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日軍“慰安婦”問題受到世人的關注，其實不過是近20年以來的事情。雖然早在1973年，日本人千田夏光的《從軍慰安婦》就已問世，而且到上世紀80年代之前，韓國的小說、電影、研究著作中也有零星提及這一問題，但是並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戰後韓國社會長期處於軍事獨裁政權之下，社會也沒有開放到可以公然談“性”的階段。就這樣，這一問題幾乎沉默了30年之久。
不過，沉默不一定就意味着遺忘。在這30年裏，有一個人一直對此心懷疑問，無法釋懷。她就是梨花女子大學的尹貞玉教授。尹貞玉出生於殖民地時期。1943年，她就讀於梨花女子專門學校(梨花女子大學前身，以下簡稱“梨花女專”)家庭學系。那年，她十七歲。當時正值朝鮮的未婚女性以“勤勞挺身隊”的名義被日本帝國主義大量動員到軍需工廠、前線的時期。11月的一天，一羣日本人來到梨花女專，發給每個學生一張表格，不加任何解釋，就讓她們在上面簽字。學校老師也按照指示慫恿學生照做。幸虧尹貞玉的父母提早得知了內情，第二天立即讓她退學，才使得她逃過此劫。尹貞玉雖然倖免於難，但她心裏卻始終割捨不下被日本人招去的小夥伴們。解放後，她到處打聽那些以“挺身隊”名義被動員去的同學們的下落，令她不解的是，男孩子們很多都回來了，女孩子們卻不知去向。當時，尹貞玉花了一週時間，每天跑到首爾火車站，逢人就問是否知道女子挺身隊隊員的下落。在她的死纏爛打之下，才漸漸追問出女孩子們是被送去當慰安婦、客死他鄉了。所謂的“勤勞挺身隊”，雖然名義上宣稱是“勤勞奉公”、爲國勞動，但是當時很多朝鮮少女就是以這一名義被拐騙過去，最後落入充當日軍“慰安婦”的火坑。尹貞玉得知真相後，在後怕之餘，更多的是對那些被日軍蹂躪的女同胞們的愧疚。成爲梨花女大的教授後，尹貞玉將這一份愧疚化爲責任感，不斷蒐集資料，等待時機爲那些不幸的小夥伴們沉冤昭雪。
20世紀80年代，伴隨着民主化進程，韓國的女權運動也邁上了一個新的臺階。性買賣、性暴力、兩性平權等成爲女權運動集中關注的話題。尤其是韓國教會女性聯合會強烈批判自朴正熙政府時期開始推行的“賣春觀光”(性旅遊)，並戲稱主要以日本男性遊客爲主的“賣春觀光”堪稱現代版的“慰安婦”制度。針對美軍提供性服務的“基地村”、針對日本男性的“賣春觀光”等以男性爲中心的國家利益之名而任意操控女性的戰後這一現實，也賦予了“慰安婦”問題以新的時代意義。1987年，尹貞玉教授和韓國教會女性聯合會走到了一起。她們一方面開始尋訪原“慰安婦”的蹤跡，一方面開始聯絡國內各界女性團體，並於1990年11月，發起成立了團結韓國各大女性團體力量的韓國挺身隊問題對策協議會(以下簡稱“挺對協”)。自那以來，“挺對協”一直是韓國最大且最具權威的旨在解決“慰安婦”問題的民間公益性運動團體。在此之外，尹貞玉教授還牽頭成立了專業的研究機構——“挺身隊研究會”(現“韓國挺身隊研究所”)，從研究領域支持“挺對協”的活動。
日本政府爲了掩人耳目，於戰敗之際下令銷燬了大量關於“慰安婦”的檔案資料。因此，爲了跟日方交涉，原“慰安婦”證人的存在就顯得很有必要。雖然尹貞玉教授於80年代就曾到衝神等地尋訪過原“慰安婦”，但是要讓傷痕累累的老人親口說出這一段往事談何容易。就在“挺對協”苦苦等待之際，1991年7月，終於出現了一位名叫“金學順”的老人。她主動找到相關負責人，並說明了自己來訪的意圖：
“我叫金學順(當時67歲)。最近看新聞，發現像我這樣的人(原“慰安婦”)尚且忍辱吞聲，那幫神人共憤的壞蛋們卻在說謊，我實在看不下去了。我沒有丈夫，也沒有孩子，就我獨自一人，因此也沒有什麼好顧慮的。上帝讓我活到現在，好像爲的就是今天，那我就把該說的都說出去吧。”
就這樣，1991年8月14日，金學順老人以親身經歷爲證詞，成爲第一個站出來揭露日軍強徵“慰安婦”暴行的活證人。上世紀90年代初，韓國社會的女性貞操觀念依舊很強，金學順老人此舉無異於響徹隆冬的春雷。繼她之後，其他的“慰安婦”受害者也受到了鼓舞，開始陸續出來作證。“挺對協”方面旋即於1991年9月開通“挺身隊舉報電話”，鼓勵受害者揭露事實、捍衛正義。同時，“挺對協”極爲重視這些活證人的證言，系統地聽取、整理她們的口述資料，前後出版了7卷原“慰安婦”口述資料集。不僅如此，“挺對協”還於1991年1月8日開始組織每週一次在日本大使館門口舉行的“週三集會”，敦促日本政府正視歷史，早日解決“慰安婦”問題。20餘年來風雨無阻的“週三集會”，現已舉行1200餘次，儼然成爲韓國“慰安婦”運動的一大象徵性活動。
“慰安婦”受害者老人至今飽受身心折磨，解放後回國無依無靠的人佔了很大一部分。“挺對協”從一開始就十分關注對她們的物質性幫助，並向政府施壓，於1993年6月推動國會制定了相關法律，從醫療、住宅、生活補助等方面給老人們帶去切實性的關懷。韓國的佛教界也出資建立了“分享之家”，爲部分原“慰安婦”老人提供生活場所。不過，雖然“挺對協”和政府都鼓勵受害者申報受害事實，但是截至目前，向政府申請登記的受害者只有238名。換言之，數萬名的受害者或早已殞命於慰安所和戰場，或礙於社會壓力而依然被禁閉在沉默與傷痛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