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8月1日夜，已滿載乘客的英籍客輪重慶號停泊在天津礦務局碼頭，等待起錨。午夜時分，天下着雨，碼頭上突然人聲鼎沸，亂作一團。三四十名全副武裝的中國士兵，登上重慶號。帶隊的軍官對船長休斯說，他們奉總督李鴻章之命，前來逮捕船上所有的日本人。
就在幾天前的7月25日，日艦浪速號在豐島海面擊沉了中國運兵船高升號。高升號上搭載的一千多名中國士兵，除了200多人獲救外，其餘都葬身大海。消息傳來，舉國震驚。誰都沒想到日本軍艦會在兩國尚未宣戰的情況下，對一艘沒有武裝的商船痛下殺手。在一片激憤聲中，8月1日中國正式對日宣戰，甲午戰爭由此爆發。
中日業已宣戰，日本在華使館人員下旗回國是情理之中的事。8月1日當天，日本駐天津領事荒川已次、日本駐華武官神尾光臣，以及許多日本僑民登上了即將起航的重慶號。沒想到，船還沒開，一隊中國士兵便殺將上來。
士兵們砸開每一間艙房的門，逐一進行搜查。此時也在重慶號上的法國駐華使館武官裴理博上尉聞聲走出船艙。當他向爲首的軍官亮出自己的身份後，這名軍官客氣地說：“噢，我們不想打擾法國人和英國人，我們是爲日本人而來。”後來，裴理博在給法國領事卡恩的信中稱，許多日本人被中國士兵拖出船艙，捆住手腳，扔到棧橋上。
重慶號的船長休斯事後回憶，這些日本人在碼頭上被綁了兩個小時。凌晨4時，另一名中國軍官來了，檢查了一番後下令鬆綁，把這些日本人帶到了碼頭旁邊的一個煤棚裏。隨後，中國軍官向他開列了一張日本乘客的個人行李單，讓船員將這些行李集中到前艙。又過了一個小時，被押走的日本人被全部放了回來。
李鴻章
天一亮，船長休斯就向英國駐天津總領事寶士德報告了此事。當晚，寶士德緊急約見李鴻章，通報了發生在重慶號上的事。不過，寶士德發現李鴻章“顯得十分疲倦”，似乎對他說的事情不太感興趣。聽完事情經過後，李鴻章淡淡地說：“噢，登船的不是軍人，他們是一羣無賴，爲高升號事件所激，聽說船上有日本人，便進行了攻擊。”李鴻章說，中國方面已經開始展開調查了。寶士德見李鴻章並不怎麼重視，便強調說，那些乘客相信在英國國旗下能得到保護，卻被中國人拖下船去，中國最好能就此事給予英國一個書面道歉。
不提英國國旗的保護還好，一提這個，李鴻章的氣兒就不打一處來。幾天前，李鴻章正是看重所謂英國國旗的保護，才花錢僱了英國輪船高升號，送中國士兵去朝鮮。考慮到英國國旗的威力，他甚至都沒有派中國軍艦護航。沒想到，日本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居然把高升號打沉了。高升號事件之後，李鴻章認爲日本人打沉了英國船，英國人絕不會答應。沒想到日本人早就買通了英國媒體。英國媒體竟稱，中日雙方雖然還沒有宣戰，但實際已經處在戰爭狀態，日本軍艦擊沉了運兵船高升號，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英國政府則希望利用日本與中國的戰火，阻擋北邊俄國對中國擴張，從而保住自己的在華利益。因此，對於日本人打沉高升號一事，他們並不想深究。
同樣是英國輪船，高升號被日本人擊沉，死了幾百號中國人，英國不聞不問;而“中國士兵”上重慶號抓了幾個日本人，英國人卻暴跳如雷。厚此薄彼，竟至如此。送寶士德出門時，李鴻章特意點了他一句：“此事與高升一案不同，高升事件是日本軍官侮辱英國國旗，同時有日本統帥在場。此事則僅是一小撮無賴瞞過衙門登船滋事。”
但事發時在場的法國人裴理博並不相信李鴻章的解釋，他認爲上船滋事的根本不是什麼“無賴”，而是正牌的中國軍人。而且他還點名道姓地稱，爲首的軍官是高升號上獲救清軍軍官徐仁和。不過經調查，中國官方一一駁斥了裴理博的指控。當晚徐仁和一直都在指揮炮手們進行夜間漲潮時的射擊訓練。裴理博說重慶號事件的指揮官頭佩白色頂珠，而徐仁和佩戴的是藍色頂珠。況且當晚下雨，黑燈瞎火之下，裴理博難免會認錯人。
既然不是徐仁和，那麼帶隊上船的軍官到底是誰呢?兩年後，這個無頭公案還真讓清政府給破了。爲首的男子名叫賈長瑞，果非清軍軍官。
據賈長瑞供認，他是河北省雄縣人，年方21歲。其兄賈長和在北塘練軍步隊左營充當正兵。1894年7月25日，其兄隨部隊乘高升號前往朝鮮。不想船在途中被日艦擊沉，賈長和命喪大海。消息傳回家，賈長和46歲的母親和81歲的祖母無法接受現實，終日啼哭。她們聽說船上有人獲救，所以抱着一絲希望讓賈長瑞去兵營裏打聽哥哥的下落。賈長瑞到北塘營一問，哥哥確實死了，他只好把哥哥留下的鞋帽腰刀取回家。8月1日晚上，賈長瑞走到塘沽，忽然聽大街上人聲亂嚷說：“有東洋輪船裝得許多東洋人來了，裏面都是奸細。”賈長瑞跟着衆人跑到礦務局碼頭，聽大家七嘴八舌說：“東洋人炸沉了高升號，傷了我們許多性命，大家拿東洋人報仇，況且將奸細送官還有賞。”賈長瑞報仇心切，穿上哥哥的軍服，帶着大家上了船。當他們正要把船上的日本人送交官府時，真官兵來了。官兵們一邊吆喝着不要胡鬧，一邊用馬棒亂趕，人羣一鬨而散，賈長瑞也跑回家了。供詞最後，賈長瑞強調自己是報仇心切，又聽說船上有奸細，絕不是爲了搶奪財物。
負責處理此案的津海關道盛宣懷也很同情賈長瑞，但此事既已演變爲國際事件，也只好從重處罰。賈長瑞被判重枷枷號一個月，押赴塘沽碼頭事發現場示衆，枷滿後永遠監禁。
重慶號事件以一個假軍官被捕而落幕，但蹊蹺的是，當晚官兵竟從日本駐天津領事荒川已次的行李中搜出了一封密函。這封密函牽出了一樁日諜大案。
雖然李鴻章對美國的干涉給予了回擊，但關於石川伍一案，他卻始終對朝廷遮遮掩掩。8月13日，石川伍一已經落網10天之久，李鴻章還沒有向朝廷奏報這起間諜案。率先把此案揭發出來的是史科掌印給事中餘聯沅。
樂善堂間諜組織出版的《清國通商綜覽》，兩個分冊，長達2300多頁，堪稱一部關於中國的百科全書。
1894年8月4日，清政府對日宣戰的第四天。天津，一個揹着行李的年輕人剛走出一所宅院不久，就被官兵扣住了。年輕人說話的腔調甚是古怪，聽不出是哪裏口音，更可疑的是他腦後拖着的大辮子，竟然是假的。此人就是剛剛在天津改裝易服潛伏下來的日本間諜石川伍一。
石川伍一是甲午戰爭開始後，被清政府抓獲的第一個日本間諜。這起間諜案震驚朝野，此後清政府纔開始重視起這條炮火背後的隱祕戰線。然而，此時日本間諜在中國活動已有十幾年之久，他們龐大的間諜網已經深入到中國內地最偏遠的邊塞。他們編寫的有關中國的報告，堪稱一部包羅萬象的中國百科全書。他們對中國的瞭解，甚至遠遠超過了廟堂之上的清廷。
百年來，人們一直在解讀這場改變了中日關係乃至世界格局的大戰。關注這條看不見的戰線，也許能提供一個另外的視角……
假軍官，真情報
1894年8月1日夜，已滿載乘客的英籍客輪重慶號停泊在天津礦務局碼頭，等待起錨。午夜時分，天下着雨，碼頭上突然人聲鼎沸，亂作一團。三四十名全副武裝的中國士兵，登上重慶號。帶隊的軍官對船長休斯說，他們奉總督李鴻章之命，前來逮捕船上所有的日本人。
就在幾天前的7月25日，日艦浪速號在豐島海面擊沉了中國運兵船高升號。高升號上搭載的一千多名中國士兵，除了200多人獲救外，其餘都葬身大海。消息傳來，舉國震驚。誰都沒想到日本軍艦會在兩國尚未宣戰的情況下，對一艘沒有武裝的商船痛下殺手。在一片激憤聲中，8月1日中國正式對日宣戰，甲午戰爭由此爆發。
中日業已宣戰，日本在華使館人員下旗回國是情理之中的事。8月1日當天，日本駐天津領事荒川已次、日本駐華武官神尾光臣，以及許多日本僑民登上了即將起航的重慶號。沒想到，船還沒開，一隊中國士兵便殺將上來。
士兵們砸開每一間艙房的門，逐一進行搜查。此時也在重慶號上的法國駐華使館武官裴理博上尉聞聲走出船艙。當他向爲首的軍官亮出自己的身份後，這名軍官客氣地說：“噢，我們不想打擾法國人和英國人，我們是爲日本人而來。”後來，裴理博在給法國領事卡恩的信中稱，許多日本人被中國士兵拖出船艙，捆住手腳，扔到棧橋上。
重慶號的船長休斯事後回憶，這些日本人在碼頭上被綁了兩個小時。凌晨4時，另一名中國軍官來了，檢查了一番後下令鬆綁，把這些日本人帶到了碼頭旁邊的一個煤棚裏。隨後，中國軍官向他開列了一張日本乘客的個人行李單，讓船員將這些行李集中到前艙。又過了一個小時，被押走的日本人被全部放了回來。
天一亮，船長休斯就向英國駐天津總領事寶士德報告了此事。當晚，寶士德緊急約見李鴻章，通報了發生在重慶號上的事。不過，寶士德發現李鴻章“顯得十分疲倦”，似乎對他說的事情不太感興趣。聽完事情經過後，李鴻章淡淡地說：“噢，登船的不是軍人，他們是一羣無賴，爲高升號事件所激，聽說船上有日本人，便進行了攻擊。”李鴻章說，中國方面已經開始展開調查了。寶士德見李鴻章並不怎麼重視，便強調說，那些乘客相信在英國國旗下能得到保護，卻被中國人拖下船去，中國最好能就此事給予英國一個書面道歉。
不提英國國旗的保護還好，一提這個，李鴻章的氣兒就不打一處來。幾天前，李鴻章正是看重所謂英國國旗的保護，才花錢僱了英國輪船高升號，送中國士兵去朝鮮。考慮到英國國旗的威力，他甚至都沒有派中國軍艦護航。沒想到，日本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居然把高升號打沉了。高升號事件之後，李鴻章認爲日本人打沉了英國船，英國人絕不會答應。沒想到日本人早就買通了英國媒體。英國媒體竟稱，中日雙方雖然還沒有宣戰，但實際已經處在戰爭狀態，日本軍艦擊沉了運兵船高升號，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英國政府則希望利用日本與中國的戰火，阻擋北邊俄國對中國擴張，從而保住自己的在華利益。因此，對於日本人打沉高升號一事，他們並不想深究。
同樣是英國輪船，高升號被日本人擊沉，死了幾百號中國人，英國不聞不問;而“中國士兵”上重慶號抓了幾個日本人，英國人卻暴跳如雷。厚此薄彼，竟至如此。送寶士德出門時，李鴻章特意點了他一句：“此事與高升一案不同，高升事件是日本軍官侮辱英國國旗，同時有日本統帥在場。此事則僅是一小撮無賴瞞過衙門登船滋事。”
但事發時在場的法國人裴理博並不相信李鴻章的解釋，他認爲上船滋事的根本不是什麼“無賴”，而是正牌的中國軍人。而且他還點名道姓地稱，爲首的軍官是高升號上獲救清軍軍官徐仁和。不過經調查，中國官方一一駁斥了裴理博的指控。當晚徐仁和一直都在指揮炮手們進行夜間漲潮時的射擊訓練。裴理博說重慶號事件的指揮官頭佩白色頂珠，而徐仁和佩戴的是藍色頂珠。況且當晚下雨，黑燈瞎火之下，裴理博難免會認錯人。
既然不是徐仁和，那麼帶隊上船的軍官到底是誰呢?兩年後，這個無頭公案還真讓清政府給破了。爲首的男子名叫賈長瑞，果非清軍軍官。
據賈長瑞供認，他是河北省雄縣人，年方21歲。其兄賈長和在北塘練軍步隊左營充當正兵。1894年7月25日，其兄隨部隊乘高升號前往朝鮮。不想船在途中被日艦擊沉，賈長和命喪大海。消息傳回家，賈長和46歲的母親和81歲的祖母無法接受現實，終日啼哭。她們聽說船上有人獲救，所以抱着一絲希望讓賈長瑞去兵營裏打聽哥哥的下落。賈長瑞到北塘營一問，哥哥確實死了，他只好把哥哥留下的鞋帽腰刀取回家。8月1日晚上，賈長瑞走到塘沽，忽然聽大街上人聲亂嚷說：“有東洋輪船裝得許多東洋人來了，裏面都是奸細。”賈長瑞跟着衆人跑到礦務局碼頭，聽大家七嘴八舌說：“東洋人炸沉了高升號，傷了我們許多性命，大家拿東洋人報仇，況且將奸細送官還有賞。”賈長瑞報仇心切，穿上哥哥的軍服，帶着大家上了船。當他們正要把船上的日本人送交官府時，真官兵來了。官兵們一邊吆喝着不要胡鬧，一邊用馬棒亂趕，人羣一鬨而散，賈長瑞也跑回家了。供詞最後，賈長瑞強調自己是報仇心切，又聽說船上有奸細，絕不是爲了搶奪財物。
負責處理此案的津海關道盛宣懷也很同情賈長瑞，但此事既已演變爲國際事件，也只好從重處罰。賈長瑞被判重枷枷號一個月，押赴塘沽碼頭事發現場示衆，枷滿後永遠監禁。
重慶號事件以一個假軍官被捕而落幕，但蹊蹺的是，當晚官兵竟從日本駐天津領事荒川已次的行李中搜出了一封密函。這封密函牽出了一樁日諜大案。
雖然李鴻章對美國的干涉給予了回擊，但關於石川伍一案，他卻始終對朝廷遮遮掩掩。8月13日，石川伍一已經落網10天之久，李鴻章還沒有向朝廷奏報這起間諜案。率先把此案揭發出來的是史科掌印給事中餘聯沅。
日諜落網
從荒川行李中搜出的密函上寫了什麼?現存史料中都語焉不詳。但從日本著名間諜宗方小太郎當年8月4日的日記中，卻能找到蛛絲馬跡。
8月4日，經歷了一番波折的重慶號抵達中轉站煙臺。潛伏在煙臺的宗方小太郎如約與荒川等人會面。荒川等人告訴宗方小太郎重慶號被搜查的情況，還說日本海軍駐華武官瀧川具和託他帶給在煙臺的日本海軍少將井上敏夫的密函也被搜走了。宗方在日記中雖然沒提信中的內容，但從中國軍方的行動推斷，這封密函提到的很可能是日本間諜在中國潛伏的人事安排。
7月25日高升號事件發生後，中日兩國正式宣戰只是時間問題。爲了部署日後的間諜潛伏工作，7月28日，日本駐華武官陸軍少佐神尾光臣、海軍大尉瀧川具和召集宗方小太郎、石川伍一、鍾崎三郎等骨幹間諜在天津密會。
據宗方小太郎當天的日記記載，下午4時宗方乘火車從煙臺抵達天津。此時，位於英租界的間諜據點鬆昌洋行裏，石川伍一、瀧川具和等人已經悉數到場。密會商定：北京、天津的領館撤退後，上海作爲日本間諜在華的指揮中心;瀧川具和、山田繼續留在天津;前陸軍少尉川畑丈之助到北京潛伏，宗方小太郎仍回煙臺，監視北洋艦隊的行蹤。
但計劃趕不上變化，當日本駐華代理公使小村壽太郎向英國駐華公使歐格訥表示瀧川和山田要繼續留在天津時，歐格訥明確表示反對。瀧川、山田二人都是日本軍官，中日兩國開戰後他們若仍滯留天津，必然會旁生枝節。日本特務據點設在天津英租界裏，歐格訥不願意日本間諜擾亂英租界的安全，所以堅決反對二人留在天津。這樣一來，日本方面只好派沒有官方身份的石川伍一和鍾崎三郎改裝易服，扮成清人模樣潛伏在天津。
8月1日兩國宣戰當天，天津守城營奉命加強對在津日人的監控。是日午夜，又發生了重慶號事件，搜出了密函，守城營更提高了警惕。就在此時，守城營千總任裕升的部下發現了已經易服的石川伍一和鍾崎三郎。幾天前還是一副日本人打扮，一夕之間便梳起了大辮子，這不能不讓人生疑。任裕升把此事彙報給上司陳季同。陳季同曾任法國公使館參贊，深諳洋務。他知道在英租界抓人必會引起英國人的抗議，帶來不必要的麻煩。因此，他在給盛宣懷的報告中建議，“若能誘出租界，即可以捉拿無礙”。
8月3日，英國公使歐格訥已經明確向日本代理公使小村表示不希望石川、鍾崎二人呆在英租界裏。當夜，石川伍一便從英租界紫竹林搬到了天津軍械局書辦劉棻(又稱劉樹棻)家中。在劉宅住了一宿，石川伍一覺得心裏不踏實，又想轉移到跟班王大家裏。8月4日早上，他剛剛踏出劉棻家門，就被守城營官兵抓住了。第二天，盛宣懷在給李鴻章的報告中稱：“昨晚拿獲日本奸細一名，能說英語，亦能說漢語，剃頭改裝，於昨日小村走後，搬入東門內劉姓……其爲奸細無疑。”而與石川伍一同時逃出英租界的鐘崎三郎，此時已經逃出山海關，不知所蹤了。
石川伍一案是清政府破獲的第一起日本間諜案。此後，清政府才真正開始重視在華潛伏的日本間諜。然而，此時日本間諜組織已經在華活躍了十多年，他們龐大的間諜網已經深入到中國大地的各個角落。
樂善堂間諜網
石川伍一、鍾崎三郎、宗方小太郎等著名日本間諜，都出自同一個間諜組織樂善堂，而一手創辦樂善堂間諜網的就是曾被日人譽爲“五百年才降世的偉人”的荒尾精。
在近代中日關係史上，荒尾精是一個謎一般的人物。明治維新初期，當日本青年都醉心於去歐美留學時，荒尾精卻對一衣帶水的中國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當陸軍卿大山岩問他爲何想去中國時，他躊躇滿志地說：“取得而統治它。”從那時起，荒尾精便把鯨吞中國作爲自己奮鬥的目標。
1886年春天，已是日本陸軍中尉的荒尾精扮成普通旅客，從日本乘船抵達上海。他此行的使命是發展在華間諜網。荒尾精到滬後與日本商人岸田吟香一拍即合。岸田吟香曾是日本的著名記者，後來他從一名美國傳教士那裏獲得了一個眼藥水的祕方，從此棄文從商，做起了眼藥水生意。發家後，岸田把自己的商號樂善堂從東京開到了上海。樂善堂上海支店開張後生意興隆，不但賣藥品，還兼售雜貨、書籍。極具商業頭腦的岸田吟香發現科舉考試的“教輔用書”四書五經都部頭龐大，不宜攜帶。他便把這些書改成蠅頭小字，裝訂成“口袋本”。“口袋本”一經問世，便大受歡迎，爲岸田吟香贏得了豐厚的收益。
然而，岸田吟香並不甘心只做一名成功的商人，他希望能爲日本向中國擴張出一份力。當荒尾精帶着編織在華間諜網的宏大計劃來到上海後，岸田吟香自願充當起他的幕後金主。
荒尾精很快便在漢口開了樂善堂分店。表面上它仍延續上海樂善堂的生意，實際上則是一個間諜組織的總部。荒尾精之所以把總部選在漢口，是看上了漢口九省通衢的優越位置。漢口近與湖北、湖南、河南、江西相連，遠可達四川、貴州、雲南、甘肅等西南、西北內陸，距上海、南京也不遠，水陸交通四通八達，方便間諜網向四面八方發展。
樂善堂漢口分店開張後，同樣抱有“興亞主義”思想、妄圖侵略中國的一干日本青年石川伍一、宗方小太郎、鍾崎三郎、高橋謙等紛紛聚集到漢口。他們年輕氣盛，受過良好教育，有的還能講一口流利的漢語。很快，樂善堂湖南支部、北京支部、四川支部紛紛成立起來。荒尾精宏大的“四百餘州探險”計劃，拉開了帷幕。
所謂“四百餘州”是當時日本人對中國的稱呼。日本人深受《孫子兵法》的影響，堅信“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因此，在其羽翼尚不豐滿時，便開始對中國社會進行全方位的探察。通過樂善堂編撰的《外員探查須知》可知，他們對中國的考察包羅萬象。舉凡山川土地、人口分佈、民生貧富、風俗人情、軍營位置、糧秣運輸……都在他們的考察之列，甚至連幫會、馬賊、俠客、豪強各色人等，也是他們結交和拉攏的對象。
樂善堂的堂規規定，每年春季間諜們都要回到漢口總部，總結上一年的調查工作，部署本年度的偵察目標。間諜們的偵察範圍之大，令人咋舌。北起東北滿洲，南到雲貴腹地，甚至新疆、西藏的苦寒之地，都留下了他們的足跡。他們假扮成賣貨郎，身背樂善堂經營的藥品、書籍，一路走一路賣，既掩護身份，賣貨所得又能爲他們提供盤纏。貨賣光了，他們就扮成郎中、風水先生、雲遊僧人甚至乞丐，不達目的決不回頭。旅途中如果因爲口音古怪被盤問，日本間諜們往往詭稱自己是福建或廣東人。當然，也有不少人被當地人識破，甚至被捕。
1888年，石川伍一和松田滿雄承擔起偵察四川全省的任務。石川不單要考察四川的情況，還打算了解一下四川南部苗族和藏區牧場的情況。此行他有一個深遠的計劃在藏區經營畜牧業，從而幫樂善堂籌措運轉經費。他甚至還想效法三國時期的蜀國，在四川建立獨立王國。
漢口樂善堂的間諜們經過三年多的調查，寫出了《清國通商綜覽》一書。此書內容涵蓋政治、經濟、金融、商貿、教育、產業、交通、地理、氣候、風俗等各個領域，長達2300多頁，是一本地地道道的中國百科全書。此書甫一出版，便引起日本朝野的巨大關注。在日本對中國挑起戰火之前，他們對中國的情況已經瞭如指掌了。
雖然李鴻章對美國的干涉給予了回擊，但關於石川伍一案，他卻始終對朝廷遮遮掩掩。8月13日，石川伍一已經落網10天之久，李鴻章還沒有向朝廷奏報這起間諜案。率先把此案揭發出來的是史科掌印給事中餘聯沅。
招供
石川伍一在四川偵察時，不僅被當地少數民族包圍，還曾遭到官府的逮捕，但每次他都用自己純熟的漢語矇混過關，化險爲夷。然而，這次在天津，無論他如何巧舌如簧，也無法全身而退了。
石川伍一落網後，先是百般抵賴。他對負責審訊的天津知縣李振鵬說，自己是普通日本僑民，領事既已回國，過幾天他也打算回日本了。石川堅稱，在天津只有他一人，絕無同夥。石川伍一的跟班王大供稱，自己給石川伍一當聽差，每個月6元工資。石川讓他找房，他還沒有找到合適的，所以先讓石川搬到親戚劉棻家住幾天。初四那天剛搬過去，就被官府給抓了。軍械局書辦劉棻也把自己撇得一乾二淨，他說自己此前並不認識石川伍一，只是王大前幾日來找房，才頭回見面。
幾個當事人口風都挺緊，但刑具往身上一招呼，他們便紛紛招供了。石川伍一招認，自己是上一年九月隨日本海軍武官井上敏夫到天津的，住在紫竹林松昌洋行。他得知劉棻是軍械局書辦，便由護衛營汪開甲引薦結交劉棻。後來，劉棻利用職務之便給他開過一張炮械數目的清單，還把自己的親戚王大推薦給他當差。石川伍一則向劉棻行賄80銀元。後來，朝鮮釁起，石川伍一又向劉棻打探情報，劉棻拿了些不着邊際的假情報敷衍了事。此外，石川伍一還向在水師營當差的於邦起打探情報，並送了於邦起50銀元，但於邦起拒絕提供情報，把錢退了回來。8月1日，中日正式宣戰，日本領事撤走，石川伍一便改裝易服扮成中國人。他考慮到在紫竹林附近熟人太多怕暴露，就和劉棻商量先搬到他家去，躲躲風頭。可他覺得在劉棻家也不保險，第二天便跟王大說，領事回國，紫竹林的洋行沒人照顧，王大家離紫竹林不遠，他想搬到王大家住，方便照顧洋行。沒想到，剛搬着行李從劉棻家出來，就被抓住了。
劉棻供稱，他曾向石川提供過三次情報：第一次是在1894年2月間，給石川“開過海軍炮械清單”;第二次是在同年6月上旬，石川託劉棻查清北洋海軍駐防情況，他“照冊寫出，封在信內交王大順便帶回”;第三次，在豐島海戰爆發前，又向石川提供中國“派兵情形”。不過第三次他打聽不出什麼確實信息，只能將一些傳聞寫了，讓王大帶給石川。這都能跟石川伍一的供詞對上榫了。
美國人的偏袒
拿獲石川伍一後，李鴻章並沒有對外聲張。可是沒有不透風的牆，沒過幾天美國駐華代理公使田復禮就給總理衙門發了封照會。田復禮並沒有在照會中點石川伍一的名，只隱晦地稱，如果在中國內地抓到日本奸細，請中國方面調查清楚再發落。類似間諜案很容易出錯，如果中國辦錯了案，以後會追悔莫及。即便真抓到日本人改裝易服在中國做間諜，把他驅逐出境就是了，不必深究。
甲午戰釁一開，中國和日本紛紛請美國作爲中間人，保護各自在對方境內僑民的安全。可是，美國這個中間人一碗水端不平，從一開始就偏袒日本。
重慶號事件發生後，美國駐天津領事李德就致函質問李鴻章：塘沽兵丁上重慶號滋事，“是否貴國國家樂有此事”，並且敦促清政府賠償日本領事夫人丟失的錢物。盛宣懷一口回絕了李德。盛宣懷稱，重慶號事件正在調查，一旦查明自然會按照中國法律辦理，尚未結案美國就要求中國賠償日本領事的損失，我們不能同意。況且，日本打沉了高升號，死了那麼多中國人，搶走了那麼多錢物，也沒見美國出來說句公道話。盛宣懷說，高升號沉沒發生在重慶號事件之前，日本先賠償了高升號的損失，再來談重慶號的事。
考慮到高升號事件牽扯中日英三國，錯綜複雜，所以美國人也就沒再往裏摻和。當中國官方抓獲石川伍一後，日本多方請求美國設法營救。於是，美國又以日僑保護人的面目出現了。
對於美國有關遣送日本間諜回國的建議，總理衙門明確表示反對。總理衙門在回函中寫道：“中日兩國現已開仗，戰守機宜，關係極重。日本奸細改裝剃髮，混跡各處，刺聽軍情，實與戰事大有關礙。且慮潛匿煽惑，不得不從嚴懲治，以杜狡謀而圖自衛。來文謂如有奸細即解交就近海口逐其回國，實不足以懲其作奸之罪，亦與公法不符。”
被總理衙門回絕後，田復禮乾脆直接找李鴻章要人。在給李鴻章的電報中，田復禮說，日本已經聲明石川伍一不是間諜，請李鴻章立即放他回國。收信後，李鴻章令盛宣懷代爲回覆。盛宣懷回覆稱，《中日修好條規》中明確規定，兩國商民均不能改換衣冠。兩國友好時尚且有這樣的規定，現在兩國已經宣戰，石川伍一忽然改換衣冠，假冒華人，藏匿起來是何居心?況且，當日本領事小村回國的時候，中國官方已經問過美國領事田復禮天津還有沒有日本人，田復禮說，因爲時局不穩，所有在津日本人都跟着小村回國了。現在又冒出來個改裝易服的石川伍一，他不是潛伏奸細，是什麼?
盛宣懷的回函有理有據，田復禮理屈詞窮，無法自圓其說，只好不再對於石川伍一的案子置喙了。
石川伍一案件之後，中美之間又接連發生了幾起關於引渡日本間諜的交涉。其中，“上海間諜事件”還在美國國內引起了一場政治風波。美國駐上海領事館將兩名來領事館尋求避難的日本間諜交給了中國當局，中國依律處死了這兩名日本間諜。美國媒體認爲兩個日本間諜的死都是因爲美國政府對華政策太軟弱造成的。爲此，在野的共和黨還彈劾了身爲民主黨的總統克利夫蘭。一件遠在萬里之外的間諜案，竟能引起美國國內的政壇地震，這可能是中日美三國當事人都意想不到的。不過，這也說明在一百多年前，中日之間的爭端已經不僅僅是兩國之間的事，它已經是一個國際事件了。
雖然李鴻章對美國的干涉給予了回擊，但關於石川伍一案，他卻始終對朝廷遮遮掩掩。8月13日，石川伍一已經落網10天之久，李鴻章還沒有向朝廷奏報這起間諜案。率先把此案揭發出來的是史科掌印給事中餘聯沅。
李鴻章瞞報
雖然李鴻章對美國的干涉給予了回擊，但關於石川伍一案，他卻始終對朝廷遮遮掩掩。8月13日，石川伍一已經落網10天之久，李鴻章還沒有向朝廷奏報這起間諜案。率先把此案揭發出來的是史科掌印給事中餘聯沅。
8月13日，餘聯沅奏稱：“天津拿有倭人奸細，供出擬用炸藥轟火藥局，並供京城內奸細亦不少。”一天之後，總理衙門致電李鴻章詢問有無此事。一看傳聞越來越邪乎，連子虛烏有的用炸藥轟火藥局都出來了，李鴻章趕緊覆電闢謠說：是逮捕了一名叫石川伍一的日本間諜，目前此案正在審理中，確有實據，一定嚴辦。
李鴻章爲什麼遲遲不向朝廷奏報偵破了一起間諜大案?他到底有什麼難言之隱?幾天後，禮部侍郎志銳的奏摺道破天機，原來劉棻的上司天津軍械局總辦候補道張士珩是李鴻章的外甥。坊間傳言，張士珩和許多北洋大員都與石川伍一一案有瓜葛。朝中清流甚至藉此抨擊李鴻章爲通敵秦檜，建議朝廷另“簡知兵之大臣，以統其師”。
這樣一來，朝廷更加重視石川伍一案，降旨責成李鴻章徹查此事。8月30日，李鴻章向總理衙門報告了石川伍一案的審理結果：“據(石川伍一)供向在鬆昌洋行貿易，改裝多年。領事行後，租界不能住，因託向從服役之王大，代覓其戚書吏劉姓之屋暫住。立將該書吏劉棻斥革，押交王大歸案。飭縣再三研訊，均供無傳播軍情等事……”
對比石川伍一等人的供詞和盛宣懷給美國領事館的電文就能看出，李鴻章給朝廷的這份報告中，所敘述的案情與事實多有不符。石川伍一明明是在日本領事撤回之前突然剃髮改裝假扮成中國人的，怎麼成了“改裝多年”呢?石川伍一已經招認曾經向劉棻刺探過幾次軍情，但李鴻章卻稱“無傳播軍情等事”。李鴻章似乎想向朝廷隱瞞什麼，把石川伍一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然而，朝廷並不相信李鴻章奏章中的說辭。9月1日，光緒皇帝給李鴻章的上諭寫道：“著李鴻章督飭嚴刑審訊，如揪出探聽軍情等確據，即行正法。”隨後又警告李鴻章，有言官已經奏報他隱匿不報的事，警告他不得寬縱奸細。對於李鴻章這樣的重臣而言，這樣的言辭已經非常不客氣了，可見，光緒皇帝對李鴻章關於石川伍一案的處理相當不滿。
事實上，石川伍一案揭露出來以後，京津兩地關於北洋內部通敵的傳言就甚囂塵上。江南道監察御史張仲炘奏請密查北洋。張仲炘雲：李鴻章的外甥張士珩做軍械局總辦以來，置買軍械時經常與驗收者沆瀣一氣，偷樑換柱，以至於北洋軍隊使用的很多武器都不合格。石川伍一案中的主犯之一劉棻，又是張士珩的下屬，難保李鴻章在處理石川伍一案時不會因爲要保全張士珩而不深究案情。張仲炘建議把劉棻提交給刑部審理。
張仲炘的奏摺戳到了李鴻章的痛處。眼看一味敷衍塞責反而會適得其反，李鴻章趕緊上書朝廷說，石川伍一已經供認自己在中國從事間諜活動的事實，也就是前文提到的那份供詞。不過，在這份供詞中，李鴻章把涉案人員的範圍儘量縮小，控制在劉棻以下。
9月20日午時，劉棻依律綁赴市曹處決;石川伍一押赴教場，照公法用洋槍擊斃。汪開甲永遠監禁，曾給石川伍一和汪開甲牽線搭橋，並邀汪開甲刺探軍情的戴士元被處決。於邦起等雖未串謀，但沒有據實舉報，判處監禁5年;石川伍一的跟班王大對於石川的間諜行爲並不知情，取保釋放。
拔起蘿蔔帶出泥
甲午期間中國破獲的第一起日諜大案看似塵埃落定，然而事情並沒有這麼簡單。隨着石川伍一等人伏法，案情反而變得更加撲朔迷離。
自案發之日起，坊間就流傳着李鴻章爲保全北洋高層官員，隱瞞真實案情的傳聞。事實上，這一傳聞並非空穴來風。上世紀80年代，著名清史專家戚其章先生參與編纂《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的《中日戰爭》卷時，偶然在軍機處檔案中發現了一份禮部侍郎志銳的奏章。
志銳的奏摺寫於石川伍一等人被正法的當天。他稱李鴻章所報的石川伍一供詞是“僞供”，並稱“津中人士無不切齒”。也就是說，李鴻章隱瞞真實案情的事，在天津已經是個公開的祕密了。志銳通過他在天津的“線人”，得到了一份石川伍一的真實“供單”。
在這份供單中，石川伍一招認，他自光緒九年，就在京津等處往來，刺探軍情。他與劉樹棻(即劉棻)相識是西沽炮藥局委員李輔臣令汪小波(即汪開甲)引薦的，至今已有二三年了。劉樹棻曾將各軍營槍炮、刀矛、火藥、彈子數目清冊，軍械所東局、海光寺各局每天製造彈藥的數量、現存多少的底冊，一一抄錄給石川伍一。石川伍一把這些情報交給了日本駐華武官神尾光臣，帶回日本國內。石川說：“張士珩四大人與神大人最好，因此將中國各營槍炮子藥並各局每日製造多少底細告知神大人。水師營務處羅豐祿大人的巡捕於子勤(即於邦起)。”他還稱，神尾光臣回日本前，還在裕太飯館宴請了中堂(李鴻章)親隨之人，並與汪小波、於子勤、戴景春、劉棻等商議，如果有要緊軍情，即行飛電。
石川伍一招認，潛伏在中國的不止他一人，還有原來住在紫竹院元堂藥店的鐘崎三郎。鍾崎已經改換中國衣冠，前往山海關一帶。另外，北京人高順在煙臺、威海、旅順探聽軍情。一個姓穆的漢奸原來在張家口，現在也到北京了。更加聳人聽聞的是，石川伍一說，打電報叫日本打高升船官兵的信是從中堂衙裏送出來的，電報則是在日本領事府打的。
這份供單不但與李鴻章所呈報的石川伍一供詞多有出入，而且還有許多猛料。前文已提到張士珩是李鴻章的外甥，他竟然與日本駐華武官神尾光臣交好，甚至還縱容部下給神尾光臣提供北洋武器彈藥的清單，如果這是事實，便可推斷劉棻之所以敢明目張膽地與石川伍一打得火熱，還收留他在家裏居住，其實是有上峯撐腰的。
那麼，這樣一份牽扯李鴻章手下一大批人的供單，到底是真是假呢?戚其章先生認爲，從供單提供的許多細節看，不可能是憑空捏造的。供單中石川伍一提到，與他一同潛伏的鐘崎三郎已經潛入山海關。石川伍一被正法後的一個月，鍾崎三郎果然在大連金州落網。潛伏在北京的漢奸高順、穆姓也確有其人。高順系宛平縣人，原在北京順至門外車子營居住，後投靠日本間諜組織，長期配合宗方小太郎在威海一帶窺伺北洋艦隊的動靜。穆姓，即穆十，也是宗方小太郎的部下。宗方的日記中曾屢次提到，派穆十到威海、旅順刺探軍情。高順當年11月也被抓獲了。鍾崎三郎、高順、穆十都是李鴻章呈報的石川伍一供詞中沒有提到過的人，而且他們都是在石川伍一死後被捕的。如果供單不是石川伍一親口供述，志銳是無從得知的。
如果志銳所奏屬實，李鴻章的確難脫干係。但縱觀甲午前後波詭雲譎的中國政壇，也許李鴻章的隱匿不報，也自有苦衷。
雖然李鴻章對美國的干涉給予了回擊，但關於石川伍一案，他卻始終對朝廷遮遮掩掩。8月13日，石川伍一已經落網10天之久，李鴻章還沒有向朝廷奏報這起間諜案。率先把此案揭發出來的是史科掌印給事中餘聯沅。
“倒李”風潮
甲午戰爭爆發前後，主戰的“帝黨”和主和的“後黨”在朝中針鋒相對。“帝黨”以帝師翁同龢爲代表，志銳、張仲炘等在內的一干言官都是他的得力干將。“後黨”則以李鴻章爲核心。
當中日兩國軍隊在朝鮮劍拔弩張、戰爭一觸即發時，“帝黨”便攻擊李鴻章依靠列強調停、避免戰爭的主張。戰爭尚未爆發，一場“倒李”運動已來勢洶洶。御史張仲炘抨擊李鴻章於戰事準備遷延觀望，一味依賴俄、英調停，實爲“開門揖盜”，“甘墮洋人之術中而不知悟也”。他們甚至主張將李鴻章調離北洋。而支持李鴻章主和的慈禧太后則在朝中掌握着絕對的權威。
不過，慈禧之主和與李鴻章之主和，原因截然不同。1894年正值慈禧六十大壽。1874年慈禧四十歲時，日本人借牡丹社事件騷擾臺灣(詳見8月14日本報刊載《琉球失國》);1884年慈禧五十歲時，中法戰爭激戰正酣。兩個整生日都沒過好，這回她從年初就鉚足了勁，要風風光光地大辦一場。可日本人掐準了這個節骨眼，慈禧越是不想打，他們越是挑釁。慈禧太后把希望寄託於列強調停，好歹踏踏實實把生日過了再說。
而李鴻章之主和，則是認清了中日兩國海軍實力對比後做出的選擇。1885年前後，當定遠、鎮遠兩艘排水量7000噸的鐵甲艦加入北洋艦隊時，北洋艦隊甚至被評爲亞洲海軍第一勁旅，但自從翁同龢掌管戶部後，海軍軍費就被一味壓縮。作爲一個對洋務一竅不通的傳統士人，翁同龢以爲軍艦買來，擺在那裏鎮着就行了。他不明白國際上武器裝備更新，幾年便是一代。幾年的發展停滯，使得北洋艦隊徒有噸位上的優勢，在火炮和軍艦速度上早已遜於日本了。這一點，翁同龢不懂，可李鴻章心知肚明。跟日本人打，並非一定就輸，但他苦心經營多年的北洋艦隊，肯定無法全身而退。權衡再三，李鴻章還是主和。
雖然有慈禧的支持，但朝中“主戰”的呼聲熾烈。爲了換掉李鴻章，言官們甚至造了許多不着邊際的謠言。給事中洪良奏，李鴻章“志存和局”是因爲“其在日本有洋行，有茶山……其不欲戰皆以資本在人手中之故”。志銳奏稱：“近聞李鴻章衰病侵尋，情形甚爲可慮”，“每日須洋人爲上電氣一百二十分，時用銅綠侵滿血管，若不如此，則終日頹然若醉”，且“語言時有外誤”，舉止更多荒唐，以此人主持戰事，“大局尚可問哉”?這些傳言荒誕不經，同時也暴露出言者的愚昧。對於日本，“帝黨”始終以天朝大國自居，認爲日本“國小民貧”，不堪一擊，他們甚至還提出組織沿海船民配合水師直搗日本列島的建議。
面對朝中洶涌的“倒李”風潮，李鴻章會袒護與石川伍一案有關的涉案人員，也就不難理解了。可能是考慮到此事幹系太大，軍機處大臣看到志銳的奏摺竟然沒有呈給光緒皇帝。這個爆炸性新聞也就一直在軍機處檔案裏沉睡了上百年。
那麼高升號在豐島海面被日艦擊沉，到底是不是因爲日軍得到了石川伍一的情報呢?多年以來，史學界對這樁公案始終莫衷一是。清人姚錫光所撰《東方兵事紀略》中寫道：“倭人間諜時在津，賄我電報學生某，得我師期，遂爲所截，我兵輪即逃回威海。於是倭人既擄我操江運船，而逼我在高升船之兩營兵降，我將士抵死拒，倭遂以炮擊高升船……”
史學家戚其章認爲，這種說法疑點甚多。“賄買電報生的事情就是不可能發生的。因爲當時的電報局只收發電碼，並不負責將電文譯成電碼。”當時，天津電報局《寄報章程》中明確規定“凡來去電報，照萬國通例本局不能翻查，以防泄漏”。所以，電報生是根本不可能得知高升船起航日期的。
還有史家認爲，與高升號同航的操江號載運的是餉銀和軍械，必然從天津軍械局裝運，所以作爲軍械局書辦的劉棻完全可能搞到高升、操江等艦的起航時間。但事實上，操江號既未從天津起碇，也未與高升“同航”。因此，劉棻有能力搞到高升號起航時間和路線的推測，也就站不住腳了。
戚其章先生認爲，日本人要獲得高升號的情報也不完全依靠石川伍一這一條線。德國信義洋行經理滿德就曾經致函李鴻章稱：“居然有一倭人久住塘沽，此倭人才具甚大，華、英、德、法言語俱能精通，看其與他人言論間……隨時用鉛筆注載。此小行洋人俾爾福所見。及滿德坐火車時，又有一倭人同載，滿德並不敢與之交談，則愛仁、飛鯨、高升船載若干兵、若干餉，何人護送，赴何口岸，該倭人無不了徹於胸也。”由此可見當時在華日本間諜活動之猖獗。因此，戚其章先生認爲，石川伍一多半與高升號被擊沉無關。
作爲甲午諜戰第一案，石川伍一案震動朝野。從此，清政府開始着手實行嚴格的反間諜行動。不久，川畑丈之助、楠內有次郎、福原林平、山崎羔三郎、鍾崎三郎、藤崎秀等間諜先後在北京、上海、大連被抓獲。但是，清政府的後知後覺，還是爲時晚矣，侵略者的間諜網已經無孔不入，這也從一個方面決定了老大帝國被動挨打的悲慘命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