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十月革命之前，日本京都大學的一些教授就已經開始了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而我們今日所用的漢字如“革命”、“精神”、“社會主義”等專有名詞都是那時的日本社會主義學者研究翻譯而來的。中共早期領導人中不少都有留學日本的經歷，李大釗早在1913年便赴日本留學，廖承志生於日本，周恩來、郭沫若也都曾去日本留學。1922年7月15日，日本共產黨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祕密成立，並於當年成爲共產國際的日本支部。
中西功與家人但當時的日本不允許共產黨組織的存在，在1945年日本戰敗前，日共一直處於非法的地下活動狀態並且遭到了日本當局各種形式的迫害和鎮壓。因此，在1945年以前日共與中共沒有什麼組織層面的交流。儘管組織層面的交往貧乏，但日共的黨員卻在共產國際的領導下和中共有着許多交往，這其中尤其有代表性的是野阪參三和中西功的事蹟。野阪參三是日本共產黨創始人和主要領導人之一，他在共產國際東方支部工作期間認識了中共代表任弼時、康生等人。1940年2月，在莫斯科治療的周恩來決定回國，而早想回日本參加鬥爭的野阪參三獲此消息後，有意與周恩來同行，由中國再轉道潛回日本。
這個想法得到了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的同意。1940年3月25日，野阪參三與周恩來、鄧穎超等人一同到達延安，但由於國民黨和日軍對根據地的包圍，他根本無法返回日本，在這種情況下，野阪只好從長計議，做好長留延安的準備。當時，隨着抗日戰爭的進一步發展，八路軍俘獲的日軍戰俘也越來越多，如何安置這些戰俘，也變成了一個棘手的問題。面對這種情況，野阪參三進行了深入的調研。1940年10月，野阪參三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建議中共中央在延安建立一所專門學校，教育和改造日軍戰俘。這一建議與中共中央的想法完全一致。毛澤東親自將這所學校定名爲“日本工農學校”，野阪參三擔任這所學校的校長。
這所學校從1941年5月15日正式開學到抗戰結束，共培養、改造學員三百餘人。1945年9月9日，野阪參三乘飛機經東北轉道蘇聯回國。行前，衆多中共領導人爲他舉行了歡送宴會。而野阪參三和毛澤東也有着良好的私交，在1962年野阪參三70歲壽辰時，除中共中央致電祝賀以外，毛澤東還以個人名義專門發去賀電。而中西功作爲一個日本人，曾經加入中國共產黨。中西功曾在上海的東亞同文書院讀書，該書院是日本專門針對中國開辦的老牌間諜培訓基地。在此期間，中西功接觸到了以記者身份爲掩護的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成員尾崎秀實(後擔任首相近衛文麿的祕書)，深受其影響，從內心同情中國，反對日本的軍國主義。1934年，中西功進入東北滿鐵調查部工作，而滿鐵調查部是日本在中國最重要的間諜機關之一。
利用職務之便，中西功在上海建立了一個“特別調查班”，其中包含了大量中共情報人員。從1938年底建立，中西功的情報小組在日軍的核心部門活動了三年半之久。根據八路軍總部作戰參謀楊迪回憶，當時日軍的主要行動，未經發起，中共方面便能提前獲得可靠情報。而八路軍總部被襲擊和左權將軍犧牲等重大損失，則都是發生在中西功的情報小組被日軍破獲之後。在1942年6月16日被捕之前，中西功及其領導的特務組織通過共產國際向中共乃至全世界傳遞了許多極其有價值的情報，這些情報不僅僅影響、改變了中國戰區的局勢，甚至對於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都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1945年對日共來說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是年日本戰敗投降，麥克阿瑟隨即開始在日本進行民主化改革，日共開始得以合法存在。而日共原有的領導人野阪參三則從中國返回日本，德田球一也在坐了18年牢之後被無罪釋放。野阪參三和德田球一等人一起重建了日共。在1946年戰後首次選舉中，日共獲得了五個議席。而在1949年戰後第二屆國會大選時，日共更是一舉獲得了35個席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