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塘沽協定》的簽訂，標誌着長城抗戰的最終失敗。長城抗戰失敗的首要原因，在於國民政府繼續奉行了對日妥協政策。日軍進犯熱河後，國民政府雖繼續了一二八時期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政策，實質上外面抵抗，心向交涉，以抵抗作爲利於交涉的籌碼。1933年3月，蔣介石調集了50萬兵力發動的對江西中央蘇區的第四次“圍剿”剛剛失敗，正坐鎮南昌，忙於整頓、調集重兵，以圖再戰。日軍正是利用此，纔敢於以相對不多的兵力挑起戰爭。蔣介石雖兩次赴華北進行佈置，但他多次表示，要以現有兵力盡力抵抗，不能希望再增加援軍，調兵增援是無法辦到的。汪精衛兼任外長後，鼓吹對日談判，與蔣介石不謀而合。國民政府終於轉向“一面交涉”，斷送了廣大抗日將士長城浴血抗戰的戰果。
長城抗戰失敗的第二個原因，在於國民政府不圖自立自強，一味寄希望於國聯及西方大國的干預。日軍侵犯熱河之始，國聯及西方大國當即採取了強硬立場，中國也一再呼籲國聯及各大國實施對日製裁。但面對日本的蠻橫獨行，西方列強一時束手無策，除以言詞繼續顯示強硬立場外，未能採取有效約束日本的有力行動。國民政府的“希望”亦自然落空。
長城抗戰失敗的第三個原因，是單純防禦的軍事戰略。當時，中日雙方的軍事差距是明顯的，日軍一個齊裝滿員的師團即有3萬餘人，其總兵力雖不佔優勢，但武器佔盡優勢，飛機、重炮、裝甲車乃至軍艦一應俱全。中國守軍雖番號衆多，但齊裝滿員者不多，如第29軍3個師合計爲22000餘人，一部留守陽泉等地，開赴華北前線的僅15000餘人;齊裝者更少，該軍三分之一的槍械爲老毛瑟槍，還有三分之一竟是軍械所以舊槍械拼裝製造的，重武器尤其缺乏。(《從九一八到七七事變》，第447頁。)與日軍進行陣地攻防戰，中國守軍被敵重兵器殺傷甚衆。不過，當時中國軍隊並非沒有優勢可言，作戰過程中日軍最擔心的是：“日軍補給線通過艱難的熱河省，易於斷絕。”(《日本軍國主義侵華資料長編——(大本營陸軍部)摘譯》(上)，第225頁。)而中國軍隊只是一味防禦，未能實施機動作戰，深入敵後，切斷敵後勤補給線，困斃日軍，逆轉戰局。特別是在兩軍對峙，日軍戰力一度殆盡之際，坐失戰機，致使日軍從容補給，發動了第三階段攻勢。
長城抗戰雖然以失敗告終，但中國愛國官兵表現出的英勇作戰、不懼犧牲精神，尤其是第29軍喜峯口的苦戰及第17軍在南天門一帶的血戰，都是“最悲壯的犧牲”，(李雲漢編：《抗戰前華北政局史料》，第245頁。)極大地鼓舞了全國人民的抗日熱情和信心，挫敗了日軍的囂張氣焰。傅作義在奉命後撤時，曾對何應欽說：“只有敵軍先撤，我們才能撤。我們決不在敵人火力下撤退。”(《從九一八到七七事變》，第508頁。)長城抗戰發揚了中華民族愛國主義的光榮傳統，顯示了中國人民與敵人血戰到底的英雄氣概。
