月，他父親把他送到牛津大學莫德林學院就學，當時只有15歲。他對世界歷史懷有很濃的興趣，從古代而及於近代，幾乎盡讀所能得到的關於阿拉伯、波斯、蒙古和突厥史的英文著作，在他閱讀的書單中也列入了中國史籍。可是過了一段時間以後，學院生活使他失去學習興趣。他更換了一位導師，這是一位"只記得薪俸，不記得職守"的人，對學生既不指導，也乏管理，雖同住一院，卻只見過一面，儼然路人。吉本深感無聊，稱這段日子爲修道院生活，時常離校出遊，學院也不加約束。他自幼即對宗教爭論感興趣，惑於天主教祕義的姑母對他也有所影響，牛津的沉悶氣息並不能爲他解疑釋惑。相反，他認爲大學要求學生對三十九信條表示信奉之舉是"裝樣子多於誦讀，誦讀多於信奉"。在彷徨苦悶之中，他接受了化體說，改信了天主教。當時他還自認是受良心驅使，但多年以後自己承認當時過於幼稚，致爲詭辯所惑。的確，他這時才16歲。父親老愛德華得知此事，既驚且痛，向校方舉發。學校雖能寬容吉本的懶散，卻不能容忍他的改宗，吉本從此離開了牛津大學。
洛桑五年
父親爲了補救，重新擬訂教育計劃，把兒子送到瑞士洛桑去讀書。老愛德華爲兒子選定的導師兼房東是一位加爾文宗牧師，名叫帕維亞爾，是位博學多識的老師。1753年6月底，吉本來到洛桑，就下榻在導師的家裏。帕維亞爾在一封信中記下了對新來學生的印象:"瘦小的身材，碩大的頭顱，以超人的才能和卓越的議論，爲天主教進行了前所未聞的辯護。"面對這個天資極高而又堅信天主教的學生，帕維亞爾爲他訂下週密的學習計劃，循循善誘，把他一步步引向學問的高峯。在這個簡樸的家庭裏，缺乏莫德林學院那種講究的宿舍和周到的服侍，但卻有着大量的圖書和自由的學習空氣。從1753年到1758年的五年時間裏，吉本無論在思想方面還是學業方面都有極大的進步，爲他後來的事業打下堅實的基礎。吉本取得的第一項收穫是在宗教信仰方面。來到洛桑一年半後，他放棄了天主教，重新皈依新教。他承認帕維亞爾的教誨對於他的轉變起了重要作用，但他認爲最主要的還是通過自己的反思。他逐漸認識到《聖經》所描述的許多現象並不能爲人類感官所感知，於是"羅馬的種種信條就像夢一樣地消逝了。"1754年聖誕節，吉本到洛桑的教堂領受聖餐。然而這只是他的宗教觀在前進中的第一步。隨着吉本對哲學與自然科學的研讀和他的理性主義世界觀的形成，他接受了法國啓蒙思想家所傳播的自然神論的觀點，從而掌握了在《羅馬帝國衰亡史》中對基督教傳統教義、信條進行批判的武器。吉本在帕維亞爾指導下主要攻讀拉丁文古典名著，兼習希臘文著作。他的課業包括四大部分:歷史、詩、演說辭和哲學。在兩年多的時間裏，幾乎是竭澤而漁了。他還廣泛閱讀近人著作，涉及數學、邏輯、政治、法律等方面，其中包括啓蒙運動時期法、英思想家孟德斯鳩、約翰·洛克等人的著作。他還通過通信向巴黎、蘇黎世、哥廷根等大學的教授請教。在離開瑞士之前，他還求見慕名已久的伏爾泰。年過花甲的大思想家在洛桑別墅裏接待了這個才逾弱冠的青年。在洛桑，他曾熱戀過一個姑娘，但由於父親的反對，這段愛情很快中斷了，吉本說，"作爲一個情人，我只能嘆息;作爲一個兒子，我只得服從"。此後，他終生未娶，把畢生的精力與心血全部傾注在著述活動中。1758年4月吉本離開洛桑返回英國。後來他把居留洛桑的這五年稱作"幸運的流放"。
初入政壇
吉本返英以後，過着富裕而悠閒的生活。他不甘寂寞，以藏書和讀書爲遣。他曾寫道:"在閒暇中我親愛的伴侶是革命以後的英國作家，他們呼吸的是理性和自由的空氣;"並認爲這種閱讀對於自己深受法語影響的國語也能起到純潔的作用。他的社會工作極少。七年戰爭期間，當過一段時間義務職的國民軍軍官。這一階段的戎馬生涯，吉本認爲，對他成爲一個歷史學家，無疑是頗爲有益的。他曾兩度當選議會下院議員，當時正值北美獨立戰爭，他的立場是維護母國利益，反對殖民地獨立。一本法文傳記說，他在議會八年，對重大問題都深思熟慮，但他從來不曾鼓起勇氣，展示才華，在公共場合講過話。由於得到首相腓特烈·諾斯勳爵的賞識，吉本曾在政府部門當過三年的貿易殖民專員，他本人承認，這是一個負擔不重而薪俸頗厚的位置。可以看出，吉本對於政治不抱多大興趣，但對著書立說卻有強烈的願望。吉本開始從事著述生涯，首先選定的是文學領域。他留學國外時，深感處於哲學時代的法國，對於希臘和羅馬文學漠視，歸國後打算寫一本書呼喚法人對古典的重視。1761年書成，用法文出版，書名爲《論文學研究》。這部簡潔的著作，是用法文撰寫的，充分顯示了作者對古代史家們的瞭解，對羅馬共和國政制與法律的關心，對孟德斯鳩著作的熟悉。尤其是後一點對其後寫作《羅馬帝國衰亡史》一書發生了直接的影響。這本小冊子在法國、荷蘭得到好評，但在該國卻受到冷遇。這也標誌着他"文學處女時代的終結"。
1770年，他又撰寫了一本題爲《評〈伊尼特〉第六卷》的小冊子，批駁沃伯頓主教對維吉爾這部名著的歪曲。這是吉本用英文出版的第一本書，由於內容系針對沃伯頓這個氣焰薰天的人物，所以不曾署名。他在書中指出古代立法者從未製造祕義，伊尼斯也從未躋身於立法者，沃伯頓的種種臆說是對詩人的損害。一位名叫哈利的學者曾經評論說，沃伯頓對維吉爾第六卷的解釋，多年來不曾受到觸動，一位卓越但匿名的評論家在一篇公正而富於勇氣的古典文學評論中"徹底推翻了這個設計拙劣的建築物，也暴露了這個傲慢的設計師的驕橫與無能。"沃伯頓未敢應戰，這本小冊子漸漸闃然無聞。然而從這裏人們可以看到吉本敢於向教會權威挑戰的勇氣。吉本自幼培養起對歷史的興趣，然而他起意當歷史家的念頭卻是在他服役於國民軍之時。他最初考慮的課題並不是羅馬帝國，而是"法王查理八世遠征意大利"、"沃爾特·雷利爵士傳"，"瑞士解放史"，"美第奇家族統治下的佛羅倫薩共和國史"等許多題目，經過選擇，選定了"瑞士解放史"的題目。1767年，他同好友戴維爾登合作，用法文寫出一卷，在一個文學俱樂部中宣讀，未受歡迎。休謨在信中對於此書用法文撰寫也不表贊同。吉本最後承認此舉失敗。至於撰寫羅馬史的設想，還應追溯一下他前幾年赴歐洲大陸的遊歷。
立志著述
1763年1月，他離開英國，前往歐洲大陸漫遊。先在法國巴黎呆了一段時間。其時正值啓蒙運動處於高漲之際，各種啓蒙思想猶如洶涌澎湃的春潮，衝擊着腐朽落後的封建堡壘，從而使法國成爲歐洲各國啓蒙運動的中心。在巴黎期間，他與德尼·狄德羅、達蘭貝爾、克勞德·阿德里安·愛爾維修、霍爾巴赫等"百科全書派"的著名學者過從甚密。這派學者以徹底的機械唯物論爲武器，勇敢地向宗教神學和封建勢力挑戰的革命精神，對他的思想發生了有力的影響。然後重訪洛桑，拜謁老師帕維亞爾。1764年，他暢遊意大利，到處探求古蹟，尋訪名勝，懷千年之往事，發思古之幽情。對羅馬這座永恆之城，更是流連忘返。他寫道:"我踏上羅馬廣場的廢墟，走過每一塊值得懷念的--羅慕洛站立過的，西塞羅演講過的、愷撒倒下去的--地方，這些景象頃刻間都來到眼前。"10月15日那天，在憑弔古羅馬遺蹟時，他縱覽古今，浮想聯翩，決心寫出一部羅馬衰亡史。後來他在《回憶錄》中寫道:"當我置身在卡皮托爾的廢墟之中，獨自冥想，聽到赤腳托鉢僧在朱庇特神廟中唱着晚禱辭，編寫羅馬城衰亡史的想法，首次涌上了我的心頭。"
鴻篇鉅製
1770年，其父去世。忙畢父親的喪事以後，他在倫敦定居下來，開始撰寫《羅馬衰亡史》。最初，吉本把主題侷限在羅馬一個城市衰亡的歷史上，後來他決定把範圍擴大，編寫一部整個羅馬帝國衰亡的歷史。
在寫作這部宏篇鉅著時，作者刻意加工，精益求精，第一章曾三易其稿，第二、三兩章也寫了兩遍，著名的第十五和第十六章，曾作過三次刪改，把原先一大卷篇幅,精煉爲現存的兩章。第一卷於1776年出版。同年，著名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發表《國富論》，美國發表了劃時代的《獨立宣言》。然而，《羅馬帝國衰亡史》的出版，被認爲是當時學術界的一件大事，立即轟動了英國文壇。書出版後，即被爭購一空，短期內印行了三次，成爲那時的一部暢銷書，並獲得了著名史家大衛·休謨、羅伯特遜和佛格生等人的好評。其中佛格生在給他的信中讚揚道:"您已經爲英國典籍增添了一筆巨大的財富，如同修昔底德對他的同胞所說的那樣，您已經爲我們留下了一部不朽的寶籍。"不過，書中第十五、十六兩章，因抨擊了基督教會，在宗教界中引起了軒然大波，遭到了教會人士的猛烈攻擊。1779年，他發表了有名的《辯護詞》給予回答，顯示了作者對這些無理指責的絕不屈服的鬥爭精神。他繼續將書寫下去。1781年，《羅馬帝國衰亡史》第二、三卷出版。在此期間，他曾被選爲國會議員(1774年)，還寫過一篇《辯白書》(1779年)，爲政府有關部門所賞識。他並不想在仕途上鑽營。以後雖再度被選爲議員，但他對政治活動已感厭倦，便決意退出政界，專心寫作。1783年辭去議員職務後，他隨即將自己多年收藏的書籍運往洛桑，潛心著述，去完成他的鉅著。
1787年6月27日深夜，吉本寫完了最後一章。他在記述完成這一長篇鉅著的心情時，寫道:"我擱下筆，在陽臺和樹木遮蓋的走道上漫步徘徊着，從這裏可以眺望到田園風光，湖光山色。空氣是溫馨的，天空是寧靜的，月亮的銀輝灑在湖面上，整個大自然萬簌俱寂，我掩飾不住首次如釋重負以及由此也許確立我聲譽時的喜悅之情。"翌年5月8日，《羅馬帝國衰亡史》四、五、六卷同時出版之日，正值他51歲生日之時(經1752年的英國曆法改革，吉本的誕辰爲5月8日)，吉本說這部書花去了他一生中20年的時間。事實上，作者爲此嘔心瀝血，付出了畢生的精力。《羅馬帝國衰亡史》的全部問世，博得了歐洲學術界的一片讚揚。亞當·斯密特地寫信向他祝賀，稱這部書使他可以列入當時歐洲文史界之首位。
過早病逝
此後幾年，吉本開始寫一部自傳體的作品《回憶錄》(在他死後兩年出版)。1793年他因友人病故，返回英國奔喪。旅途的疲勞，過度的悲痛，使他的身心健康受到很大的損害。從此，他不僅身體逐漸衰弱下去，而且也失去了內心的平靜。1794年1月16日，他在倫敦逝世。病魔過早地奪走了這位偉大史學家的生命，終年只有57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